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廣大的人口，這是件好事情”，1949年，毛澤東曾自信地宣佈，“即使人口數量再翻幾番，中國也完全有能力找到解決的辦法。”然而，幾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領導人卻還在尋求解決人口問題的辦法。隨著中國人努力沿著經濟長梯向頂峰攀登的腳步，他們的難題，也成了世界的難題。

    毛澤東曾因“控制人口”這一主張的悲觀主義色彩而將它深深埋進了黃土地。如今毛澤東時代已成為過去，中國正邁著急匆匆的腳步來建設一道控制人口的閘門。然而，即使是運用法律手段強制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人口仍然以每年約1400萬的速度增長著。要知道，這個數字比佛羅裏達州的總人口或者是挪威和瑞士的人口總和都要多。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所作的努力都白費了。平均起來，中國每一位婦女有2.5個孩子，在發展中國家裏，這樣的比率應該説是很低了。可是我們還要看到，在這個國家裏，育齡婦女的人口數字相當龐大——大約3.5億，況且，人們的壽命也在延長，而要使人口的增長得到控制，就好比是讓一輛出軌的裝滿貨物的火車停下來。

    實際上，即使中國強有力的計劃生育監督管理委員會能夠充分發揮作用使人口的增長速度得到穩定——這毫無疑問是必須也是當然的——到2050年人口增長速度得到控制之前，中國的人口預計會達到16億。

    繁榮之後，還要做什麼？

    現在，讓我們來設想一下，10億人正由一種簡單的土地公有制的生活方式向另一種擁有所有最先進、最便利的設施的生活方式轉變。

    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參照，中國正踩著西方國家的足跡前行。中國人開始吃更多的肉，購買私人汽車，建造摩天大廈，燃燒更多的煤，使用更多的水，砍掉更多的樹，還有，傾倒更多的垃圾。

    然而，龐大的人口卻又使上個世紀裏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與西方工業化的進程有所不同。根據中國自己發佈的統計數字，平均每個中國人擁有的土地、農田、草場、水資源的數量還不到世界平均指數的三分之一，平均每個人擁有的森林和石油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十分之一。

    “中國決不能等到富起來之後才去收拾殘局。”侯外琪（音譯），中國綠色和平組織的一位負責人如是説。

    “如果環境的崩潰還有辦法避免，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投資改進生産技術，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同時儘快尋找新的可替代能源。”

    環境學家和人口學家對於中國所面臨的難題，似乎也只是在程度和時間上爭論不休。這些爭論的前提是，他們都已達成共識——如果不加緊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中國的環境狀況和生活品質都將會逐漸惡化，由不良而走向更大的災難。

    不過，在這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中，中國也不再孤立無援。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裏，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他們的人口出生率，並且已經開始在人民中推廣計劃生育政策。比如説在非洲的薩哈拉地區，人口的增長已經明顯抑制了經濟的發展，加劇了貧困。在印度，正以每年1500萬的數字遞增的人口，將使它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年中超過中國，成為人口最稠密的國家。

    連鎖反應

    面對兩難困境的中國，無論做出哪種選擇，世界都會受到影響。中國，不僅在農田和水資源方面已出現短缺，其經濟體系也已危機四伏。很明顯，這個國家日益增長的消費使能源和環境越來越逼近崩潰的邊緣。

    一種最悲觀的——同時也是最有爭議的觀點，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的裏斯特布朗暗示，中國的境遇將有可能引發一場世界性的糧食危機。

    對於這些觀點的嚴重性，北京並不否認，然而他們實在是有太多的難題有待於解決，而實際上可供調動的空間又太少。而且，這些難題的解決往往並非那麼簡單，常常是一方面的問題剛解決，另一方面的問題又相伴而生了。

    “對於一個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來説，這一命題意味著有得必有失”，國際人口行為研究會副會長羅勃特因格雷蒙認為，“在度過了一個非常時期之後，要想找到不用付出代價的解決辦法是更難了。這就好比是一種填格子的遊戲，幾乎所有的解決辦法都會産生各種各樣意想不到的後果。”

