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給我最大的教育即聽的能力。”自小就愛聽長輩説故事人生的杜維明説:“這種聽德在當今講多聽少的學術界很難能可貴。”
杜母是江西書香門第的歐陽家後人,曾在金陵女大向徐悲鴻學藝術;學英國文學、經濟,後到美國學企管的杜父,則來自廣東西樵貿易人家。兩人酷愛古典樂,總在熄燈的夜晚讓聲樂、交響樂與協奏曲流瀉大廳。伴隨著父親指導的19世紀英國浪漫詩、中國詩歌及圍棋,杜維明就是如此長大的。
生於抗戰時昆明,祖籍湖北、江西的父母又分別在上海南京唸書,他自小得習大江南北語言。受西式教育的父母又很關心中國文學藝術與倫理道德,杜家孩子在異於傳統教育方式的無壓力環境中成長。“兄弟姐妹們的發展都不同。從商的哥哥早期在空軍駕駛噴射機;妹妹是美國分子生物學前沿分子;繪畫建築藝術展示圖的弟弟則政治漫畫、組樂團、電臺主持一腳踢。”
1975年移民美國後,杜父杜母立即考取了公務員資格,如今兩老都住三藩市,八十好幾的杜母還每天游泳。這個家一直陪杜維明一同成長。
在建中時,民族精神教育課乏人問津,一位叫周文傑的老師遂選了4、5位‘較有可能’的學生,于課外講授儒學。從古詩十九首而孔孟學庸到牟宗三在師大開的中國哲學史課,杜維明就按朱熹為學方法奠下札實基礎,還常與牟宗三、徐復觀及唐君毅等東方人文友會員在淡水河邊飲茶論學。
“我在這樣的課外個別教育中分外自覺存在,並沒料到這些中年師友後來都成了新儒家大師,乃同輩中最重要思想家。”
起步早的他坦承自己確實際遇好,得以認識牟、徐等人。“但我認為人生不儘是偶然。儘管當中確有些是能力控制外的緣。但緣不一定是命運命定的,間中實混雜著許多個人選擇。”
當時若本身無志於人文科學,或為主流的數理科放棄個人志趣,也不會有今日的杜維明瞭。“當時和我一同接受課外輔導的夥伴,現在都是傑出理工人才,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喬治亞大學等處執教研究。”
原本能選讀臺大工程系的他自忖興趣在文史哲,跟好老師比進名校重要,遂取了東海外文系,後來更轉入中文系,但仍選了外文系的全部課,打下札實的中外基礎。
東海大學啟迪思想
“東海大學的教育對我很重要,其中仍然很多個別教育。”全班7個學生對十幾名老師,學生大半時間都在教授家裏聽課吃飯,在魯實先家中標點《史記》、向戴君仁學《論語》、從孫克寬讀歷代詩選、由楊容若指導中國文學史,一位來自芝加哥的英國文學教授更在杜維明通過翻譯、賞析等測試後,破例給予課外補習,讓杜維明每星期起碼有5小時浸泡于19世紀英國文學中。
他在哈佛選了歷史系的思想史,也常在哲學系與社會關係係聽課,在那現代化理論突出的時代,師從當時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博深思、宗教學者史密斯、楊蓮生、史華慈、心理學家艾力森等。原來現在學術文化界通用的“認同”一詞,就是杜維明從人格發展術語“Identity”翻譯而成的。
“我在哈佛大開眼界。飽學社會、心理和宗教學後,我更堅定了讓儒學成為世界文明對話重要資源的信念。”沒料到所學能對現代東西文化交流起直接作用的杜維明説:“我是既往不顧的。我旨在多學,無意對儒家傳統抱殘守缺。”
一生不變師生關係
馮友蘭和胡適終其一生不變與杜威的師生關係,杜維明卻不。他曾經在哈佛反駁一位著名教授稱韋伯詮釋的儒家主在適應社會、而非于現實外另創精神領域的説法,聲稱其所理解的儒家是入世並強調轉世,不接受現實遊戲規則,欲以理想改變之的哲學。結果該教授隔天就要班上同學將儒家通解為“與世界保持和諧,而非完全適應現實。”
“當時我是三年級研究生。後來那教授給我上課的一年裏,常如對百人演講般將韋伯講得滿頭大汗。他們既是我的老師,又是可談的朋友。”
憂患中華文化
5歲就到台灣的杜維明際遇順暢,父母與本身的教育皆未曾中輟,遠較留在大陸的同輩幸運。更重要的是,“一帆風順的教育和歷程無法抹滅我的憂患意識。對文化,我有種強烈的危機感。”
不同時代的風尚往往側重理工商,漠視深層文化思考。中華文明有千年曆史,但由中國到台灣,杜維明一再感覺自身文明不斷被摧殘,打倒、輕視、踐踏,從陰暗面看中華文明的常態,讓此文明予人的封建專制等陳舊印象歷歷如新。
“對此我有深沉的不安。我通過古文獻了解這文化的內涵,總覺華族應比現在可了解與想像的好。這不是浪漫的懷古幽思,我也好剖析,知道這渴望有理性基礎,屬性體驗之學的中國哲學經得起嚴格邏輯考驗。”
