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洪武以降，歷經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至萬曆年間，雖然有張居正改革之舉，但也未能扭轉明朝衰亡的頹勢。明朝，上至皇帝，下到鄉紳，都沉溺于表面上的四海昇平，只知貪戀紙醉金迷的生活；絲毫沒有注意到努爾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李自成、張獻忠在陜北舉起星星之火。

    也正是這一時期，兩個振聾發聵的聲音出現了。一位就是不遠千里，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利瑪竇，他帶來了西方的宗教、哲學和科學，使得中西文化第一次發生了實質性的接觸。另一位則是通過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走進大眾視野的李贄。李贄以他離經叛道的行為，作為一個異端出現在世人的面前。雖然他的著作屢被官府禁止，但是李贄的崇拜者仍然在私下刊刻他的作品，作品一齣，市面上便會出現洛陽紙貴的景象。連精明的書商也爭相把他的名字刻在不相干的書上，以此來促進書的銷量。

    利瑪竇傳播天主教，從外部挑戰正統儒學的統治地位，李贄蔑視傳統的倫理道德，從內部試圖糾正宋明理學對孔子的誤讀。他們的所作所為引起了衛道士的反擊，使得萬馬齊喑的學術界泛起層層的漣漪。而就在這兩位傳統文化的挑戰者之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交往。

    利瑪竇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中部的馬切拉塔城，1582年他奉耶穌會之命，來到澳門研習中國的語言和文獻，在與中國人的接觸中，他敏銳地意識到：只有同統治中國的儒學和士大夫尋求結合點，才能使天主教在中國生根發芽。為此，他穿上了長袍寬頻的儒服，努力學習儒家經典。幾年的光陰，利瑪竇不僅能熟練地運用漢語，還能引經據典與士大夫們談玄論道，同時他還引進西方的科學，使人耳目一新。這種作法贏得了士大夫對他的尊重，時人不稱其名，而呼之為“利夫子”。

    遠在湖北的李贄也久聞利瑪竇的大名。在《續焚書》中，李贄這樣形容利瑪竇：凡我國的典籍無所不讀，于中國的學問也是多方求教，“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1599年利瑪竇北上來到南京。適逢李贄也作客於此。不肯輕易謁見達官顯貴的李贄，這一次不惜紆尊枉駕，親自登門拜訪利瑪竇。出於敬意，李贄送給利瑪竇兩把扇子，上面有他親筆所提的兩首小詩。兩人暢談宗教許久，但是李贄對於天主教只是説它是好的，不肯討論也不肯辯駁，對天主教持保留態度。他並未因此把外國學者和外國文化視之為洪水猛獸，一味排斥。李贄對利瑪竇所作的《交友論》倍加讚賞，命人謄錄了幾份，加上自己的按語，寄回湖北予以傳播。1600年，利瑪竇進北京朝覲萬曆皇帝，途經濟寧。在劉東星的主持下，兩人再次會面。這次談話持續了整整一天，不過主角是劉東星，兩人的交流未能再作更深一步的探討。在此之後，兩個人再未見面，而他們的生活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利瑪竇自1583年遷居肇慶之後，宋明理學的捍衛者們一直以各種理由阻止他傳教。利瑪竇每到一地，當地的士大夫便會與他展開激烈的辯論。1601年，利瑪竇衝破重重阻力，來到北京，向萬曆皇帝呈獻聖像、天主經、自鳴鐘、《坤輿萬國全圖》、西洋琴、三棱鏡等物品。這位中國化的“外國人”和他所帶來的“奇器”引起了萬曆皇帝的興趣，萬曆皇帝同意了他留居北京的請求。此後，利瑪竇在北京開堂設教，天主教開始在我國取得了合法的宣傳地位。象徐光啟、李之藻等士大夫先後加入了天主教。而李贄則為他的異端思想付出了慘痛代價。正統道學的支援者們視李贄為萬惡之源，以種種罪名奏劾他。1602年，76歲高齡的李贄鋃鐺入獄。在獄中，他呼侍者剃髮，趁其不備，奪刀自刎。

    利瑪竇通過自己的重新詮釋，使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獲得了在中國傳教的權利。而李贄則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對當時僵化的儒學進行了猛烈地抨擊，希冀中國文化的再次涅槃，卻換來以身殉道的結局。我們不得不説，中國文化已經辨別不出危機的所在，再也不能自如地對自身進行矯正。張居正改革的失敗已經預示了這一切。直到兩個世紀後，當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國門的時候，中國的思想者才重新對中國文化進行認真地審視和反省。（沈一民）

    《中華讀書報》200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