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們很緊張。他們是一些到日本來揭露那些久遠的和十惡不赦的罪惡的陌生人。他們身體僵硬，慢慢地走向法庭的證人席上。他們花了六十年才到達這裡。

    但慢慢地，他們釋放出了充滿恐怖記憶的一生的憤怒。他們告訴日本法庭關於他們的親屬的情況。他們的親人是日本細菌戰的犧牲品，是仍舊沒有被懲罰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醫學試驗部隊試驗的目標。

    他們講述了1941年到1942年日本皇家軍隊“731部隊”散佈的黑死病是如何從一個村子傳播到另一個村子的，是如何由於人們參加了受害者葬禮回家後導致了一個又一個的死亡，是如何傳播到參加婚禮的八歲大的丁德旺（音譯）的父親的，又是如何讓他在兩天后渾身抽搐而身體永遠變成令人討厭的黑顏色的。

    “他在死之前無法對我説任何話，”現在已經六十八歲的丁先生説道，“他能做的只是看著我，哭泣。”

    丁先生和其他三個證人對著幾乎沒有什麼聽眾的法庭講述了他們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他們是由180名原告組成的訴訟團的一部分。他們聲稱，那些由臭名昭著的醫學實驗部隊進行的反人類罪沒有被承認，更沒有被懲罰。

    這起訴訟是1997年提起的，它在日本國內幾乎無人關注。訴訟獲勝的機會很小；由於法庭進展的緩慢，它的影響也越來越小了。法庭上只有五個聽訴的人；估計直到今年年底都不會有什麼法庭決議。

    但最使原告們惱火的是日本政府對指控發表的評論。面對成堆的證據，日本政府堅持説，他們不知道那個部隊在戰爭年代曾做過什麼。

    “戰爭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日本政府還沒有承認‘731部隊’的存在和他們進行的實驗，更沒有道歉，”原告的代理律師惠一郎説，“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的殘酷程度和納粹所幹過的完全一樣。”

    日本還沒有充分地面對它戰時對朝鮮、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侵略，這就是為什麼亞洲這些國家仍然保留著對日本的憤恨。

    一些最野蠻的行為都和駐在中國東北的“731部隊”有關。這支部隊對成千上萬的人進行各種各樣的醫學實驗。他們試驗和發展了生物武器，傳播淋巴腺鼠疫、霍亂和斑疹傷寒病菌。中國政府説，各種疾病導致了27萬人的死亡。

    惠一郎和許多日本學者都加入了中國的原告訴訟團，因為他們怕日本歷史學家將把這支部隊的罪行從歷史紀錄中永遠抹去。

    “在日本，有一個很強大的反動歷史學者組織,”慶應義墅大學教授松村先生加入了訴訟，“他們試圖向年輕一代教授否定日本歷史罪行的聞所未聞的歷史哲學。”

    日本文部省在1965年命令教科書的作者刪去涉及“731部隊”——以及關於侵略中國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因為“沒有可靠的學者的研究”來確認它們。這個命令導致了一場32年的法律鬥爭，結果是日本最高法院認為文部省是錯的。

    “即便如果我們沒有贏得這場官司，但通過參與和將這場訴訟整理成檔案，許多歷史事實將會被揭露出來，事實將會明朗，”松村先生説道。

    對於這場審判中的中國證人，“不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人民都沒有權利去侵犯我們的生活,”由於鼠疫而失去了15位親屬的71歲的退休市政工人周弘根（音譯）這樣説。

    “日本政府對我們犯下了罪行，”他上星期在法庭上説，“難道他們不應該對我們負責嗎？這就是我從中國來到日本的原因。”

    這個案件是全世界範圍內對歷史尋求法律補償的大趨勢的一部分。在全世界都有日本戰爭時代行為的犧牲者提出索賠。但在日本法庭，他們的要求始終被駁回。

    政府方面的代理律師對法庭上的證詞不加辯駁，聲稱沒有人對這個案子有法律管轄權。但是原告們感到很振奮，因為東京地區法院沒有把這個案件扔在一邊。

    “通過這次審判，關於‘731部隊’進行的人類殘害的全部場景和重要描述都被揭露出來了。”東京立教大學的上田先生説。

    政府不得不承認幾十年前這個部隊的存在，但是它仍然拒絕承認這支部隊的所作所為。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或文件證明那些試驗發生的地點，”日本外務省中國司的一名官員説，“我們不能清楚地確認‘731部隊’曾做過什麼事。”

    這種解釋與歷史學家和記者們辛辛苦苦地積累的證據以及法庭上生動的證詞相矛盾。現年76歲的義雄15歲時在“731部隊”幹雜活，他去年11月時證實他曾幫助準備生物武器，也曾目睹了對人類戰俘的活體實驗。

    義雄先生説，他曾幫助在老鼠身上培養跳蚤——然後用一個在三樓房間裏精心設計的裝置把跳蚤瓶裝起來。這些跳蚤已經被瘟疫感染，把它們和小麥混在一起向中國的幾個平民地區空投，以引來作為鼠疫病菌載體的老鼠。

    義雄先生説，他還幫助過醫生們向犯人身上注射淋巴腺鼠疫，然後把這些犯人用刀切割以觀察這種疾病的效果。

    《華盛頓郵報》200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