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國19世紀前期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和代表作家、著名小説家、戲劇家和詩人維克多 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誕辰200週年,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等18個單位以及法國駐華使館聯合舉辦了“紀念法國作家雨果誕生200週年大會”,這是首都和中國文化界一次重要的學術文化活動。人們完全可以預料,它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學術界對雨果的研究,從而形成2002年的雨果熱。
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我是從《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16日第2版記者報道《魯迅早年所譯雨果作品新近發現出版今年迎來雨果熱》一文獲得的,讀後覺得文中有多處錯誤。為此,我認為有必要介紹一下雨果作品在中國近代的傳播。
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雨果的作品被譯入中國雖然要晚于另一部法國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但應當説,它是20世紀初較早為中國翻譯家所關注的主要外國作家之一。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第一個翻譯雨果作品的是馬君武。馬君武(1881—1940),廣西桂林人。他是近代著名的南社詩人和翻譯家,後曾任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早年曾留學日本,即開始翻譯生涯。1902年他曾與馬一浮(1883—1967)、謝無量(1884—1964)在日本創辦《翻譯世界》,月出一冊,共出6冊。後來他又兩次留學德國,1915年6月在柏林大學曾獲工學博士學位,他是我國德國留學生中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馬君武精通日語、英語、法語和德語,他的翻譯面很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他都翻譯。《共産黨宣言》的綱領部分就是1906年夏由他譯成中文登在《民報》上的。馬君武的文學翻譯最著名的是詩歌翻譯,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他譯的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99—1824)的《哀希臘》(此詩的翻譯早于蘇曼殊)、英國詩人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的《縫衣歌》、歌德(J.W.Goethe,1749—1832)的《米麗容歌》、《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阿明(Armin)臨海岸哭女詩》等,傳誦一時,是近代與蘇曼殊齊名的著名的詩歌翻譯家。
馬君武因為早年(1900)曾在廣州法國教會學校丕崇書院學習法文,1901年又赴上海震旦學院讀書,仍繼續學法文,故法文很好。所以馬君武最早接觸的文學名著恐怕就是法國作家雨果的詩歌了。馬氏譯的這首雨果詩歌最早發表于1903年,詩是附在《歐學之片影》一文中的,刊于《新民叢報》第28期(1903年3月27日)。全詩如下:此是青年有德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斜風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總虛。/百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茫茫天國知何處?人世倉皇一夢如。
這是雨果憶舊的一首情詩。雨果晚年,偶然發現了青年時代與其“青梅竹馬”的意中人阿黛爾(Adele)的幾封情書,讀著這些書信,她不禁傷感起來,詩中充滿著對青春往事的憧憬和人生如夢的感慨。馬君武大約有所感而譯了雨果這首纏綿悱惻的詩歌。
同年(1903),魯迅譯了雨果的小説《哀塵》(譯者署名庚辰),刊于《浙江潮》第5期。小説寫一個善良純潔的薄命女子芳梯被一無賴少年紳士欺侮的故事,而警署卻明知女子無罪,因她反擊惡少年之污辱而被判監禁6個月。譯者對這個“薄命之賤女子”深表同情,而憤怒地抨擊了那個“衣文明之衣”的無賴。魯迅把那個無賴的名字譯為“頻那夜迦”(印度教神話中的惡神),並在譯後記中説:“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于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為之?而令若是。”悲憤之情,溢於言表。這篇小説,上世紀60年代已為魯迅研究界所發現,並刊于《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同期,熊融先生還寫有介紹文章:《〈關於哀塵〉、〈造人術〉的説明》。魯迅這篇譯文的發現已近半個世紀,《中華讀書報》記者啟發同志的標題卻説:魯迅早年所譯雨果作品“新近”發現,不妥顯見。