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軍控進程的問題，在國際上一直頗有爭議。筆者認為，任何有關中國是否真正地在履行國際義務的爭論，都必須放入特定的國際背景之中，這個背景便是現時代的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待中國政府的態度。我們不難發現，國際上只有美國在“饒有興趣”地仔細挑剔中國的軍控行為；也只有美國在苦苦“譴責”——“中國並未履行其軍控義務”；同時，也只有美國有能力也有興趣在軍控問題上向中國發難。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看到有關中國軍控的材料大都來源於美國政府及《華盛頓郵報》這一事實，便可得出結論。的確，美國獨到的國家實力及外交技巧，再加上它與中國的密切聯繫，都使其在中國軍控這一個問題上，有一定的發言權。但是遺憾的是，美國在該問題上得出的結論，總是時對時錯。
總體上，我們可以斷定中國已經改變了其五六十年代的那種對軍控不甚熱心的態度，而在九十年代以後加入了積極倡導國際軍控的行列，並且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一事上，發揮著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為什麼中國的外交政策會做出如此調整呢？作者個人認為，答案相當簡單。“中國確實需要一個更加安全的國際環境，以減緩其國防的壓力和削減國防開支，從而可以將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到國內的經濟改革，工業重組及現代化建設中。毫無疑問，國際和平與國際穩定是中國發展經濟的必需。
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的軍控政策只不過是想做一些表面文章以便來維護她在國際上的一貫形象——一個不發達國家的和平領路人及一個“全國禁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堅定擁護者，所以中國的軍控只不過是為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利益罷了。
作者本人無法同意上述觀點。作者認為，中國與美國一樣，有相同的國際安全利益，也有相同的願望促進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中國更不會因為反對控制世界軍備的大趨勢，而在國際政治中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
正如美國軍控事務官員助理羅伯特 艾恩豪所説，“我們已經意識到，中國希望與我們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上，有經常而廣泛的接觸。”他認為中國已經在“軍控論壇”上成為領導力量之一，並且中國已經深深意識到，毀滅性軍事技術能力的傳播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的巨大威脅。
在客觀判斷中國的軍控進程及中國的軍控目的之前，我們應該首先仔細了解中國的軍控記錄。
事實上，1964年之前，中國並未有真正的軍控政策。但在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之後，中國便向外界宣佈“中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且表示支援限制核擴散。1978年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後，中國便開始投入到軍控進程之中。1980年中國加入了“日內瓦軍控會議組織，”並在同年停止了太空核實驗。1984年中國加入了國際核能組織，並隨即大大推動了禁止核擴散的進程。隨後，中國相繼簽署了一系列的軍控國際條約，包括《外太空條約》（The Outer Space Treaty）,《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海床條約》(Seabed Treaty)，《防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南太平洋及拉丁美洲無核區條約》(South Pacific and Latin---America Nuclear free Zone Treaties)、《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Treaty)、《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等等。這些條約都與核武器的使用、核擴散以及核實驗有關。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在《全國禁止核實驗條約》即CTBT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中國在1980年開始致力於世界範圍內的核武器限制，並從1994年1月CTBT的第一次國際會議，直到1996年9月24日中國最終簽署CTBT，中國參與了該條約從醞釀到成形的全過程。在此中間，中國做了大量的建設性提議，並且在CTBT許多關鍵性的部分上——如條約的前言、簽約國的基本義務、條約的組織形式等——向各國提供了大量的條約草稿，從而極大推動了條約的簽定進程。實際上，中國自身為該條約的簽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因為在簽署該條約之前，中國在核武器的技術損傷問題上僅進行過44次實驗。與此相比，美國的實驗次數為1000次，俄羅斯為800次，而法國為200次；中國在還未進行足夠的技術實驗來確保其武器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的情況下，便簽署了CTBT。也就是説，這使中國與其他核國家的差距無法得到縮短。
此外，我們還有必要提一下“戰略性軍事裝備削減”的問題。中國在該問題上的立場相當明確。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指出，只有美國和俄羅斯首先大規模削減其各類核武器的投資儲備，並向各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後，中國才可以參加有關“戰略軍事裝備削減”的商談。中國提出，這是考慮到其自身戰略軍事裝備相對較弱的情況而做出的決定。據估計，中國與美國的戰略武器數量比為2000—3000：6000，所以中國提出的理由是無可厚非的。在筆者看來，這似乎是中國的一項務實性的政策。
在過去，中國或許確實忽略了軍控的意義，也曾向外輸出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技術。這有其經濟考慮，比如保持其國內軍事工業的增長；也有其政治考慮，比如在某地區內提高自己的影響力。
