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的金錢和技術都不能代替生態圈的自調節機制
●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哲學觀念指導下的科技發展，已經造成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錯位，如果不加以變革，人與自然關係就會更加惡化
●要轉變傳統的科學發展模式，由傳統的征服自然的價值觀轉變到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價值觀，確立科技有限論的基本觀念
●生態倫理準則：科技項目造成的生態環境風險應低於人類面臨的風險
20世紀科技觀的討論
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找到了支援社會福利高速增長的經濟與科技的正反饋關係，同時也發現科技的發展正在使我們居住的星球趨向於自然生態極限的臨界點。這項成就令人喜憂參半。在最後進入新千年的25年，關於人類如何走向未來的討論，特別是關於科技觀的討論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
一種觀點是科技萬能論。米切爾 施加格文斷言：“90年代將與80年代不同，將由過去的‘選擇商品’，轉到‘選擇設計’”。他引用阿基米德的話説：“‘給我一個足夠大的杠桿，我將能移動地球。’技術如此發展將使人們産生一個新的概念：專家可在不違背物理基本定律的情況下，設計和製造一切。過去人們總是在問：這事能不能做到？現在則説：為什麼不呢？這是一個使我們走向成功之路的新概念。”
另一種觀點是科技有限論。中山秀太郎明確提出，“以為科學、技術什麼都能解決，這是對科學技術的迷信。即使在小範圍內這樣考慮每一個技術也有其危險性。人類從事技術工作，總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環境，這是無法避免的，由此可見，技術萬能主義對人類安全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思想。”
這樣兩種根本對立的科技觀，反映了20世紀關於科技生存狀態在發展觀上的爭論。在我國，關於科技與生態在發展觀上的研究比較薄弱，談不上爭論，對科技的神化隨處可見。如在電視上有的化粧品廣告這樣宣傳，10位博士，23位碩士，經過3年的科研攻關，終於製造出無毒副作用的某某化粧品。這樣的廣告似乎能夠通過人們對科學的崇拜而有力地證明這種産品對人體生態的絕對可靠性。在國外，也有力排眾議，堅持要克隆人的科學家，似乎不允許克隆人就限制了科技的必然發展。當前我國正在進行西部開發，應當怎樣定位科技的生存狀態，確立怎樣的科技觀？確實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科技觀的生態誤區
我們現在的科學技術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知識體系、技術體系和工程體系。科學技術的總體能力足以與自然力相匹敵。然而，我們今天堅持的科技的倫理觀還仍然只是單一的人類利益，不顧自然生態價值和利益。其主導哲學觀唸有五大方面：
———地球自然界只是人類的資源，一切非人類事物都是為人類準備好的，沒有人類就談不上它們的生態環境功用；只有人類有生態，非人類無所謂生態，或只有相對人類才談得上非人類的生態；
———地球自然界幾十億年的自然選擇形成的生物進化過程和生態秩序本身無所謂價值，只有生物進化到人類階段時，人類才有價值，或相對人類經驗、評價或滿足的非人類及其生態秩序才有價值，而非人類生物之間，或非人類生物與其生態秩序之間沒有價值關係；
———人類是高級動物，有慾望、苦樂、希望和未來，非人類是低級動物，儘管也有慾望、苦樂，但無所謂希望和未來；人類是理智的，做事情有理由和根據，有自我完善和自我評價的心理預設和行為傾向，非人類動物只有本能的生存競爭，無所謂行為的理由和根據，更沒有他們自身完善的心理預設和行為傾向；人類對低級動物的行為沒有必要納入倫理道德考慮；
———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就要利用自然，包括動物自然，低級動物只是滿足人類慾望的工具和機器，可以任人宰割；自然界和非人類生物無所謂存在的權利，只有人類有存在的權利，而且有開發和利用自然和非人類生物的特權；
———人類個體或集體開發自然、利用非人類生物造成的生態結果，只對人類當代共同體或未來人類世代的生存和發展，有或好或壞的評價，受到獎勵或懲罰，而對自然和非人類生物無所謂好壞、對錯和善惡，人類對他們無所謂責任。
科技觀生態轉向的重要性
這種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哲學觀念指導下的科技發展，已經造成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錯位，如果不加以變革，人與自然關係就會更加惡化。
