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在中國農村基層組織推廣之後，作為中國城市基層組織的居民委員會也開始啟動直接選舉。隨著中國社會改革的推進和老齡化時代的到來，直接選舉可以説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自然趨勢。直接選舉範圍的擴大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邁出的又一大步。在此文中，將向讀者介紹上海市試行一年多來直接選舉和居委會的情況。

    下崗工人當選主任

    星期天早上八點半，上海一個住宅小區的體育館裏聚集了小區居民2000多人。在國歌聲中，雁蕩小區居民委員會主任和委員的直接選舉開始了。

    根據自薦和他薦等方式報名參加競選主任職位的有14人，希望競選只有12個名額的委員職位的報名者則多達98人。經過居民代表大會的討論，最終決定了兩名主任候選人和14名委員候選人。投票人在集中聽取了錄音機裏錄下的候選人競選演講和個人簡歷之後，投下了自己的一票。這次選舉中共有選民5787人，經過廣泛的宣傳和動員，選舉投票率達到了99.43%，充分展現了居民們參與選舉的熱情。

    當選為主任的張啟梅今年47歲，曾是一名下崗工人。她原在一家國有企業任家電技術員，1992年下崗回家後，一直在一家個體經營的商店裏打工。自從去年成為居委會工作人員之後，她的工作受到了小區居民的好評。

    距離雁蕩小區不遠的長樂小區的居委會主任的選舉中當選的陸磊陽（44歲）也有相似的經歷。三年前她從國營棉紡廠辭職後，進入了一傢俬營企業工作。同樣，巨鹿小區居委會主任候選人、50歲的謝明珠也是在三年前從一所幼兒園退休回家。以下崗為起點，如今她們已從生活的陰影中走了出來，精神抖擻地邁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從“管理”到“服務”

    對於實行直接選舉前的居民委員會，雁蕩小區的居民們沒有好感，他們認為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如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委員會”。

    23歲的任立晨是巨鹿小區居委會的委員，對於這次直接選舉的意義，她向記者這樣説明：“要通過選舉選出富有服務精神、值得信賴的人來為廣大居民服務。要將（居委會）從管理居民的組織變為為居民服務的組織。”任立晨畢業于一所名牌大學，曾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了5個月，辭職後她進入了街道辦事處工作，並義務擔任了居委會的委員。她強調説：“如今的時代已不應該由企業來負責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生，這種社會性職責應當轉由社會和地方來承擔。社區的發展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

    現在，社區中的一大工作是揭批“法輪功”。此外，對於未能關懷照顧好社區退休者的生活這一工作中的不足，居委會也作了反省，並積極組織起了健康體操、文藝演出等社區團體，還通過組織社會參觀等多種多樣的活動來豐富社區居民的生活。

    “黨員比例佔7成”

    記者注意到，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們都強調了這樣一句話：“共産黨是領導核心”。之所以這麼説，只要從居委會主任和委員中黨員的比例來看，即可一目了然。記者採訪的三個小區的居委會幹部中，分別有黨員11、13和12人，佔總人數的70%左右。從中可以看出黨對於基層組織的重視。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説，如果黨不注意處理好黨的領導權和居民自治權的關係的話，則可能導致兩者間産生矛盾。

    記者在投票現場採訪居民們對於直接選舉的感想時，深深感受到了居民意識上發生的變化。有的居民這樣表示：“隨著居民主人翁意識的增強，也應該能夠發揮監督黨的領導的作用。”“希望今後能夠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甚至也能考慮將之用於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之中。但是，不希望（中國）出現像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的那種混亂局面。”

    居委會的現狀

    ——採訪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謝黎明

    迎來改選期（任期三年）的上海市的2800個居民委員會的選舉已經宣告結束。雖然其中大部分還是採用了由居民代表投票的間接選舉制，但在一部分地區作為試驗，成功實行了由18歲以上居民全體投票的直接選舉制。

    根據1998年修改後的相關法律，在中國農村地區已經全面實施了村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但由於城市流動人口多等因素的存在，城市中的直接選舉則相對滯後。因此法律中暫時規定直接、間接選舉都可以實行。但是，要普及直接選舉，首先就需要修改相關法律。

    上海市計劃在三年內實現所有居委會的直接選舉。而在全國範圍內預計要花費十年左右的時間。加快基層民主選舉的步伐是時代的必然趨勢，這同時也體現著法治主義的精神。

    所謂“社區”，是從國外引入的新詞。其概念暫且不論，但在提高居民的一體感和歸屬意識上，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如果社區的活動能夠辦得更加有聲有色的話，相信對於“法輪功”等問題的處理也會更加容易。

    在最近的選舉中，居委會成員的構成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居委會工作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中老年婦女的工作，但現在的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平均年齡小了10歲，實現了年輕化。男性也增加了四分之一，黨員約佔一半左右。

    居民委員會：中國城市的最基層組織，相當於日本的町內會。最初是作為擔負居民公共福利、政府政策宣傳、集中民意等職能的居民自治組織而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在從企業為中心的社會向重視地域社會的變化過程中，居委會的自治職能再次得到了增強，居委會的直接選舉就是適應其內外民主化要求的産物。

    日本《朝日新聞》200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