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新文化運動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馳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國。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杜威這才決定到中國走一趟，把行程暫定為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國的本意是想遊歷一番中國的名山勝水，講演只是附帶的事情。但他沒有想到在中國小住幾月的計劃竟延長到兩年多的時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的。剛上碼頭，便見到了蔣夢麟、陶行知、胡適，他們三位昔日都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曾師從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婦接到滄州別墅，胡適用流利的英語介紹了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以及請杜威到華演講的用意。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隱隱感到，這個古國正發生著一場文化巨變，這變化還與眼前這位侃侃而談的年輕人有關。

    杜威到上海的時候，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胡適等邀請杜威前來，正是想以老師在世界上的聲望助他們一臂之力。杜威到滬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會場作了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講演，當時的熱鬧場面在上海十分少見。正如十餘年後他的女兒在《杜威傳》中所説：“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

    之後，杜威夫婦在蔣夢麟和江蘇省教育學會代表王傑的陪同下到杭州講演。就在講演期間，蔣夢麟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了，他匆忙趕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進展，滯留一週後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國前總統孫中山先生前來拜訪，兩人的這次謀面一直少為人知。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聽後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説，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説法：“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

    對孫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讚賞。因為在他的思想中，行為經驗才是根本的，而認知不過是行為的工具。當時剛從日本來華的杜威對中日間的關係有了敏銳的覺察，不久即在《東海兩岸》和《中國的夢魘》二文中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杜威也承認日本比中國發展得快，但心裏卻絕沒有孫中山話裏話外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羨慕。在日本講學時，他就對日本軍國主義傾向表露出明顯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給杜威一枚勳章，他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在他看來，中國決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為那樣無異於飲鴆止渴。

    年屆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覺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併為那種浩大的聲勢所震撼。像許多西方人一樣，杜威先前也覺得中國是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但通過數月觀察分析，他發現事實並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説，“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一年之後，杜威還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在中國各地講演

    胡適和蔣夢麟知道自己的恩師對中國發生的事已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時間，杜威欣然應允。經與他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杜威在中國居留的時間長達兩年又兩個月，在杜威一生的講學或旅行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為此杜威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講演計劃，增添了多方面的內容。這樣，從1919年6月8日開始，杜威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刊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産生了轟動效應。

    在這些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及一個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後，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問題。

    帶著這個問題，杜威的足跡踏遍了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講演之餘，還考察了各地的風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的女兒露西和伊夫琳也從美國來到了中國，幫助父親了解中國。最後杜威終於發現，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於是杜威有意識地把自己的體會滲透到講演中，想使中國人明白自己的處境。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他説，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這種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的這些觀點在“五四”時期産生了很大影響。

    杜威來華時，是作為一個教育家飲譽世界的。在杜威的總體計劃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環節，所以也是他講演的主要組成部分。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蘇省教育學會會場做的講演，實際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開始。杜威到北京後，從7月4日開始，在北京男女高師專門開設了《民主主義與教育》的課程。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講授“教育哲學”。

    蔡元培是最早把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紹給中國的人。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張進入中國後，很快就得到了理論界的認同，而宣揚杜威教育哲學最有力的當數胡適、陶行知、陳獨秀、蔣夢麟、鄭宗海等人。尤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他不但是杜威教育理論的有力傳播者，而且還是其理論的發展者與實踐者。他發揮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則，結合中國多年的教育實踐，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張，當時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的眾多實驗學校，都是在他的倡導、組織下成立的。杜威還親自到其中的一些學校做過考察。1946年陶行知溘然離世，87歲高齡的杜威得到消息後，還特意發來唁電，稱讚陶行知為中國的教育改造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與羅素雙星相映

    就在杜威來中國講學一年之後，即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也來到中國講學。羅素在世界哲學乃至思想界的地位與杜威不相上下。為了使國人有所準備，主辦方請杜威專門介紹一下羅素的思想，於是1919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當代三大哲學家”的演講，講的是美國的詹姆士、法國的柏格森，再有一個就是羅素。

    作為思想界兩大巨擘，杜威和羅素兩人並不陌生。早在1914年4月，哈佛大學著名的形而上學俱樂部舉辦年會，他們就在美國首次碰面。次日宣讀論文後，杜威還參加了對羅素論文的討論會。能在遙遠的東方與故人會面，這本身就有點傳奇色彩，也足以激起他們的講學熱情。結果在以後近一年的時間裏，兩人遊走中國各地，各逞辯才，宣傳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張報紙的同一版面上，兩人的講演錄常常交錯在一起，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亮麗的風景。

    比較起來，杜威在口才上真有些叫人難以恭維。這一點胡適心知肚明，所以他儘管非常佩服導師的學識，也不得不極為婉轉地承認，同羅素的瀟灑自如相比，杜威就顯得木訥得多。杜威説話時斟詞酌句，給人的感覺好像非常吃力。杜威的穿著也很不講究，這一直是他的習慣。他走上講臺時，不是領帶鬆鬆垮垮，就是頭髮亂糟糟地披在額上。羅素是和一名女友兼助手一起來華的，兩人在感情與事業上志同道合，但卻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更何況前妻正在萬里之遙的英吉利海峽那邊起訴他。所以羅素當時的心情並不怎麼好，在北京曾一度住進了醫院裏。但這也沒有遮掩住他的演説才華，一旦站在講臺上，他仍然神采奕奕，口若懸河，所以他的講學受到熱烈歡迎。

    杜威在中國各地做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講演，均需譯成中文。其譯者北方主要是胡適，南方則基本由東南大學的劉伯明博士負責。在他兩年多的講學即將結束時，1921年6月30日午間，北京大學、男女高師、尚志學會等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為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公子餞行。杜威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掌聲中緩緩地站起來，説了一番飽含深情的話：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

    杜威回國後，仍對中國戀戀不忘，接連不斷地在《新共和》和《亞洲》雜誌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正像他的女兒簡杜威後來所講的那樣，中國一直是杜威深為關切的國家，這種關切僅僅次於他自己的祖國。

    （圖：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摘自《杜威與中國》張寶貴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