    在有些方面，中國已經做得相當好了。比如説中國能夠利用同等的甚至是較少的土地上生産出更多的糧食，正如他們的領導人所竭力宣揚的那樣，在農業方面，中國有充分的理由自豪。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靠佔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來支撐——也就是説中國東部的那一小部分的土地，卻養活了中國十幾億人口中的一大半。實際上，這個國家的耕地資源並不豐富，它的大部分地區是山脈或者沙漠，適於人類居住的區域都很小，更不用説可耕種的土地了。

    然而，儘管那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一度狂熱的農業大生産浪潮已漸漸平息，近十年來，以世界上最多地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為標誌的密集型農業，現在卻在嚴重破壞著中國的農田。

    位於中國東北地區的趙州縣，擁有大約33萬人的農民和牧場工人。目前，已有四分之一的土地由於過度放牧引起土壤發生了一種叫做“鹼性化”的化學變化，變成了一種不能滲透的硬殼。而另一部分用於種植農作物的土地，也正飽受著“土壤燃燒”之苦。這是由於化學肥料的使用使土壤中的有機物流失，而在從前人們還使用糞肥的年代，這些有機物則會保存在土壤中。

    “土壤有機物含量的下降，恐怕要比所有那些大標題所提出的問題都要嚴峻得多。”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從事國際發展研究的地理學教授約士繆代溫如是説。

    繆代溫教授已經和趙州的農民們一起研究了土壤的修復辦法，可這不僅要花費昂貴的代價，而且，還需要大約十年的時間。“這種狀況不是不可改變，但是要面對很多困難”，他説，“這十年中，經濟政策仍會推動農民們繼續提高農業産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進入90年代以來，迅速增長的工業用地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吞掉大片農田。繆代溫指出，事實甚至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更為嚴重。“很不幸，越是窮鄉僻壤邊遠地區，越是最後被改造用於工業用地，而一些富饒肥沃的農耕用地，卻隨著都市化的進程而被迅速地改變著。尤其是中國北部的平原地區，那裏，最好的農田正在被轉作他途。”

    這種趨勢已經引起中央的恐慌：中國老一輩的領導人們都曾經歷過饑荒年代而且至今仍記憶猶新。但是想要真正有效地貫徹執行中央政府的關於限制耕地流失的指示，對於地方政府來説卻困難重重。畢竟，權力和財富是掌握在工業家而不是農民的手中。

    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可能需要擴大農作物的進口量來解決耕地問題。不過，中國進入世界糧食市場，將有可能引起全球市場價格的上漲。

    水之戰

    以北京中央權力機構的眼光來看，中國目前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經濟是關係一個政權興衰成敗的關鍵，這是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總結出的規律。

    一個小村子的一次秘密會議把土地包産到戶，這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轉機。從那時起，中國民營企業的早期經驗開始生根發芽。那時，農民還佔中國人口的90%，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孤注一擲。這之後，除了一段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耕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中被越分越小，直到平均每家每戶擁有的耕地只有不到一英畝。

    如今像鮮花般盛開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個工廠吸引了數億勞動力，而且顯著地提高了整個中國的生活水準。二十年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些工廠，中國的經濟以幾乎每年十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實現了質的飛躍。為了吸收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大軍以及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中國也必須使他的經濟保持增長——而且是快速地增長。

    然而，面對原本就不充足的水資源，工業和持續上漲的城市消費已經與農業發生了碰撞，尤其是在北方乾旱地區，這種矛盾顯得尤為激烈。

    城市居民的增加已經使人們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甚至是對於個人洗澡用水的要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再加上一些生活奢侈品，比如説洗衣機、啤酒、可樂和游泳池，關於消費的問題開始被人們普遍接受。而在一些城市裏，水位正以每年一到三米的速度下降。