當初拿燕京獎學金到美國,他鍾情的倫理學、美學與宗教哲學都是邊緣化學科。但杜維明認為,這些自然分析之外以人為本的體知之學,正是中國最嚴格的批判與思辯所在,引導文學藝術批評,匯成一脈中國大傳統。
“這些學問難以言喻,但很真實又影響深遠。我要做的就是將這種不應、很難或無法講出來的體驗,清楚而邏輯化地闡述,在文字掌握和理論思維的互補間保留不可言喻的意蘊。”
“要了解變動不拘的人不能沒有自知之明或相互了解,我用身心力來體知。”日本美學家今道友信曾指超過三分之一的《論語》能從美學觀點解讀,孔子並非説教,而是在體現生活藝術,於人生際遇中自我轉化、完成。杜維明何嘗不是如此。
六十歲後始著書
15歲開始接觸儒學,四十餘年來著作等身,杜維明卻自言,“我有個工作還未真正開始做,那就是寫。”
他向程伊川看齊:40前誦讀詩書,50前研究其義,60前反覆抽繹,60後著書,60、70歲為思想與寫作黃金期。
以往在香港和台東海大學任教的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接觸面小,無緣接觸大眾,除學生和三幾道友外,無處覓對四書五經有興趣的知音。在這種普遍而極端的苦悶中,牟方寫作了《心體與性體》與《康得的哲學思想》等書。際遇相對順暢的杜維明卻很難集中精神著書。“從哈佛、普林斯頓、柏克萊再到哈佛,良好的外在條件和旅遊經驗讓我鋪陳太泛,注意力分散,無暇著書。但一些能發展的中心議題我不會放棄,書寫或對談都是途徑。”
如今武漢出版社正要出版5卷共500萬字包括杜維明翻譯、訪談、演講記錄、一般文章與學術論文等的文集,洋洋灑灑,他卻認為畢竟難與著作相比:“比方訪談,好在靈活,壞在人問你答,不易掌握核心;翻譯常素質參差不齊;記錄則往往自己前所未見。故著書是我未來目標。”
印象快門
謙謙一君子
先是在機場,甫下機的杜維明短短半小時內就讓其思想關懷隨厚實嗓音傾瀉而出,深廣素養、宏觀視野與豐富閱歷縱橫,那是一場驚艷。
隔天朱子學研討會上,他體現了故紙堆裏的儒家精神,將哲學與國際和人際掛鉤,把不為現實服務的學術研究現代化起來,不同於微觀視角的渾宏胸懷熱了在場學者和會眾的胸襟。
專訪的早上他看書忘了時間,草草一碗粥後侃侃談來,不世故,不恃才傲物,很家常的應攝記要求搜尋替換不抵觸報館意識形態的雜誌擺甫士,誠懇認真的聆聽、思考與回答,沉緬于來時路的追溯,幽幽語調仿佛重又活了一趟。
誠然,家世、教育及際遇合構了其素養選擇,但的確人生不儘是偶然的,更要有關懷之端、實踐勇氣與堅定之實才美麗得起來。中國哲學不能只是談,輕簡的生活問題都被學理化回答,我相信自己見識到的,正是一以貫之體驗之學的實體,透著豐沛的浩然正氣。
實踐儒家真精神
專精於強調倫理關係的儒家,杜維明如何在現實中扮演好學生、老師、父親、孩子與丈夫的角色呢?
“這是兩面的。儒家強調先為己後為人。”他指出,很多人曲解儒家是為人之學,把關係對象看得比自己重要。“其實儒家是為己之學。人格與自己的發展是目的而非手段,發展個人不為討好父母、左右社會、影響政治,指孔子作官不成才搞學問簡直是污辱。”
據他解釋,“孔子其實是希望能憑學問的智慧價值當官轉化政治,不是被政治轉化。”杜維明説:“在這情況下,人是關係網路的中心點,個人核心正是一己內在之情與理想。若自己還不能安頓成一個尚在進步發展、學習與自我完成的人,那與其他人的關係就會淪為真正人際間價值互動及相互學習的工具。這是個大問題,非拿捏住中心不可。”
他反對新加坡提出的國家、社會和社群高於個人之説:“這不是儒家思想。國家社會只有在可為個人創造適宜發展的條件時,才會高於個人;若國家腐化社會庸俗,個人可以説不。《孟子》中魯穆公問子思何謂忠臣,後者曰‘恒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惟常持批判精神,勇敢指出君王弊端的方為忠臣。”
“要把個人的社會角色扮演好,不是單純以調整或和諧化適應外在條件,將人際關係搞得圓熟和諧就好。這不是儒家而是策略,只為自己,缺乏更高遠理想。”
即使個人在行為或禮節等方面有殘缺,但心誠且在發展中,可引發進一步啟發或靈感,其價值更高。
例如某人參加葬禮,跪拜鞠躬等都不純熟,但真誠有情,這很好。反之老練而毫無感情的喪禮專家則根本什麼都不是。這道理在藝術、表演或做人等方面都是一樣的。
《南洋商報》2002/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