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利瑪竇誕辰450週年,也即他來華420週年;同時也是李贄逝世400週年。僅以此文紀念這兩位為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的學者。
明朝自洪武以降,歷經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至萬曆年間,雖然有張居正改革之舉,但也未能扭轉明朝衰亡的頹勢。明朝,上至皇帝,下到鄉紳,都沉溺于表面上的四海昇平,只知貪戀紙醉金迷的生活;絲毫沒有注意到努爾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李自成、張獻忠在陜北舉起星星之火。
也正是這一時期,兩個振聾發聵的聲音出現了。一位就是不遠千里,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利瑪竇,他帶來了西方的宗教、哲學和科學,使得中西文化第一次發生了實質性的接觸。另一位則是通過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走進大眾視野的李贄。李贄以他離經叛道的行為,作為一個異端出現在世人的面前。雖然他的著作屢被官府禁止,但是李贄的崇拜者仍然在私下刊刻他的作品,作品一齣,市面上便會出現洛陽紙貴的景象。連精明的書商也爭相把他的名字刻在不相干的書上,以此來促進書的銷量。
利瑪竇傳播天主教,從外部挑戰正統儒學的統治地位,李贄蔑視傳統的倫理道德,從內部試圖糾正宋明理學對孔子的誤讀。他們的所作所為引起了衛道士的反擊,使得萬馬齊喑的學術界泛起層層的漣漪。而就在這兩位傳統文化的挑戰者之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交往。
利瑪竇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中部的馬切拉塔城,1582年他奉耶穌會之命,來到澳門研習中國的語言和文獻,在與中國人的接觸中,他敏銳地意識到:只有同統治中國的儒學和士大夫尋求結合點,才能使天主教在中國生根發芽。為此,他穿上了長袍寬頻的儒服,努力學習儒家經典。幾年的光陰,利瑪竇不僅能熟練地運用漢語,還能引經據典與士大夫們談玄論道,同時他還引進西方的科學,使人耳目一新。這種作法贏得了士大夫對他的尊重,時人不稱其名,而呼之為“利夫子”。
遠在湖北的李贄也久聞利瑪竇的大名。在《續焚書》中,李贄這樣形容利瑪竇:凡我國的典籍無所不讀,于中國的學問也是多方求教,“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1599年利瑪竇北上來到南京。適逢李贄也作客於此。不肯輕易謁見達官顯貴的李贄,這一次不惜紆尊枉駕,親自登門拜訪利瑪竇。出於敬意,李贄送給利瑪竇兩把扇子,上面有他親筆所提的兩首小詩。兩人暢談宗教許久,但是李贄對於天主教只是説它是好的,不肯討論也不肯辯駁,對天主教持保留態度。他並未因此把外國學者和外國文化視之為洪水猛獸,一味排斥。李贄對利瑪竇所作的《交友論》倍加讚賞,命人謄錄了幾份,加上自己的按語,寄回湖北予以傳播。1600年,利瑪竇進北京朝覲萬曆皇帝,途經濟寧。在劉東星的主持下,兩人再次會面。這次談話持續了整整一天,不過主角是劉東星,兩人的交流未能再作更深一步的探討。在此之後,兩個人再未見面,而他們的生活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利瑪竇自1583年遷居肇慶之後,宋明理學的捍衛者們一直以各種理由阻止他傳教。利瑪竇每到一地,當地的士大夫便會與他展開激烈的辯論。1601年,利瑪竇衝破重重阻力,來到北京,向萬曆皇帝呈獻聖像、天主經、自鳴鐘、《坤輿萬國全圖》、西洋琴、三棱鏡等物品。這位中國化的“外國人”和他所帶來的“奇器”引起了萬曆皇帝的興趣,萬曆皇帝同意了他留居北京的請求。此後,利瑪竇在北京開堂設教,天主教開始在我國取得了合法的宣傳地位。象徐光啟、李之藻等士大夫先後加入了天主教。而李贄則為他的異端思想付出了慘痛代價。正統道學的支援者們視李贄為萬惡之源,以種種罪名奏劾他。1602年,76歲高齡的李贄鋃鐺入獄。在獄中,他呼侍者剃髮,趁其不備,奪刀自刎。
利瑪竇通過自己的重新詮釋,使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獲得了在中國傳教的權利。而李贄則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對當時僵化的儒學進行了猛烈地抨擊,希冀中國文化的再次涅槃,卻換來以身殉道的結局。我們不得不説,中國文化已經辨別不出危機的所在,再也不能自如地對自身進行矯正。張居正改革的失敗已經預示了這一切。直到兩個世紀後,當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國門的時候,中國的思想者才重新對中國文化進行認真地審視和反省。(沈一民)
《中華讀書報》200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