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從而找差距，樹目標，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然而如果不看自身條件和目標的不可能性，一味把自己放進某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坐標系裏找位置，其結果則只能是不必要的妄自菲薄，不切實際的盲目仿傚，和無法圓夢而造成的失落乃至自踐。日前看到一個關於北大清華與世界著名大學之距離的報道，據説是中國兩個研究機構的共同成果。這份研究報告稱：總體來講，這兩所大學應處在世界大學體系的首200－300名之間。這種研究的動機無疑是好的，但研究的指標等卻非常值得疑問。這也折射出中國人目前最大思維誤區的一斑。
中國的大學從經費來源、師資使用、學術原創性等許多方面目前都存在不少問題，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報道説：“我國名牌大學離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的差距最突出地表現在原創性成果、教師品質、科研經費和國際化方面，特別是諾貝爾獎、《Nature》和《Science》論文、科研經費、博士教師比例、研究生中留學生比例等。” 其論斷卻讓人不得不懷疑這份研究報告的價值。對教育成果進行量化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如果再把這種不考慮背景條件的量化與某個最發達國家的教育進行比較就很容易出問題。讓我們逐個看一下這裡列出的“特別”的“最突出”差距。
不能忽視“傳幫帶”的作用
諾貝爾獎的獲得與國家、語言、性別、師承，甚至政治等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據統計，至2000年，世界上的68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七大國佔了504個，其中美國一國就佔258個。在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中政治的陰影已經十分醒目，在其他領域內“傳幫帶”的問題也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把諾貝爾獎作為一個硬性指標衡量中國的大學和學者顯然是不公平的。至今中國本土還沒有一個人獲諾貝爾獎，在可見的將來，也根本不可能與美國大學在這個方面相比，因為諸多“背景”問題使之成為了一種不可比關係。按這個指標，清華北大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Nature》和《Science》是國際上最著名的學術期刊，這是無可爭議的。但他們都是西方人所主編的，都是用西方語言為工作語言的，都是以他們所構建的模式為衡量標準的。中國學者在“天時地利人和”上沒有任何優勢，與三者皆佔的美國學者去比永遠是落後者。因此把在這兩家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作為一個指標本身就是作繭自縛，更有可能把中國學者導向歧途。以此要求中國大學接近美國大學的“水準”，現在不現實，將來也不現實。
對中國學術成果的評價不應看它是否發表在國外著名期刊上，而應看它是否給中國帶來了或具有潛在的巨大社會效益，不應以洋人的認可為標準，更應以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為取向。
同樣，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的科研經費也是幾乎不可比的，這是由國力和人口等基本條件所決定的。按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2000－2001》，1999年中國的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GNP)是780美元，美國的每人平均GNP是3萬600美元，為中國的39倍強。即使按有利於中國的購買力計算方式，2001年中國每人平均是3600美元，而美國每人平均是3萬6200美元，是中國的10倍以上（CIA,Fact book）。中國目前對科研的投入不足是個事實，但就是國家特別投資的清華北大也還是無法與美國的名校相比。在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著名大學裏，千萬美元的自然科學項目，百萬美元的社科項目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的清華北大何時可以達到這個水準恐怕誰也無法樂觀。在美國“科研是錢堆起來”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應該使中國人醒悟：不應該，也沒有條件制定同樣的科研政策，採取同樣的科研取向，更不能以此為標準來評判中國的大學。
目前中國大學裏博士教師比例仍然很低，提高這個比例無疑是努力的方向，但如果把它作為指標與美國名校相比則不可取。在西方發達國家，現在幾乎所有的大學教師職位都要求申請人擁有博士學位，但這個比例一般不作為評價一所大學的重要標準。中國與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主要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不應該希望在短時間內能趕上去。教師的品質遠比這個數量更值得關注。而目前中國博士學位的“市場化”等問題與這種重數量，重名不重實的攀比是不無關係的。中國博士教育的學制比北美和西歐短兩年以上，這已經構成了品質上的不同，如果再過分強調數量和比例，勢必在品質上造成更大的差距。到那時，即使（碩士水準的）博士教師比例接近美國標準了，仍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把“研究生中留學生比例”作為指標比較中美大學有讓人“丈二和尚”之嫌。留學生比例與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在國際上的地位、學科的整體水準以及這個國家的穩定、語言等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都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更不是一所大學所能左右的。這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很少被用來作為重要指標，中國實在沒有理由在這裡“高標準”要求自己。
東施效顰的比較
這種把中美大學按相同指標進行比較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十年前一些人把“馬鈴薯燒牛肉”視為共産主義的做法。但是，人們所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今天這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主流思維，不僅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學術上以美國為標準，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以美式為追求。西服已成為“國服”，婚禮上的“吉利紅”已被“純潔白”所替代，四合院更早已成為歷史，只有筷子還頑冥不化地仍然賴在餐桌上。這些無疑都是符合全球化大潮的“合理”現象，但問題是：由於中國人傳統的飲食習慣，要求中國人每天都吃馬鈴薯燒牛肉或漢堡包是不是可行？中國人有沒有足夠的牛肉可以使“馬鈴薯燒牛肉”或漢堡包把“水餃”和“紅燒豬肉”取而代之？即使成功地取代了，中國是不是就能像美國一樣發達？這些現象與比較中美每人平均汽車、每人平均水消費、每人平均綠化面積，與比較中美大學同出於一個思維誤區：東施效顰。
東施之所以世世代代被人嘲笑就是因為她不顧自身條件，盲目向西施學習，以西施的一舉一動為榜樣。結果，她不但沒有成為美人，還落了個千古笑料的下場。毛澤東當年不聽從洋人的命令，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堅持遊擊戰的戰略，卻成功地帶領中國人打出了一個新中國。今天，中國仍然是在以“小米加步槍”與發達國家的“飛機大炮”較量，所以要想取得勝利，唯一正確的選擇仍然是打靈活主動的“遊擊戰”， 而非打不自量力的“陣地戰”。
《聯合早報》200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