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近幾個月以來中國的電視劇製作,更多人開始意識到那種長期佔據西方國家電視頻道日間節目板塊的感性化製作理念正悄無聲息地感染著這個市場。痛苦的妻子聲淚俱下地指責丈夫的不忠;年輕的單親母親感人肺腑地述説著獨力撫養孩子的艱辛;眾多的中國電視觀眾開始習慣於接觸螢幕上的愛情悲劇、離婚糾葛甚至包括其中的暴力因素。
這場關於婚姻和愛情的“感冒”事出有因。其中部分原因在於中國政府不久前拋出婚姻法修改建議。這個將改變過去20年一直沿用的舊婚姻法的新提案一齣臺,立刻引起了熱烈的公眾爭論。
“現在,對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説,關於婚姻和愛情的話題並不算特別敏感,人們都樂意公開地表達自己的個人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婚姻和家庭問題研究員李銀河如是説。在她看來,整個事件中最讓人鼓舞的是隨著新法案的逐步成形,平凡的中國人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參與了國家的立法過程。
誠然,這場就新版婚姻法展開的討論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他們能公開討論一些很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絕對隱私的情感問題。而這種討論也反映了,隨著中國的開放程度進一步加深,其國民意識也越來越顯示出了一個現代國傢具有的特徵。
舊的中國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正式生效。80年代初期,政府對該法案進行了適合當時國情的調整。從那時起,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其社會群體意識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在所有中國社會變化之中,離婚率的不斷攀升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979年,中國大陸的離婚率為3%;到了1997年,這一比率已經上升到了13%。在多數的大城市,離婚率超過了20%。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中國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考慮修改婚姻法。
在修改婚姻法所引發的所有爭論之中,最引人爭議的話題要算新婚姻法規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通姦。偶爾的不貞是否應該被等同於“包二奶”?國家立法是否應該將之歸為自己的管轄範圍之內?立法機關之所以將這一問題列為議題,原因在於為數不少的腐敗官員和富有商人明目張膽地“包”情人。新婚姻法起草委員會的一名女性成員告訴筆者説:“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覺得,只要有錢就能夠為所欲為。所以他們在外有情人,有時還公然將所謂的‘二奶’帶回家。”
最近,中國一系列牽涉高級官員和其情婦勾結犯案的高額貪污案件引起了巨大的公眾反感。其中最新的一個案例是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現在正在候審的李被指控為從不法走私犯處收受鉅額賄賂,其情婦也被指控從至少一名惡名昭彰的走私犯那裏收受了大量賄款。
早在1998年,發達的中國南部沿海城市廣東就已經推出了一項引起了全國各地媒體廣泛爭論的專門規定。該法規明文規定“包二奶”的行為應被視為重婚(2000年,該規定已經獲准生效)。從廣東省的做法中得到啟發,一部分法學專家提出新的婚姻法中應該包括關於通姦的明文規定。規定應明確:夫妻雙方應該負有對對方忠誠的責任,一旦某一方違背了這種義務,另一方應該有權向公安機關請求幫助,以“消除”産生的矛盾。
這一建議一經提出,全國上下,議論之聲立刻沸沸颺颺,其中既有反對意見,卻也不乏支援的論點。在今年一月出臺的新婚姻法草案中,該建議並沒有得到體現。草案中僅輕描淡寫地寫到:“夫妻雙方應該互相扶持並對對方忠誠”。
社會學家李銀河支援草案所持的立場。她認為,建議在婚姻法中加入關於通姦罪的提議不符合現代國家的立法理念。“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後退,通姦罪實際是一種相當原始的法規。只有伊斯蘭國家以及一些相對落後的國家才會法定通姦有罪。”
她還補充説,要在中國實行類似法規的願望實際上是不現實的。據調查,大約有20%到30%的已婚中國人在不同程度上有外遇經驗。“當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都面臨著類似問題,單純讓警方來施行硬性的法律規定是非常不現實的。”兩性之間的忠誠充其量只是一紙“道德宣言”,而不能作為一條法律來約束人們。
