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母是江西書香門第的歐陽家後人，曾在金陵女大向徐悲鴻學藝術；學英國文學、經濟，後到美國學企管的杜父，則來自廣東西樵貿易人家。兩人酷愛古典樂，總在熄燈的夜晚讓聲樂、交響樂與協奏曲流瀉大廳。伴隨著父親指導的１９世紀英國浪漫詩、中國詩歌及圍棋，杜維明就是如此長大的。

    生於抗戰時昆明，祖籍湖北、江西的父母又分別在上海南京唸書，他自小得習大江南北語言。受西式教育的父母又很關心中國文學藝術與倫理道德，杜家孩子在異於傳統教育方式的無壓力環境中成長。“兄弟姐妹們的發展都不同。從商的哥哥早期在空軍駕駛噴射機；妹妹是美國分子生物學前沿分子；繪畫建築藝術展示圖的弟弟則政治漫畫、組樂團、電臺主持一腳踢。”

    １９７５年移民美國後，杜父杜母立即考取了公務員資格，如今兩老都住三藩市，八十好幾的杜母還每天游泳。這個家一直陪杜維明一同成長。

    在建中時，民族精神教育課乏人問津，一位叫周文傑的老師遂選了４、５位‘較有可能’的學生，于課外講授儒學。從古詩十九首而孔孟學庸到牟宗三在師大開的中國哲學史課，杜維明就按朱熹為學方法奠下札實基礎，還常與牟宗三、徐復觀及唐君毅等東方人文友會員在淡水河邊飲茶論學。

    “我在這樣的課外個別教育中分外自覺存在，並沒料到這些中年師友後來都成了新儒家大師，乃同輩中最重要思想家。”

    起步早的他坦承自己確實際遇好，得以認識牟、徐等人。“但我認為人生不儘是偶然。儘管當中確有些是能力控制外的緣。但緣不一定是命運命定的，間中實混雜著許多個人選擇。”

    當時若本身無志於人文科學，或為主流的數理科放棄個人志趣，也不會有今日的杜維明瞭。“當時和我一同接受課外輔導的夥伴，現在都是傑出理工人才，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喬治亞大學等處執教研究。”

    原本能選讀臺大工程系的他自忖興趣在文史哲，跟好老師比進名校重要，遂取了東海外文系，後來更轉入中文系，但仍選了外文系的全部課，打下札實的中外基礎。

    東海大學啟迪思想

    “東海大學的教育對我很重要，其中仍然很多個別教育。”全班７個學生對十幾名老師，學生大半時間都在教授家裏聽課吃飯，在魯實先家中標點《史記》、向戴君仁學《論語》、從孫克寬讀歷代詩選、由楊容若指導中國文學史，一位來自芝加哥的英國文學教授更在杜維明通過翻譯、賞析等測試後，破例給予課外補習，讓杜維明每星期起碼有５小時浸泡于１９世紀英國文學中。

    他在哈佛選了歷史系的思想史，也常在哲學系與社會關係係聽課，在那現代化理論突出的時代，師從當時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博深思、宗教學者史密斯、楊蓮生、史華慈、心理學家艾力森等。原來現在學術文化界通用的“認同”一詞，就是杜維明從人格發展術語“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譯而成的。

    “我在哈佛大開眼界。飽學社會、心理和宗教學後，我更堅定了讓儒學成為世界文明對話重要資源的信念。”沒料到所學能對現代東西文化交流起直接作用的杜維明説：“我是既往不顧的。我旨在多學，無意對儒家傳統抱殘守缺。”

    一生不變師生關係

    馮友蘭和胡適終其一生不變與杜威的師生關係，杜維明卻不。他曾經在哈佛反駁一位著名教授稱韋伯詮釋的儒家主在適應社會、而非于現實外另創精神領域的説法，聲稱其所理解的儒家是入世並強調轉世，不接受現實遊戲規則，欲以理想改變之的哲學。結果該教授隔天就要班上同學將儒家通解為“與世界保持和諧，而非完全適應現實。”

    “當時我是三年級研究生。後來那教授給我上課的一年裏，常如對百人演講般將韋伯講得滿頭大汗。他們既是我的老師，又是可談的朋友。”

    憂患中華文化

    ５歲就到台灣的杜維明際遇順暢，父母與本身的教育皆未曾中輟，遠較留在大陸的同輩幸運。更重要的是，“一帆風順的教育和歷程無法抹滅我的憂患意識。對文化，我有種強烈的危機感。”

    不同時代的風尚往往側重理工商，漠視深層文化思考。中華文明有千年曆史，但由中國到台灣，杜維明一再感覺自身文明不斷被摧殘，打倒、輕視、踐踏，從陰暗面看中華文明的常態，讓此文明予人的封建專制等陳舊印象歷歷如新。

    “對此我有深沉的不安。我通過古文獻了解這文化的內涵，總覺華族應比現在可了解與想像的好。這不是浪漫的懷古幽思，我也好剖析，知道這渴望有理性基礎，屬性體驗之學的中國哲學經得起嚴格邏輯考驗。”