首先，科技決定論仍然是社會進步的主導理論，這種哲學指導思想正確與否，取決於其核心觀念。如人們流行的觀念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工程師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觀念是：只要不違背物理世界規律，可以為滿足人類慾望利用科技設計和製造出一切。在這樣的哲學指導思想基礎上推行科技決定論，哪能不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其次，科技能夠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在忽視生態環境內在價值的單一經濟哲學思想指導下，利用科技獲得經濟和社會效益，往往是單一的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方面，而大量破壞非經濟價值———生態價值方面。其結果是部分人獲取了眼前的經濟利益，卻破壞了子孫後代人的生存環境和非人類生物的生存條件。
再次，科技能夠提高效率。“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也是事實。問題在於：當利用科技的哲學指導思想忽視人與自然的有機體關係時，科技可能在為人類帶來更多福利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必然加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要改變上述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是科技本身發展不發展的問題，而是決定科技方向、路線和模式的哲學怎樣變革的問題。其實質就是科學技術的道德哲學需要向生態轉向。
地球是生命的搖籃，其本身的氣候、光通量、溫度和雨、雪等自然現象，為生命的繁衍和生物的進化提供了先決條件，從而使地球的生物圈成為一個關聯物理、生物和化學各組成部分的有機體。我們現在對自然整體科學規律的認識和評價是很有限的，我們還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援系統極其複雜的關係，因而不可能用技術設備或技術方法無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經過幾十億年演化過來的精緻複雜的自調節機制。 E 戈德史密斯曾直截了當地説，世界上所有的金錢和技術是不能代替自調節控制的，如果人類想要生存下去，那麼，盡力確保生態圈的自調節機制處於其固有的功能狀態，就應是人類最基本的天職。
確立有限的科技發展觀
科技發展要走向符合生態的發展，就要轉變傳統的科學發展模式，由傳統的征服自然的價值觀轉變到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價值觀，確立科技有限論的基本觀念。
———科技改變對象的能力有限。技術可以改變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資訊，代替人的體力和部分腦力勞動，但不可能改變人的生物本性。
———科技解決問題的方法有限。技術方法可以幫助人解決衣、食、住、行等許多生活問題，也可以幫助人解決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建設自然並提高社會福利的種種問題，但解決不了人的思想、信念和道德問題。
———科技控制的結果有限。用技術實體代替自然實體，用技術過程模擬自然過程，其結果是有限的，它不等於自然實體，也不等於自然過程。如建水壩總或多或少引發稀有物種的滅絕問題，技術只能解決或控制水力資源為人所用。即使人工技術能控制繁殖稀有物種，也不等於自然繁殖，最終不能代替自然繁殖。
———科學技術本身潛在著風險。科技是人造的，是為人服務的，但科技結果卻存在著對人有害的成分，如汽車的尾氣，發電站的環境污染等。有時科技本身還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升空不到7秒鐘卻突然發生爆炸；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突然發生洩露等。科技不是萬能的，是適宜、有限的。這種適宜科技，或有限科技，就是在益於人類生存、促進大自然生態平衡指導下的科技存在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堅持有限的科技發展觀，並不能解決科技風險問題，但能夠為降低風險指明道路。
增加公眾參與，降低科技風險
在大型科技項目決策過程中，增加廣泛的公眾參與，是降低科技風險的重要措施。因為，大型科技項目內含許多不確定性，既有科學因素也有非科學因素。不僅涉及科學家、工程師和工程施工人員怎樣協調運作等一系列具體工程科學管理和工程技術問題，而且，也涉及到地理環境、生態特性、獨特的文化和景觀的移地保護和移民的安置等許多環境、生態和社會問題。要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科技項目的決策，就不能局限于純技術工程的內在檢驗和評價，還包括許多社會學家、環境和生態學家以及當地的政府和群眾的參與和評論。科技項目能否開工，不僅取決於經濟效益，還取決於生態、社會效益的分析和論證。而要真正使環境的風險低於人們面臨的風險，就應廣泛地徵求各種評論，任何排斥不同意見，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的做法，都是無益於科技項目的科學分析和論證的，也是不符合生態道德的行為。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的大型科技項目的論證卻失去了科學的民主，失去了應有的學術嚴格性。例如，在美國三里島原子能發電站事故評論會上，本來應是原子能的推進派和反對派在學術上進行充分交鋒的關鍵性會議，也是在全國人民注視下進行交換意見的極好機會。但是，這次會議卻把持有反對開發原子能意見的一派人全都排斥在會議之外，因而也就沒有在學術觀點上展開任何爭論。
