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有著“中國原始第一村”－－尉遲寺遺址前，中國著名史前建築研究專家楊鴻勳指出：這個近五千年前人類文化遺址中的紅燒土排房是我國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最完整、最豐富、規模最大的史前建築遺存。
尉遲寺遺址位於安徽省蒙城縣許疃鎮畢集村東１５０米，遺址呈四週低中間高的凸形地貌。相傳是為紀念唐代大將軍尉遲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稱“尉遲寺”。
據有關資料顯示，該遺址是國內目前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的原始社會新石器晚期聚落遺存，東西長約３７０米，南北寬約２５０米，總面積約為１０萬平方米。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中國社會科學科考古研究所先後進行了８次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７０００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紅燒土房１２排（組），計４１間，墓葬２１７座，以及灰坑、祭祖坑、獸坑、活動廣場等遺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萬件，被史學界專家稱為“可與金礦媲美”的資源。
今年４月１７日，在多方的努力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再次“入住”中國原始第一村，拉開了第二階段發掘的序幕。通過一個月的辛勤工作，在近１００米的發掘現場，先後出土了大量的兒童甕棺葬、陶杯、陶器、紅燒土排房等文物。
尉遲寺遺址之所以成為考古界公認的“中國原始第一村”，除了其保存完整，墓葬、器具、房屋一應俱全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這裡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房屋遺址。在第一階段出土的４１間紅燒土房，是當時人類最豪華的住宅。這些房子全部是木質網狀框架，外抹灰泥，整體燒烤而成，而這還不是村落的中心建築。為了全面體現“第一村”的規模，專家確定第二階段第一次發掘直指村落中央，經過鑽探專家推測這裡建築有１００米，而且屋前面可能有一大片中心廣場。中國史前建築學家楊鴻勳説，這就是尉遲寺遺址的“金礦”，它的價值可以説是五千年前的“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廣場”。然而，當１５間完整保存的紅燒土排房，撩開五千年的神秘面紗映入今人的眼簾時，再次就驗了專家的推斷。但更巧合的是第二階段發現的紅燒土排房恰與第一階段出土的幾間同一方向的房屋成一排，這就使原來預計整個村莊為三排平行主體房屋的格局變成了一個“豐”字型格局，這不僅證明了此次發掘的是村落中心，也證明了這個原始村莊在建設之前曾有過統一的規劃，加上週邊大型的環型濠溝，整個村莊像城市一樣佈局嚴謹。
在尉遲寺遺址，房子是最大的一宗文物。五千年前尉遲寺人建造的紅燒土排房在其他遺址也偶爾出現過，但很少有這裡這麼完整集中。據考古人員介紹，紅燒土排房的做法是採集大量木材，用粗木在各個角上立柱，再用細木象編籬笆一樣扎成木骨。然後在木骨上塗抹上泥，泥幹了以後再抹一層，一直到墻體大約有５０公分厚。房屋的屋頂當時並不用草，而是在木骨上抹泥。當整個泥房全部抹好以後，人們再用火烘燒整個房屋，直到泥房裏的水份烘乾，木柱碳化，房屋變成通紅的顏色。房屋的面積為兩個多平方米到二十多個平方米大小不等，但每間房子均分別由墻體（主墻和隔墻）、房門、室內柱、房頂、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組成。房子的建造均經過了挖槽、立柱、抹泥、燒烤等建築工序。可以説，紅燒房是原始人燒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製品。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堅固美觀。
以排房為特點的建築遺跡是尉遲寺聚落遺存的重要發現，房子的排列組合，建造方法，均為史前遺址所罕見，尤其是以大型壕溝與建築基址為整體的聚落體，構成了一個既封閉，而又開放的聚落整體，更是史前考古的首次發現。但如果從尉遲寺遺址出土的較多的農作物遺存、動植物的資料及文化堆積層和出土的動物骨骼來看，當時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與現在有一定的差異，既有生長在河流、湖泊中的田螺、蚌類、魚鱉類，又有生長在密林深處的虎、鹿、獾、獐、麂等野生動物。這就説明，在距今大約五千年時期，尉遲寺一帶是湖泊、河流相通，平原、山地、灌木叢林相間，水生植物茂盛，這一切都為人類提供了優越的生存環境。如今，較大的河流北淝河、渦河均距遺址較近，可給人類提供生存的物質來源。據有關專家現場考證，在遺址南約一公里處，有一個東西向的低窪帶，推測當時也應是一條較大的河流。
由於遺址附近有肥沃的平原土地，加之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熱資源豐富等優越條件，給農業生産提供了可能。在房基倒塌的墻體中，有較多的稻殼拌泥痕跡，同時，也有粟類浮選標本。專家認為，自然地理環境與古代文化的發展，與古代農業的發展以及與人類經濟生活，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例如，史前農業的起源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而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決定了農業經濟的生産方式和發展水準。專家推測：這裡當時的氣候溫暖濕潤，遺址周圍的地勢較平坦，水域較廣闊，遺址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在農作物的種植上，當時的農業文化已經進入到了迅速發展的時期，當時的尉遲寺人由於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響，最早起源於北方的粟類作物和南方傳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傳播，並在皖北地區形成交融，在遺址周圍發現大米和小米，正是尉遲寺遺址中農業文化的一個新內容。
從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的水器、容器分析，一般認為，這類器物與釀酒和飲酒有關，酒的釀造與農業有著密切的關係，釀酒業的興起只有在糧食有剩餘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專家説，尉遲寺大量酒具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生産規模和生産水準，把剩餘糧食用來釀酒；從另一側面也説明農業經濟的發展已能滿足社會中非生活必須的消費。
事實證明，聚落的穩定和發展，必須有可靠的農業作保障，才能人類居住的環境長期穩定，不斷發展。從尉遲寺聚落遺存的規模來看，已經同周圍的自然環境和條件構成了基本要素，才使得聚落有了得以維繫和發展的生活空間，從這一點既看出了聚落與農業的密切關係，同時，也對應了古籍中記載的“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的論點。如果説聚落是人與自然的焦點，那麼，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才能使聚落的穩固成為可能。
從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專家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合理的推測，描繪了一幅幅五千年前原始村落的生活情趣，那時的尉遲寺農業發達，人們不僅吃有好米，喝有美酒，還可以去附近的森林裏狩獵，去周圍的河裏捕魚。中國史前建築研究的泰斗楊鴻勳，更是用自己對尉遲寺遺址的細心研究和學識，構勒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原始人的生活生産場景。
尉遲寺遺址，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瑰寶的發掘，每一步進展不僅牽動著考古學界的關注的目光，也成為媒體和遊客關注的焦點。第二階段第一次發掘剛開始，安徽衛視就派出專人進駐考古現場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跟蹤報道。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臺等５０余家媒體和熱門網站紛紛把目光聚集在這裡。媒體的報道使尉遲寺“聲名鵲起”，參觀考察者絡繹不絕，“五一”長假期間，每天的遊客都在千人以上。在各方關注的同時，也有人看到了商機，“尉遲寺”商標及相關文化用品的開發也已被登記註冊。
當然，一個更大、更宏偉的設想也擺上了日程，有關方面將通過努力在原址上建國家級的大型博物館，發展旅遊項目，並對遺址進行復原，做到開發和保護並重。
新華社 2001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