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頗留心外國人所寫的觀察研究中國的書,例如據《馬上支日記》1926年7月2日條,可知他購閱了日本人安岡秀夫的《從小説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並就此發了一通議論,其中且涉及美國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一書;7月4日日記繼續談這個問題,又涉及另一美國人威廉士的《中國》一書。到晚年,魯迅曾為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所著之《活中國的姿態》作序。魯迅説:“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不過他對某些外國觀察家研究家的信口開河甚至胡説八道,也曾給予痛快的駁斥。洋人的話也常常有誤,包括對中國説的好話。
非常慚愧,這一類書我讀得很少。近日偶然讀到一本美國傳教士麥高溫(?-1922)的《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時事出版社1998年版),為“西方視野裏的中國形象”小叢書之一種,快讀一過,覺得確實有些意思,其中論中國人愛講面子這一點,尤有啟發。
麥氏筆下的中國人乃是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中國人,那正是一個特別講究所謂面子的時代。麥高溫憑他在中國多年的觀察指出,中國人不單自己死要面子,還很顧及他人的面子,於是就出現了許多戲劇性的場面。作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講了一個故事,説某處的信徒要趕走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傳教士,悄悄地到他的上司那裏去告狀,當他們得知已決定將其人調到別處去以後,卻又公開作出種種姿態挽留其人,從而給他一個面子好讓他體面地滾蛋。麥高溫分析説:
“面子”的觀念遍及整個中國,人們總是把它同人類生活之外的許多東西相聯繫,總是謹慎小心而不使有失尊嚴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以致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
麥氏認為這體現中國人“古怪奇妙的思想”;但他又説,熱衷於“面子”同時也表現了中國人的幽默和善良,因為他們不僅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且往往顧及他人的面子。麥氏來華多年,對中國人態度很友好,他似乎也已大有顧及中國人面子的意思了。
魯迅先生曾經專門撰文(《且介亭雜文 説“面子”》)分析面子問題,他説外國人往往認為所謂面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而其實“面子”之有無,情況相當複雜,並且富於變化,這裡至少有兩種類型,一是“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相反地,如果“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情,就‘有面子’,或曰‘露臉’”。不管中國已經落後到什麼地步,清朝皇帝總還是上國天朝的真命天子,即使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得到許多好處的洋人仍是夷蠻、鬼子,而只要皇帝的架子沒有丟,守住原先那一條身份的界線,則面子就算保住了。另一種類型是“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麼,卻可以完全不管”。阿Q頭上“頗有幾處不知起于何時的癩瘡疤”,別人嘲笑他,他就想:“你還不配……”自己特有的這疤乃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
魯迅尚未提到為他人保全面子也正是自己有面子的一種表現,但這一條已似乎包括在做了超出臉面線以上之事的類型之中,能顧及他人的面子是難能可貴的,肯這樣做的人當然也就露了自己的臉,所以大有面子。
事實上這種“古怪奇妙”、爭取”有面子”的想法和做法,至今仍然相當活躍。為了顧全自己和他人的面子,人們顯得相當忙碌,然而許多是非優劣卻因此而變得混沌不明。面子是個好東西,你有我有大家有,連貪官冗官也都有,不讓他們“有失尊嚴”,這與其説是幽默和善良,不如説是糊塗和危險。(顧農)
《中華讀書報》200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