文中又説:據……介紹,“早在20世紀初,著名的翻譯家林紓也曾翻譯過雨果的作品《悲慘世界》,書名譯作《哀史》,遠比原著要短得多。”林紓的確譯過雨果(譯為預勾)的一部小説,但不是《悲慘世界》,而是《雙雄義死錄》。上面所提到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的譯者不是林紓,而是蘇曼殊。1903年,蘇曼殊翻譯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題名《慘社會》(不是《哀史》)。譯文最早連載于《國民日日報》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署名是:“法國大文豪囂俄著,中國蘇子谷譯。”後來出單行本時,又改署“蘇子谷、陳由己(即陳獨秀)同譯”,譯文也由11回多增加為14回。這裡需要説明的,蘇曼殊譯的這部《慘世界》係譯創各半的小説。全書14回,除譯作的首尾8回改動外,其中間的6回幾乎是創作。此書不忠實于原著,亂添亂改的地方很多,于翻譯講不可師法,但媒介的意思還是有的。這也是近代翻譯文學初期所謂“豪傑譯”的一個樣板,譯文與原著相比,幾乎面目全非。
其實,近代譯介雨果貢獻最大、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近代小説家曾樸。曾樸(1872—1935)以寫《孽海花》著名,人們只知道他是一位小説家,而對他在翻譯文學特別是雨果作品翻譯上的貢獻卻不大清楚。曾樸是清末京師同文館法文班的學生,通法文,後又經陳季同的指點,于法國文學相當熟悉。他首先選擇的譯介對象就是雨果。他譯過雨果描寫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歷史長篇小説《九十三年》(今譯《九三年》,1929年連載于上海《時報》,次年,有正書局出單行本。1929年又修訂成兩卷,由真美善書店出版。曾樸還譯過雨果的戲劇,最早以單行本出現的是《梟歟》(即Lucrece Borgia,通譯《呂克蘭斯鮑夏》),1916年有正書局出版,阿英將此劇編入《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他稱此劇與馬君武所譯席勒的《威廉退爾》(1915),陳嘏所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1918)鼎足而三,“可以説是從清末到‘五四’時期最足代表的翻譯劇本”(《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 敘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頁)。
曾樸對於雨果的戲劇可謂情有獨鍾。他陸續譯了雨果的戲劇多種,計有《歐那尼》(Hernani,現譯為《艾那尼》,1830)、《項日樂》(Angelo,現譯為《安日樂》,1835),《呂伯蘭》(Ruy Blas,現譯為《呂意 布拉斯》,1838)和《鐘樓怪人》(La Esmeralda),以上劇本,于1927-1928年由真美善書店陸續出版。曾樸所譯雨果的這些劇作,既是雨果浪漫主義戲劇的代表作,同時也是法國浪漫主義派戲劇主要實績的代表。比如他翻譯的雨果戲劇的代表作《歐那尼》,這是一部以鮮明的反封建主題和浪漫主義手法為特徵的名著,它打破了古典主義在悲喜劇間劃定的不可逾越的鴻溝,成功地把悲喜劇融合在這部名著中。因此,雨果的《歐那尼》被法國評論界公認為是浪漫主義戲劇戰勝古典主義戲劇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曾樸所譯雨果的這些劇作,均具有強烈的反封建專制、批判世俗的社會道德、追求個性解放和反對偽古典主義的特色,對於當時中國正在興起的話劇是具有積極推動意義的。
關於雨果的戲劇,最早介紹給中國人民的還不是曾樸,而是少有人知的包天笑。1910年,包天笑和徐卓呆譯了雨果的戲劇《Angelo》,譯名為《犧牲》(現通譯為《狄四娘》),宣統二年十二月秋星社刊行。這是一部寫一女演員可眉與音樂師卓朗的愛情悲劇。在中國舞臺上演出後頗受歡迎。後來曾樸又將此劇譯為《項日樂》,由真美善書店出單行本,那已是1930年的事了。
雨果的作品,“五四”前譯成中文的尚有包天笑譯的小説《俠奴血》(1905年小説林社刊)和《鐵窗紅淚記》(刊《月月小説》1卷1號至2卷6號,1906年11月—1908年7月),陳景韓譯的小説《賣解女兒》(刊《小説時報》第9期,1911年),周瘦鵑譯的小説《貧民血》(1918年中華書局版)和《熱愛》(刊1918年的《先施樂園日報》)等。
“五四”之後,雨果的小説譯成中文較有影響的是陳敬容譯的長篇小説《巴黎聖母院》(1949年4月上海駱駝書店出版)、邱韻鐸譯的《死囚之末日》(1929年上海現代書店出版)、俞忽譯的《活冤孽》(1923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等書,而真正有計劃、有系統地譯介雨果的作品則是1949年建國之後的事,特別是近年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柳鳴九主編的20卷本的《雨果文集》更為進一步解讀雨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我們有理由相信雨果研究將會在我國學術界步入一個新階段。
《中華讀書報》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