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高層面臨人事變動,但中國政治大方向已定,新加坡投資者應重點了解地方政府政策,發展與地方的關係,找出共同利益所在,實現雙贏的結果。”
地道洋人龍安志(Laurence Brahm)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用帶京腔的普通話如是説。
龍安志是藍眼睛的美國人,在北京已經生活了20年的他,被一些跨國公司首腦巨頭戲稱為能解開中國投資之謎的“諸葛亮”。
他最近將出版的新書《朱鎔基》,通過親自訪問中國總理朱鎔基,記錄了中國改革、入世以及朱鎔基本人的許多內幕。
去年3月16日,由他策劃的《中國的世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該書由朱鎔基撰寫前言,8位政府部長參與了撰稿。
如何做到這一切,用龍安志愛講的一句話來説,“No easy way”。
1981年,龍安志還是個法律系的大學生,去北京學習語言(他説這是在中國經商的最主要途徑),之後娶了中國妻子,並選擇在北京四合院安家度日。
80年代,龍安志從事律師工作,1993年創立了南龍公司,現在他是南龍集團首席執行官,為跨國公司提供中國戰略投資的諮詢。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南龍自身也開始參與中國投資活動。
新中思維方式的差異
龍安志強調,許多新加坡人雖懂華語甚至以為懂中國文化,但還是有差別,他不客氣地説:“幾年前,有些新加坡的工商管理碩士(MBA)來北京,自認懂中文和中國文化,比香港人強,但如果他爸爸沒有經歷文革,他爺爺沒有經歷過大躍進,就不能説自己了解中國,明瞭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他認為,新加坡人在中國只能入鄉隨俗,逐步建立關係,由小投資慢慢擴大,“No easy way”。
關係仍比法律重要
龍安志列舉了幾條在中國投資的成功之道:
“首先是了解中國文化,包括政治和社會文化,還有關係。這個社會是由關係驅動的,有5000年曆史,我在中國20年營建的友誼,就是了解中國,取得事業成功的佐證。”
他説,新加坡的法律體系超過了關係的重要性,但雖然中國法律體系在不斷發展,但尚沒有超過關係的重要性。
“1979年,中國只有一部外國投資法律,現在法律幾乎涵蓋所有商業領域,問題是執行不力、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人對法律概念缺乏了解。”他説,在解決衝突和賠償時,關係仍然起到作用。在法理體系不斷增強、法律程式不斷改善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目標和地方的現實之間,仍然存在鴻溝”。
與地方政府共創雙贏
“其次是中國政治大方向已定,投資者應重點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發展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了解共同利益所在,達到雙贏。
他説,中國正變成世界採購中心,入世後這一趨勢還會持續,啟動內需也將使中國獲得新動力,在城市收入和購買力提高時,地方市場存在許多商機(當然也有激烈競爭)。
此外,除上海等城市之外,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多年的差距,新加坡投資者可以在中國服務領域找到許多商機”。
龍安志説,了解中國,不只是讀懂《三國演義》,而是了解那裏的無形文化,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國情、政府觀念天天在變,需要天天了解,即使李嘉誠在中國做生意,也是一步步來,要中國投資“No easy way”。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