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量的優秀人才正在跨越國境，流向海外。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沿著“中國——新加坡——美國”這樣一條路線走上了“知識移民”的道路。

     赴美留學熱升溫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的統計，１９９９年度全世界在美國大學中留學的人數為５１.8萬人。這些年來該人數以年均２－５％的速度遞增。按國別來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每年以平均７－１０％的速度增長，去年已超過日本留學生人數成為世界第一，達到了５.5萬人。如果再算上香港和台灣的人數，中國人遠遠超過歐洲所有留學生的人數。以地區來看，亞洲人就佔了５４％。

    如果以新加坡每一萬人中有１４人赴美留學計算，這一數字是日本的４倍，與台灣、香港的比率大致相當，從中不難看出重視教育的儒家文化的影響。

    政府引導

    “學費全免，獎學金每月６００新加坡元”。聽到新加坡教育部職員這樣的説明，教室裏集中的５０名學生一下子就挺直了身子。此外，去新加坡留學購買電腦的費用也可以無息貸款。新加坡可真是慷慨大方。

    來自中國東北地區吉林省的郝有銘（２２歲，音譯）在經歷過一天學習１６個小時的拼搏後於三年前考進了中國最知名大學之一的清華大學。但考入這所也是中國總理朱鎔基的母校後不久，他聽到了以上的介紹，於是心動了。“當時既抱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想法，也希望能夠學習自己喜愛的電腦專業。”他就這樣下定決心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

    新加坡政府正在中國各地的一流大學中招收“高才生”，吸引他們去本國留學，目的在於確保本國資訊技術産業的中堅力量。該國希望到２１世紀中期使本國人口從現在的４００萬增加到５５０萬。由於出生率的低下，該國自然把目光瞄準了擁有較高教育水準的“知識移民”的身上。

    郝有銘在接受了智商測試、英語考試和面試之後，進入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電子電腦係。入學後，他每日因為忙於編程而在圖書館學習到夜裏很晚。

     嚴酷競爭

    在新加坡留學生中成績優秀者還可去美國繼續深造。

    來自浙江省的張偉娜（２３歲，音譯）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經營係留學，並在６５０人中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在去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她成為了經營係金融財政學的講師。但隨後她被勸説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並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研究生院提出了入學申請，費用全部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承擔，但作為交換條件是要求她在畢業後回該校工作。

    張偉娜在得知能去新加坡留學是在入大學後第５個月。當時參加考試的９７人之中通過智商測驗的只有３０人。雖然她希望學習理工科，但覺得“女生可以選擇的只有經營專業”而開始學習經營學。

    當時，張偉娜在和家鄉的親人商量後，家人也都十分贊同她去新加坡留學。可是入學後的生活又怎樣呢？她回答道：“並非都是好事。”她説道：“最初是每天八小時的英語強化。在嚴酷和孤獨中甚至起了自殺的念頭。入學後如果丟掉兩個學分，獎學金就會被停止。”

    留學生學習的專業被限于電腦科學、生命科學和工學，而且還附有“畢業後六年內在新加坡工作”的條件。儘管如此，在１９９２年開始“網羅”時有約７０人，而到了去年增加到了３２２人赴新加坡留學。

     “踏板”

    但是，對許多“高才生”來説新加坡只不過是一塊“踏板”。３４歲的蔣亞林（音譯）曾是上海復旦大學的講師，幾年間他的學生都陸續赴美留學去了。他感嘆道：“學生都走了，似乎整個教室都去了美國，只剩下了自己。”

    六年前，蔣亞林得知新加坡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在招人，他去應聘了。研究所實驗設備齊全，而且還負擔全部赴海外的差旅費。他去了新加坡，生活很滿意。一旦決定了定居之後他在新加坡買下了一套住宅。

    可他為何又離開了新加坡呢？這要説到先於他到美國留學的、同為生物學者的妻子給他的一個電話。妻子在電話中勸他：“你來美國學習電腦吧。”由於是不同的領域使得蔣亞林感到迷惑。但妻子的話“在這兒即使是從頭學起也能找到好工作”使他打消了疑慮。

    於是他來到美國，進入妻子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學留學，與妻子一起取得了碩士學位。大約一年前，他們夫婦倆和一歲的女兒搬到了美國西海岸的一個城市居住，並各自找到了工作。蔣亞林在從事開發解讀人類基因組的程式，時常也和妻子一起討論實驗的方法等問題，他還是沒有離開生物學。

    他現在的收入比在上海時高十多倍，以前的自行車也換成了豐田汽車。女兒瑪琪雖然起了中國名，但由於“這兒是美國”而沒有使用。但是，去年夏天妻子的父母來到了美國，他們表示“不想讓孩子在美國式的環境下成長”，從而開始教外孫女念中文圖畫書，並帶孩子早上一起練太極拳。

    從上海到新加坡，再到美國。對於這段經歷，蔣亞林表示：“無論是美國還是新加坡，我沒有在意所居住的國家，只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承認。”

    日本《朝日新聞》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