但是當全面考慮中國近些年的行為時，我們應當可以斷定，中國政府正在積極履行它的軍控義務。
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及國際環境。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有著全球性的貿易利益；同時為了保證其國內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它同樣需要關鍵能源物質（如石油）的穩定供給。從這一點上來説，中國與美國一樣，擁有一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利益。它與美國都是亞太地區的重要組成成員，兩國在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及防止日本軍事化等問題上有一定的共識。在過去，中國曾表現出為了實施及倡導軍控，甚至可以放棄自己的部分國家利益。例如，中國在簽署《全面禁止核實驗條約》後，立即停止了所有的核武器實驗。
這裡恐怕有人對此要問“為什麼”，答案非常簡單。中國需要維持地區和平及世界和平，以此來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這就是説，中國有願望來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對中國來説，無論在貿易和科技上，還是在外交及安全問題上，美國都是最重要的國家。因此，中國對美國政府的一些違反條約規定的行為，採取了相當克制的態度。例如，美國曾向它的臨國及友國輸出“導彈技術控制協定”規定中的“一類禁控”項目的軍民兩用技術，比如提供英國裝備有“三叉載戟導彈”的潛水艇，再比如向俄羅斯及挪威提供同步衛星的軍事兩用技術，以及向日本提供H—2A運載火箭固體推進燃料的助爆技術等等。應該説美國的許多行為都是與軍控及防止核擴散的進程背道而馳的。但中國都未給予極端猛烈的攻擊。由此判斷，中國實際上擔心中美的激烈衝突，會導致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
現在的中國相當重視在國際社會中，為自己塑造一個遵守國際法的可靠形象。在我看來，這體現了中國政府的深層考慮。中國並不想過多捲入國際緊張局勢中，以至為軍事衝突的危險所分心。中國可能是從前蘇聯的過度軍備建設中吸取了教訓，同時也從日本的軍備運轉中得到的啟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政府會將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國內的經濟改革及政治、社會改革。很明顯，軍控有利於其維持所處地區及全世界的和平。
總之，中國堅定支援及推動軍控進程，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有其塑造國際形象的考慮，有其現實政治利益的考慮，有維持重要物質穩定供給的考慮，也有追求世界和平的考慮等等。無論如何，中國有願望也有必要推動軍控進程。1997年10月29日，在中美首腦會晤中，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達成共識，雙方有共同的目的來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蔓延。
當我們審視中國的軍控記錄時，即使是那些持“反華”觀點的美國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堅定而負責任地履行著自己的義務。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講，中國已經參加到這場國際政治的特殊遊戲中，而且總的來説，在遵守著各項遊戲規則。
統計數字表明，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意識到軍控的重要性，而七十年代中國已簽署了10%的國際軍控條約，到了1996年，中國已簽署了超過90%的國際軍控條約。這些“中國國防白皮書”上公佈的數字證明，在軍控問題上，如今的中國確是一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的大國”。
但是現在，美國的地區和國家導彈防禦計劃（TMD和NMD），給亞太地區的軍控進程帶來了一些不和諧的因素。中國並不是1972年“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的簽約國，但是它仍然把該條約看成是建立一個限制戰略武器的國際協定的一個基石，對於維護國際戰略穩定、限制外太空軍備競爭，及逐漸消除核武器等多方面都是必不可缺的。因此中國對於美國的TMD及NMD兩個體系的未來志向，非常擔憂，特別是美國至今仍保持著在戰略軍備上的超級領先地位。中國政府尤其關注美國的所謂TMD系統是否會把台灣包括在內，這一地區向來是中國政府的敏感地區。
在克林頓政府規劃中的TMD系統中，其布署的彈頭速度可達5公里/秒，範圍可達3000公里。而中國80%的地面導彈可以達到3000公里的範圍或是更少一點，所以美國把這些導彈歸類于中國的核心武器。一旦這個TMD 系統在東北亞“落足”，中國的核武器防禦能力及水準便不可避免地要降低。與此同時，台灣的獨立傾向必然會隨之上升。
因此，由於對美國TMD、NMD系統目的及對其限制能力的不確定，再加上美國搶得軍控外交上的先機，中國的軍控進程必然會受到負面影響。而且這會給中國政府造成壓力，迫使其加強對戰略武器的現代化及多樣化建設。其另一結果，便是會增加中美間的不信任因素，導致導彈與反導裝備上的軍備競賽，從而破壞東亞地區甚至其他地區的軍控進程。不過，我們也並不需要杞人憂天，考慮到中國以往的軍控努力以及她嫺熟的外交技巧，中國有能力以恰當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
美國、日本、台灣地區以及其他亞太地區的組成成員，不應該過分癡信于TMD體系帶來的防禦安全作用，而忽略了TMD帶來的危險信號，即也有可能導致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加深國家間的不信任感。因此，美國需要採取積極態度與中國商談有關TMD 系統的問題，並且美國更不應把中國看作TMD系統的軍事目標。如果中國繼續感覺到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的話，中國政府便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改變目前對軍控的積極態度，而走到另一面去。如果這一假想發生的話，TMD 就真正地扮演了軍控破壞者的角色了。
《東亞事務》2000年上半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