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9年7月中國領導人決定取締“法輪功”這一邪教組織以來，中國政府應該説已經取得了宣傳鬥爭的勝利。但是，要徹底肅清“法輪功”的影響，現階段的局勢還依然十分嚴峻。

    今年1月23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七人自焚事件（注：兩人未遂）深刻地告誡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法輪功”真的是一種極具危險的邪教，就像中國政府多次強調的一樣，它會給所有的信教徒帶來致命的打擊。

    1月30號，中國中央電視臺相繼播出了“法輪功”癡迷者自焚的新聞和錄影，可以説是驚心動魄，慘不忍睹。現場目睹這一切的群眾都紛紛表示出痛心和極大的憤慨。媒體稱，“法輪功”對人的危害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它可以讓一個充滿母愛的媽媽親手把自己12歲的女兒推向死亡。也許有人會説這些都是假的，是偽造的；也許李洪志會説，他根本就沒有讓練功者自殺，或是否認自焚者與“法輪功”的關係，但是無論如何，中國政府已經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不管“法輪功”的信條是什麼，它就是一種讓人們發瘋的邪教。

    自一月份以來，中國政府試圖通過收視率極高的電視節目《焦點訪談》來告誡人們“法輪功”的危害，並且證明其為邪教。政府這一行為不僅成功地挽救了許多被“法輪功”蒙蔽的練習者，還為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掃除了一大障礙。同時，取締“法輪功”也為中國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現經濟和政治上的自由和改革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看起來在對待“法輪功”的問題上，前景很樂觀，但是許多深層次的、不易發現的問題還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經被一種“精神市場”所完全地充斥著。毛澤東思想，共産主義思想深入到千家萬戶。人們帶著毛主席的像章，手捧著紅寶書，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可以説到了極為瘋狂的地步。但是，現在這種精神狀況已經漸漸消失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國老一輩的領導人認識到，隨著市場經濟的運作，實利主義正動搖著中國傳統的共産主義信條和框架。他們希望在引進現代化的設備的同時能夠摒棄資本主義的思想。中國領導人後來發展經濟，不過分注重意識形態的主張是正確的，有現實意義的。但是這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倫理意識方面的紛爭。

    中國共産黨在五十年代所提出的新的道德標準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反儒家思想的最終成果。在“五四運動”中，一些像胡適一樣的自由派、無黨派的知識分子譴責了中國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半殖民地文化。人們似乎都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一時之間同志間的友愛成為社會的主旋律。而這種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紀。作為反對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墨子，提出一種新的道德理論，就是要在人們之間建立起超越血緣關係的精神上的兄弟關係。

    “法輪功”自稱是建立在道家和佛家理論基礎上的，但是卻遠遠偏離了宗教的方向，更不用説儒家思想模式是否對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了。

    另外，中國社會的運作是以國家所有部門下屬的單位為手段的。這些單位最終要對個人的行為負責。國家部門並不直接處理個人的問題和矛盾。在中國這個正經歷著新型的現代化變遷的國家裏，出現了一大批不受單位束縛的自由的個人群體，政府也正盡力分開生産和管理的責任，做到政企分開，權責分明。但是，在短時間裏，單位仍然掌握政府管理社會的主要權力。

    這就出現了兩種社會體制：一種是把重點放在固有的現狀中，仍然維持單位的作用和地位；而另一種是極具個人化的體制，強調個人的作用，並且不受權勢部門體制的約束。

    在轉變過程中，如何處理西方價值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差異就顯得至關重要。與許多國外人們的想法不同的是，中國現階段的價值體系不再是儒家學派，而是建立在共産主義的基礎上的，這就和具有明顯西方特徵的現代化進程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因此，這就使得中國對於各種宗教界定了限定範圍，其中包括西方宗教，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兩難的境地。

    也許中國要花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宗教系統，並且以有效的方式來保證這一系統的運作。中國也需要對國家部門做出結構上的改革，完善其法律系統。“法輪功”問題無疑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大挑戰，中國社會一定要想辦法徹底解決。

    值得一提的是，“法輪功”事件引起了那些幻想著新儒家思想的東南亞國家的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事實證明，沒有依據這種思想，中國社會也運作得十分成功。所以説，回到以前是不切實際也是沒有可能的。

    《亞洲週刊》200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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