對李銀河而言,這場關於婚姻法與通姦的爭論給大部分中國人上了意義重大的一堂課。它向人們表明瞭一個簡單事實,那就是法律的權利是有限的。“有一些人的行為確實讓大部分有道德的人難以接受,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法律並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李銀河還指出,這次爭論也同時反映出了一個重要的理念:一個國家的政府應該盡可能少地干預人們的私生活,而不是盡可能多地擴大管轄範圍。“如果政府連人們的性生活這樣隱私的問題都要插手進行限制的話,那這個政府的權利就過大了”。
一月出臺的婚姻法草案仍然包括了一些針對事實“婚外同居”以及偕情人回家居住的懲罰性規定。在草案第46條中明文規定,除了剛才提到的兩項,另外還包括重婚、家庭暴力以及拋棄,無辜受損害的一方都有權利向法院提出起訴要求賠償。
不僅如此,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著名的研究員許安啟(音譯)繼續呼籲有關部門應該在草案第46條所表述的應受懲罰的行為中加入“一夜情”。“那些違背了自己婚姻責任的人應該對違背婚姻許諾而付出必要的代價,”許安啟二月份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應該補償自己的婚姻對象。否則,離婚自由就會被那些對婚姻缺乏責任感,有時甚至是道德淪喪的人所利用。”
除了涉及到忠貞之外,新的婚姻法草案還涵蓋了其他許多方面。其中許多新規定都反映了提倡保護婦女權益者們的意願。舉個例子來説,法案明確反對各種形式的家庭暴力行為,而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是直到90年代中期才逐步升級的。另外,新法草案還確保了夫妻雙方享有同等工作、學習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並禁止任何一方以任何理由阻撓另一方行使上述權利。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説至關重要的是,新的婚姻法草案第一次明確陳述了合法離婚的各種理由。其中包括家庭暴力、拋棄、賭博、吸毒成癮以及兩年以上事實分居。而在1980年版的婚姻法中,涉及離婚理由的部分僅是一句簡要的“感情破裂”。新草案還特別明確了離婚協議達成之後,那一部分財産將作為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産而被合理分配。此外,新法還確保了離婚之後夫妻雙方對其子女的探視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關於新婚姻法內容的爭論過程之中,並沒有人公開提出婚姻法應該對現行的婚姻行政程式進行修改。目前在中國,如果兩個人決定要結為夫妻,男女雙方應首先要求其各自所在的單位提供一份證實該職工尚屬單身的證明。經過婚前體檢之後,申請雙方應該親自到當地的政府結婚登記處填寫一份表格。登記處的辦事人員將兩人的照片貼在一分結婚證明上,並給這份證書蓋政府的專門的紅印章。結婚登記的程式宣告結束——這對男女就正式結為夫妻。當然,按照傳統,絕大多數中國的新婚夫婦還將為自己的結合舉行儀式(部分結婚典禮還相當隆重奢華),但在這種儀式的過程中,新郎新娘通常不會為了相互的支援和忠誠而起誓。
“當我們在起草新法案的時候,有人曾經建議我們考慮在草案中加入關於結婚典禮的內容,”一位法案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如是説,“但另外一些人表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舉辦結婚儀式,這怎麼能夠作為強制內容加入法案呢?所以我們否決了該建議。”
是否要在新法案中加入關於結婚典禮的內容並未在社會上引起多大的爭議,但關於其他一些新內容的增添問題確實引起了不少的關注。儘管討論之後也並沒有多少內容真的被加入了新的法案,但是這些問題引起公眾關注的這一事實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義。當全國人大的立法成員就新法案的某些方面向李銀河徵求意見時,李利用這一機會提出中國應當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法案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儘管對待這一建議的反映十分冷淡,李仍然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合理的建議。“當時就有人質問我,為什麼在許多西方國家還沒有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情況下,中國應該通過這樣的法規?”李回憶道,“的確,我的建議得到通過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我覺得,作為立法者,我們應該有所作為。中國同性戀者的呼聲實在太弱了。”
《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