    農民們正面臨的境遇似乎更加無望。黃河，北方主要的水源之一，正以令人擔憂的頻率和週期日益乾旱，有的地方甚至已經斷流。

    在一些地區，農民們還在使用水泵，通過這種古老而原始的工具把河裏的水抽到農田。然而，這些河流也在逐漸消失。“這些河裏，已經容納了幾乎所有的東西”，世界銀行駐北京的一位水利專家丹尼爾嘉納瑞特納説。

    水——北方水資源的短缺，南方水資源的污染，將成為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水，已經被中國最有魄力的人——朱鎔基總理定義為“中國面臨的十大頂級挑戰之一”。不過，由於還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問題，他也把水資源的治理納入了中國長期的綜合規劃當中。

    把水分流，不失為一種解決局部問題的方法。中國有一些在世界上也是屬於規模最大的地下道工程，其中包括三條主要的管道。通過這些管子，位於南方長江的水將行程800英里來到北方的京津地區，深入那裏的千家萬戶。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他們怎樣解決水的問題”，嘉納瑞特納這樣斷言。

    大氣污染

    中國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同樣令人觸目驚心。

    中國有些地方的空氣品質已經達到世界最低水準。健康學家經過研究認為，中國一些地區哮喘病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驚人的發病率，就是最好的證據。中國北方的一個名叫本溪的城市，有一天忽然發現自己居然從衛星雲圖上消失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向國際空間代理處請求援助。結果發現，罪魁禍首居然就是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空濃重而嗆人的被污染的大氣。

    經過7年艱苦的努力，這個名叫本溪的城市終於又可以在衛星雲圖上找到了，然而中國對煤的依賴卻並未減少。因為，煤雖然臟，卻便宜且供應充足。中國電力能源的37.5%要靠煤來提供，而人們對於能源的需求量每年都在增加。

    中國的鄰國日本已經受到了中國産生的酸雨的影響，為此，他們已經向中國提供了凈化器和其他煤炭凈化技術。儘管這些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夠使空氣品質明顯好轉，可實際上它們的利用率非常低。工廠的管理者們關於持續使用凈化器的報告，大多都只是為了應付檢查，因為這些凈化器的使用使産品成本不斷增加。

    經濟學家認為，是因為煤價太低才造成了人們毫無節制地使用。美國以及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也已經發現，加大對於發展中國家能源方面的資金援助，反而會降低他們經濟增長的速度。

    最終，中國還需要一個巨大的飛躍。正如世界銀行來自中國遼寧地區的一份報告書中所指明的：“這裡以及遼寧省其他城市的空氣狀況都太惡劣了，不可能一下子就解決得了,即使能解決，也一定價值不扉。要想解決大氣污染的問題，必須各個領域都行動起來共同尋找出一種能夠替代煤的新型能源。”

    紅色中國在變綠嗎？

    面對重重危機，中國人開始重新構建他們曾經認為是無比崇高不可動搖的信仰——從糧食的安全政策到對於非公有制經濟的觀念。

    近幾年裏，中國政府基於教育目的已經批准成立了幾個具有很高的自由度的民間環保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它們也對工業生産的流程起到監督作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已經有了中國綠色和平組織的機構。

    甚至有跡象表明，中國正著手重新規劃控制人口的政策。國際人口專家們目前強調，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也不用再強迫他們少生孩子了。

    “那種認為窮人是為了安全問題才想要多生孩子的看法是非常荒謬的”，人口學家鳩斯佩迪爾説，“大多數人口的增長是緣于沒有使用計劃生育政策。如果人們知道他們可以在兩種選擇中擇其一，大多數人仍然都會選擇組織一個小家庭。”

    中國贊同這種觀點的人也似乎越來越多。目前中國仍對違反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實行嚴厲的懲罰，但在1994年，中國代表已在《開羅行動規劃》上簽了字。來自170個國家的代表們在貫徹執行人口政策——降低增長率、放棄高壓政策、提供教育等方面達成了一致。中國的簽字成功地幫助了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對於來自聯合國代表大會的資金的重組。

    然而，基於這一點，即使擁有完美的計劃，也只有下一代的中國人才能看到收穫。這期間，中國所要做的是用公平而有創造性的手段來為人民創造財富。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2000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