    當初拿燕京獎學金到美國，他鍾情的倫理學、美學與宗教哲學都是邊緣化學科。但杜維明認為，這些自然分析之外以人為本的體知之學，正是中國最嚴格的批判與思辯所在，引導文學藝術批評，匯成一脈中國大傳統。

    “這些學問難以言喻，但很真實又影響深遠。我要做的就是將這種不應、很難或無法講出來的體驗，清楚而邏輯化地闡述，在文字掌握和理論思維的互補間保留不可言喻的意蘊。”

    “要了解變動不拘的人不能沒有自知之明或相互了解，我用身心力來體知。”日本美學家今道友信曾指超過三分之一的《論語》能從美學觀點解讀，孔子並非説教，而是在體現生活藝術，於人生際遇中自我轉化、完成。杜維明何嘗不是如此。

    六十歲後始著書

    １５歲開始接觸儒學，四十餘年來著作等身，杜維明卻自言，“我有個工作還未真正開始做，那就是寫。”

    他向程伊川看齊：４０前誦讀詩書，５０前研究其義，６０前反覆抽繹，６０後著書，６０、７０歲為思想與寫作黃金期。

    以往在香港和台東海大學任教的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接觸面小，無緣接觸大眾，除學生和三幾道友外，無處覓對四書五經有興趣的知音。在這種普遍而極端的苦悶中，牟方寫作了《心體與性體》與《康得的哲學思想》等書。際遇相對順暢的杜維明卻很難集中精神著書。“從哈佛、普林斯頓、柏克萊再到哈佛，良好的外在條件和旅遊經驗讓我鋪陳太泛，注意力分散，無暇著書。但一些能發展的中心議題我不會放棄，書寫或對談都是途徑。”

    如今武漢出版社正要出版５卷共５００萬字包括杜維明翻譯、訪談、演講記錄、一般文章與學術論文等的文集，洋洋灑灑，他卻認為畢竟難與著作相比：“比方訪談，好在靈活，壞在人問你答，不易掌握核心；翻譯常素質參差不齊；記錄則往往自己前所未見。故著書是我未來目標。”

    印象快門

    謙謙一君子

    先是在機場，甫下機的杜維明短短半小時內就讓其思想關懷隨厚實嗓音傾瀉而出，深廣素養、宏觀視野與豐富閱歷縱橫，那是一場驚艷。

    隔天朱子學研討會上，他體現了故紙堆裏的儒家精神，將哲學與國際和人際掛鉤，把不為現實服務的學術研究現代化起來，不同於微觀視角的渾宏胸懷熱了在場學者和會眾的胸襟。

    專訪的早上他看書忘了時間，草草一碗粥後侃侃談來，不世故，不恃才傲物，很家常的應攝記要求搜尋替換不抵觸報館意識形態的雜誌擺甫士，誠懇認真的聆聽、思考與回答，沉緬于來時路的追溯，幽幽語調仿佛重又活了一趟。

    誠然，家世、教育及際遇合構了其素養選擇，但的確人生不儘是偶然的，更要有關懷之端、實踐勇氣與堅定之實才美麗得起來。中國哲學不能只是談，輕簡的生活問題都被學理化回答，我相信自己見識到的，正是一以貫之體驗之學的實體，透著豐沛的浩然正氣。

    實踐儒家真精神

    專精於強調倫理關係的儒家，杜維明如何在現實中扮演好學生、老師、父親、孩子與丈夫的角色呢？

    “這是兩面的。儒家強調先為己後為人。”他指出，很多人曲解儒家是為人之學，把關係對象看得比自己重要。“其實儒家是為己之學。人格與自己的發展是目的而非手段，發展個人不為討好父母、左右社會、影響政治，指孔子作官不成才搞學問簡直是污辱。”

    據他解釋，“孔子其實是希望能憑學問的智慧價值當官轉化政治，不是被政治轉化。”杜維明説：“在這情況下，人是關係網路的中心點，個人核心正是一己內在之情與理想。若自己還不能安頓成一個尚在進步發展、學習與自我完成的人，那與其他人的關係就會淪為真正人際間價值互動及相互學習的工具。這是個大問題，非拿捏住中心不可。”

    他反對新加坡提出的國家、社會和社群高於個人之説：“這不是儒家思想。國家社會只有在可為個人創造適宜發展的條件時，才會高於個人；若國家腐化社會庸俗，個人可以説不。《孟子》中魯穆公問子思何謂忠臣，後者曰‘恒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惟常持批判精神，勇敢指出君王弊端的方為忠臣。”

    “要把個人的社會角色扮演好，不是單純以調整或和諧化適應外在條件，將人際關係搞得圓熟和諧就好。這不是儒家而是策略，只為自己，缺乏更高遠理想。”

    即使個人在行為或禮節等方面有殘缺，但心誠且在發展中，可引發進一步啟發或靈感，其價值更高。

    例如某人參加葬禮，跪拜鞠躬等都不純熟，但真誠有情，這很好。反之老練而毫無感情的喪禮專家則根本什麼都不是。這道理在藝術、表演或做人等方面都是一樣的。

    《南洋商報》2002/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