隨著生態學、環境科學的確立，以及生態倫理學思想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大型科技項目的決策已經成為政治性和社會性的重大問題之一。有的科學家關注這類項目的決策，已不局限于工程技術上的安全，開始極大地關注這類工程可能造成的久遠的地質、生態、局部小氣候以及物種的滅絕等生態安全問題，提出了科技發展的一些極限和禁區。還有的科學家甚至提出回避科技風險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顯然，科技開發必然造成生態環境風險，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風險，而在於風險的程度有多大。根據生態倫理，科技項目造成的生態環境風險應低於人類面臨的風險，這應是一切生産和野外科技項目論證應該遵循的生態倫理準則。這條準則確認，以往人類利用的科技都是反自然的。技術是用來改造自然而使之向有利於人類方面轉化的，顯然只要使自然界發生某種變化，就要引起自然破壞。因此不會有什麼絕對安全的技術或者無公害的技術。只是當對自然破壞程度很小時，由於對人類或其他生物産生的影響微乎其微，或者由於産生的影響限于局部範圍，才使人視而不見而已。當人類利用技術改造自然的規模和性質發生重大的環境和生態改變時，其後果難以預料，潛在著極大的風險。
為了避免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損壞，避免對人類生存構成威脅，就要在進行這類技術工程的決策時，堅持環境的風險應低於人類面臨的風險的原則，以對人類子孫後代負責的態度，對環境負責，對其他物種的生存和繁衍負責。實質上，應當把生態安全看作是其他一切任務都應服從的最重要的一個任務，生態安全帶有普遍的、全人類的性質。也就是説，在大型科技項目的決策中使強加給環境的風險低於人類面臨的風險，就是有利於生態安全的善行，否則是惡行。
案例
科學技術圈不可能取代生物圈———“生物圈二號”實驗
1991年5月，令世人注目的一項模擬地球生態過程的“生物圈二號”項目，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區展開。為期兩年，1993年9月26日正式以失敗告終。
“生物圈二號”主要是一個生態實驗工程。一些科學家把她描述為“在一個瓶子中的星球”。設計“生物圈二號”在於激發研究真實世界即“生物圈一號”的生態規律。
這項實驗坐落在密封的網格玻璃拱頂包容下的多個連通的實驗室中。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築與陸地表面連接起來的封閉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人為地再造了一系列棲息地，鹽鹼灘塗、沙漠、珊瑚礁、亞熱帶的大草原和密集型的農業，利用了約4000多個代表熱帶雨林的自然物種。實驗中還包括八個人，要求他們有效地與外部世界隔離，自給自足地在其中生活兩年。
這個實驗集中了當時最高的各門科學技術的成就，反映了所能夠實驗的所有的意圖和目的，相當於一個典型的封閉空間的殖民地。因為除了一些電力從外部供給外，能夠自我維持、自我滿足。在實驗中的人也保持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即通過電腦聯繫著科學家群體。這些科學家在外部不斷地控制著封閉實驗室中變化的環境。
“生物圈二號”的目的是打算觀察空氣、水和廢物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怎樣有效地再迴圈，以及在這個實驗條件下評價是否能夠創造出一個穩態的生態系統。但是，在為期兩年的實驗中，“生物圈二號”不得不開啟逾24次，其中有一次由外向內輸送空氣，有兩次補充純氧以平衡裏面的空氣。
這次實驗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人類最發達的科學技術對地球生物圈大尺度生態過程的模擬和控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用科學技術圈代替生物圈是不可能實現的。或許，這就是投入這個實驗項目的1億美元所換來的一個忠實結論。
（作者：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 ）
《科技日報》2001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