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朱鎔基公開承諾“以3年為限的國有企業、金融制度、行政機構三大改革”到今年底迎來了曙光。以沿海地區為中心，幾年來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獲得了較大進展。但另一方面，稱大規模地裁減人員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之類的批評也很強烈。在此將改革的現狀作一個介紹。

    沿海地區

    在朱鎔基總理髮出改革號令的三年前，江蘇省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熊貓電子集團正為赤字所苦惱。

    作為生産收音機和軍事無線設備的該企業有著64年的歷史，當時由於供給過剩引起了降價競爭，該企業也被捲入其中。作為主要産品的彩電、VCD機和尋呼機的銷售都陷入了困境，1998年的赤字額達到了5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加了六成。

    熊貓集團的朱立鋒副總經理對此表示：“在市場經濟的進程之中，競爭意識的轉換還顯得不夠。”在改革中，企業管理經營決策層進一步年輕化，其中半數六人更加年輕，集團職工總人數也從8000人減到了6000人。在生産項目上，集團與瑞典的通信器材公司愛立信合作，使業務向手機通信設備、工廠自動化設備等領域發展，在去年下半年企業實現了扭虧為盈。展望前景，朱立鋒表示：“希望加強與外資的合作，並採取措施迎接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熊貓集團的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一個成功例子。

    而金融改革卻呈現出了和國企改革正相反的態勢。江蘇省的銀行整體所持有的不良債權和全國的平均水準幾乎持平，達到貸款總額的25%。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市分行的周忠明副行長坦率承認“受到了朱鎔基總理的批評。”不良債權的一部分，即400億元人民幣從各銀行被分離出來轉移到了資産管理公司手中。現在全國的國有企業不良債權總額達到了1萬億元人民幣，現有方針只能是穩步著手解決。

    銀行問題的關鍵在於監督體制的薄弱。據稱，就商業銀行來看，總行的管理未能顧及到分行，為中飽私囊分行行長經常隨意決定融資。各銀行雖然都制定了整頓赤字的計劃，但人員裁減遲遲難有進展。用周忠明副行長的話來説，“因為都是一向被認為最穩定的工作單位，所以裁員遇到的阻力也就最大。”看來金融改革還任重道遠。

    在南京市職業技術培訓中心為再就業而開設的進修教室，40歲的劉素琴和42歲的劉風雲正面對電腦而坐。兩人原來都是南京無線電三廠的工人，在一年前下崗，現在每月獲得的生活費只有230元。兩人表示：“為了找到新的工作最近開始了學習。”

    中心副主任周大奇向筆者説：“中心平時約有300人，家庭保姆、保安、動畫製作等都是免費授課。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給人們增加了緊迫感。”

     內陸地區

    貴州省貴陽市國有企業貴州輪胎廠的馬世春廠長向筆者説：“我們雖然想裁員，但地方政府不允許。”

    該企業現有職工4300人，“而按照國際標準只需2000人到2500人就足夠了。”工廠還有１５００人的退休職工的重負。貴州省的９０％是山區，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全國最低。該企業雖然是國內少數幾家輪胎廠之一，但去年的利潤比前一年減少了八成。馬廠長向筆者訴苦道，“雖然也想更換企業經營人員，但如果辭了一個人必然要涉及到許多社會關係，非常困難。”

    貴州省具有代表性的國有企業貴州鋁廠現有職工2.1萬人，退休職工也有6000人。工廠建有從幼兒園到短期大學的各類學校，職工子弟7000人在校學習。廠長殷毓符説道：“教育和醫療方面合計的經濟負擔達3000萬元。職工雖多，但不能下崗，否則會引起社會不穩定。”

    國有企業一向都是代替政府負責職工生活、培養子女和養老的“小社會”。朱鎔基改革的一大目標就是要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搞活企業。而在貴州省，計劃經濟時代的羈絆還嚴重殘存著。外資引進數目小，再就業機會少等都是內陸地區存在的嚴重問題。

    江西省南昌市的江鈴汽車廠生産的是小型卡車等商用車。按照國際標準，“只有達到年産400萬輛的標準才能生存。”而該廠年産2.4萬輛汽車。８０年代起該廠與美國福特合作開始生産全順商用車。

    孫敏廠長把希望寄託在“居住著８０％人口的農村”，期望在農村開拓新市場，但他現在卻為如何養活全廠7000職工而發愁。條件較差的內陸地區面臨著一大選擇：是設法引進外資生存下去，還是任企業自生自滅？

    朱總理：“讓民眾來打分”

    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盛華仁今年１２月１１日宣佈：“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三年擺脫困境的目標。”19９７年底呈現赤字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有６５９９家，根據今年一至十月的情況來看，仍然呈現赤字的企業還剩下２５０１家。

    截止９９年全國下崗職工總數達２５００萬人，其中有半數實現了再就業。有工作的城市職工總數近１.2億人，每人平均年收入８３４６元。下崗和領不到工資的城市職工有２１５５萬人，他們領到的每人平均年生活費只有１５５２元，情況嚴峻。

    再來看行政機構的改革和地方政府的重組。中央政府已經將４０個部委壓縮到２９個，公務員也減了一半。省級地方政府也從平均５５個部門減到了４０個，５４８萬職員也被精簡了一半。３１個省級地方政府中已有１３個地區完成改革，４個地區完成一半，其他地區也已著手改革。

    朱鎔基總理１１月面對《朝日新聞》記者的採訪時表示：“我在三年前記者招待會上公佈的目標已經基本完成。但並不是説三大目標已經全部完成，只是完成了三年的階段性目標。我還沒有勇氣給自己打分。到了年底由普通民眾來給我打分。”

     果斷的行動

    對於關係到中國經濟基礎的問題，朱鎔基總理並未回避，而是採取了果斷的行動謀求解決，就這點來説是值得讚賞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目標完成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追求數字”的情況還較嚴重，不可生搬硬套各項統計數據。當重新審視這一改革之時，由於根據“選擇與集中”大多數國有企業被採取了安樂死的方式，也許目前還難以看到改革的成果。

    金融方面的改革迅速向人們展示出了解決不良債權的一個框架，同時防止新的不良債權産生的體制也得以建立。相當於日本“國有鐵道民營化”的改革在中國商業銀行改革中得以實現。雖然取得的實質性成果尚不明顯，但如同日本的“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一樣，對從金融機構分離出來的不良債權還需要採取“花費時間、穩步前進”的處理方針。

    至於行政機構的改革，中央政府機關改革取得的成果人們已看在眼中，但這與日本的行政改革一樣，人們對於到底能把機構精簡到何種程度尚存疑問。對於類似前蘇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機關和其職能應下大力氣動手術，不僅企業，政府也不應置身於改革之外。中國政府還應向國民表現出徹底改革的這一決心。

    日本《朝日新聞》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