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改革，不僅在20年間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而且廣泛而快速的經濟結構變革，也引起了社會的變化。同時伴隨著高速度帶來的不均衡。一部分地區、部門、人口的收入急劇增加；而另一部分地區、部門，由於地域上的差異，發展較慢，由此引起了國民收入的差異。而且這將是社會安定的絆腳石。社會發展的速度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或者説人們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而人們並不是都能積極地去適應這些變化。政治改革的艱巨也加劇著社會的不安定。結果，追求快速發展和收益引起了環境污染，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的實現都是以對生態資源的過量消費為代價的。

    中國的改革，在關注人們物質生活水準提高與否的同時，還面臨許多新的課題。例如：失業率上升、收入差異拉大、社會不平等激化、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弱勢人群（主要是窮人、病人、老年人、女性、失業者）的出現等等。這些問題根源於改革，可見改革不是無償的、也要付出代價。80年代改革初期貧困人口一度大幅減少，人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然而90年代後，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不可能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社會上弱勢群體比例不大（1%），但其絕對數量卻使之成為不容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果不解決他們的問題，將會直接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騰飛，實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持續高速度增長。像中國這種人口多、面積廣、經濟落後的大國實在是十分難能可貴。中國國情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地域間差異大、且發展不平衡。中國，作為世界上自然地理、經濟社會、人口資源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其差異集中體現在東西部（即沿海和內陸）發展水準的差異上。南北發展水準雖相差不多，但結構上的差異都很大。改革以來，中國各地間發展的不平衡愈演愈烈。這也是現代經濟發展中難以避免的社會現象。

    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各省間的不平等在擴大。進入90代，它們的地區差距迅速拉大。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地區差異距最大的國家。各省間的貧富差距，不僅體現在每人平均GDP的數值上，還滲透于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中國富裕省份同落後的省份間的差距如同歐洲先進國家同最貧窮的國家的差距，不僅是地區差距，還有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國民收入的差距、男女收入差距等。這些差距互相交錯、互為連動。

    地區的發展水準與當地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發展落後的省區大多地勢複雜、耕地少、氣候乾燥、寒冷、距大城市和國際市場較遠、基礎設施不齊全，而且教育水準、科技水準、管理水準都較低，而生産和投資成本又高。改革初期，內陸與沿海的地區差距一度縮小，城市與農村差距也不明顯。然而進入80年代中期，差距開始形成，直到現在，這一差距的加速度仍呈上升勢頭。

    除了自然條件之外，還有以下幾個要素：

    第一，中央政府向地方調集資金的扶貧政策力度的變化。1978年以前，中央政府享有財政調度的核心支配權，能夠大量從富裕省份調撥扶貧款。改革後，財政權力下放到地方，中央的財政支配權削弱不少。自1990年至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緊張的財政狀況使中央無力對各地的資金進行再分配。於是，地區間差距越來越大。

    第二，對沿海地區的經濟優惠政策正是對內陸地區的“歧視”，這也是地區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政府的公共政策有這樣兩點：

    ①“最大值最大化”原則。給予落後地區最大限度的優惠政策，使這些地區和人先富起來；

    ②“最小值最大化”原則。給予落後地區最大限度的優惠政策，以使其早日脫貧。

    前者是不平等的政策，後者是平等政策，但主導地區發展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①。貫徹政策①，使三億人口的沿海地區迅速發展起來，極大地提高了全國的GDP水準，同時激化著地區差距。人們大多只看到了政策①的積極作用而忽視了它的負面影響。90年代後，負作用的影響超過了積極作用，到了不能不正視、不能不進行政策調整的時候了。1995年9月，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了“堅持地區間協調發展，縮小地區差距”的方針，開始取消對沿海地區的競爭政策。政府還向內陸地區調撥大量資金，進行設備投資、擴大人力資源的活用，內陸貧困人口有所減少。

    今後中國各地區的發展目標最好能遵循以下三個步驟：

    1、控制東西差距，加快內陸經濟發展、改變落後地區的現狀，尤其是改善落後的教育、衛生、計劃生育、農村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的落後現狀。

    2、消除東西部間的隔閡，特別要縮小每人平均GDP和個人收入的差距。

    3、縮小沿海與內陸地區間主要經濟指標的差異、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日本《世界》2001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