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三里屯是北京的主要夜生活區。如果你晚上經常在三里屯吃飯的話，你也許會碰到一個叫陳英（音譯）的賣花小姑娘，她手裏捧著玫瑰花挨個飯館賣，纏著你非買一束不可，小姑娘實際只有12歲，但看上去卻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大上10歲。中國迅猛發展的經濟顯示出地域的差異，對賣花來説也不例外，幾乎在中國各大城市賣花的所有小孩都是來自中國的中南部省份，他們的老闆都是來自那兒的一個貧窮的小村莊，村子的名字叫大通橋（音譯）。

    從北京到小陳英兩年前離開的那個村子的最快行程是這樣：從北京乘兩個半小時的飛機到a省的省會c城市；然後開五個半小時的車到家山鎮（音譯），那裏是柏油馬路的終點；再沿著通向深山的泥濘小路緩緩地爬上兩個小時，當然了，你得在車陷入淤泥的時候把它推出來。小陳英住的那個村子叫地木充（音譯），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被森林包圍的地方”，村子裏住著800多個人，這裡的土地是鹼性的，好多人用地裏的土當肥皂用，所以這裡的地除了穀子、姜和茶樹外，再也長不出什麼可以賣的東西了。劉梅（音譯）是陳英的母親，她一個人住在村後面的小山腰上。她並不很富裕，她只有兩籃子的姜去賣，還有兩籃子的姜留著明年播種，“但是，我種了足夠的糧食”，她説道，“可以養活我自己，還有我的兩頭豬。”

    她的苦難是從她丈夫摔壞了腳開始的，當時他們在蓋房子，從此他的丈夫再也不能在田裏從事體力勞動了，所以他離開了村子去了沿海的浙江省去找一份他能做的工廠的工作。劉梅認為，他不可能在那邊有什麼好的生活，因為自那以後她已經快一年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了。地木充的村幹部們説，村裏約有250人外出找工作了，而這個數字約佔全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劉梅告訴我們，陳英開始日益察覺到她已經成了家裏的負擔，是一個只能吃而不能幹活的人——特別是當她母親準備為她讀書借錢的時候。有一天，大通橋的老闆們的一個機靈的仲介人來到了這個小村莊，他發現了美麗的小陳英。小女孩當然不會放棄這個養家的機會，在那個仲介人的支援下，她終於説通了她的母親讓她去北京打工。去年春節，她帶著2000元回到了家鄉。但毫無疑問，這2000元比她應該得到的要少得多，每個孩子按合同都只能得到她們應得的五分之一。雖然他們每年才能領到一次工資，但他們的老闆們還是要狠狠地剝削他們。

    儘管如此，陳英説她的老闆還是要比別人好得多，不像別人的老闆那樣老是毆打他們，讓他們挨餓。最近14歲的哥哥也來到北京加入了妹妹的賣花行業。劉梅説，她知道他會離家出走，因為他哭著從學校回來説別的同學家有更漂亮的房子，還有電可以用。

    在家山鎮，鎮長拿出了一個巨大的黑板，上面介紹了這個地區2.4萬人口最近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例來説，黑板上説家山鎮幾乎百分之百的適齡兒童都接受了九年制的義務教育，然而，就單舉地木充那八個失學賣花的孩子的例子來説，就是對這一“成就”的莫大諷刺。除此之外，學校的義務教育也不是免費的。鄉村學校一般對最貧窮的學生每年收150元的學費。學校的老師説，那些學費今年一分錢也沒收上來。老師從他的錢包裏掏出一大把手寫的欠條，這些欠條都是那些因交不起孩子學費的家長手寫的，其中有一張是1995年寫的。“我家裏還有更多”，那位老師告訴我們。

    這裡的農民們被各種各樣的稅收弄得精疲力盡，大黑板上另一組數據顯示出這裡的農村平均年家庭收入為2200元。然而對地木充的家庭平均收入的粗略估計卻只有800元。村裏和鄉里的幹部們的工資都和他們上報的村民的收入成正比，並且對他們來説，經常彙報自己轄區的大好形勢是很有好處的。因為那樣的話他們將會更容易日後在縣政府謀得一個更好的位子。

    村民們所需交納的稅收也是同他們被誇大的家庭收入成正比的。中國政府對農民們承諾，他們所需交納的稅收不應超過他們總收入的5%。然而，因為村民們的收入被誇大了，再加上鄉里村裏各級政府私自徵收的各種稅費，地木充的許多村民每年被迫交納多達200元——這個數目是他們微弱收入的四分之一強，也超過了中央政府要求的最高限度的五倍。所以，出現以下的情況也就不會感到困惑了：在一個多災少收的年頭，農民們便會陷入一個借債交稅的惡性迴圈的圈子。而且就算那年是個豐收的好年頭，他們也同樣會受到不小的損失，因為糧食的價格越來越低，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民的衝擊就會更大。

    額外的稅收加重了中國窮苦農民的負擔。所以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包括好多孩子，都要外出到大城市尋找工作。中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今年11月1日進行。中國政府對那些外出打工的“移民”承諾，他們在人口統計那一天接受統計不會對他們造成任何損失，但大多數這樣的“移民”還是不願主動接受人口普查員的統計。僅中國中南部一省，就發現它的總人口少了一千萬人。

    同樣，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貧窮農村地區抗稅的活動越來越多。今年早些時候，一個縣憤怒的農民們集體前往縣城陳情，他們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按中央政府已規定的份額徵稅。今年8月，在另一個省，約有兩萬農民舉行了長達五天的抗議活動，抵制當地政府的各種稅費。

    北京中央政府非常重視，希望能夠減輕農民們的稅收負擔，並且阻止那些失望的農民繼續涌入城市以尋求工作。然而這一切並不十分奏效，無論是對那些繼續私自多徵稅的地方官員來説，還是那些全然不顧繼續涌入城市的民工來説。小陳英告訴我們，不管未來怎麼樣，不管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她都不想再回到兒時的家鄉地木充去生活了。“那裏的生活太艱辛了”，她説道。

    《經濟學家》200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