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同志是新中國核事業特別是“兩彈”事業的元勳和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是我國科技事業特別是國防科技戰線的一位卓越組織領導者,是一位才識與品行雙馨的傑出科學家,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學習的典範。來總裝備部工作之前,我很早就知道朱光亞同志是位著名的科學家,心中對他十分敬重;到總裝備部工作之後,通過與朱光亞同志的親近接觸,耳聞目睹,了解了他許多感人的事跡和可貴的精神,對他更加欽佩、更加敬仰。
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某些大國的核訛詐,毛主席、黨中央高瞻遠矚,果斷做出發展核武器、打破核壟斷的戰略決策。
為加強核武器研製的科技領導力量,1959年7月,在錢三強副部長的推薦下,二機部黨組決定當時年僅35歲的物理學博士朱光亞調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從此,他置身於發展核武器這一關乎祖國命運的偉大工程的最前沿,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等科學家一起,共同組織原子彈的研製攻關。作為核武器研究的主要科技負責人,承上啟下,出謀劃策,制定計劃,組建隊伍,組織協調,綜合平衡,對研究方向的確定、技術路線的選擇、試驗方案的審核、科技力量的調度、工作進度的安排等進行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劉傑、李覺、吳際霖等同志的領導下,朱光亞同志於1962年主持編寫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和《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及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綱要》,對爭取兩年內實現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目標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加快我國首次核子試驗的技術準備工作,按照錢三強的要求,朱光亞同志起草了關於迅速成立核子試驗基地研究所並安排國家試驗各項準備工作的建議。從此,我國有了一支與核武器研製隊伍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核子試驗科技隊伍,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核子試驗技術體系。經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奮鬥,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為實現毛主席關於“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重要指示,1963年第一顆原子彈剛完成理論設計,朱光亞和彭桓武就組織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于敏等人制定了突破氫彈原理的工作大綱。經過艱苦的攻關,于敏領導的理論設計小組終於掌握了氫彈聚變的關鍵物理因素,形成了突破氫彈原理的理論設計。朱光亞等同志立即組織全所力量群策群力,不斷完善理論方案,形成了切實可行的氫彈設計方案。1965年12月,朱光亞又代二機部起草了上報中央專委的專項請示,並向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會議彙報了有關技術關鍵問題。1966年12月,我國氫彈原理試驗獲得圓滿成功,半年後第一顆氫彈空投爆炸成功,在我國核武器發展史上又豎起一個里程碑。
核子試驗從空轉机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發展的客觀需要。作為核武器科研、試驗、研製等任務主要科技領導人,朱光亞同志積極建議並參與領導了我國核子試驗方式從空中到地下的轉變,使我國核子試驗技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早在1964年,他就根據周總理和中央專委的指示,提出要在抓緊進行原子彈核航彈試驗準備工作的同時,開展地下核子試驗的技術研究和準備工作。他參與組織指揮了我國首次地下核子試驗和首次地下豎井核爆炸試驗,取得了成功。為取得地下核子試驗的第一手資料,增加對地下核爆炸現象的感性認識,朱光亞還和程開甲一起,冒著塌方和放射性的危險,親自進入核爆炸後的坑道,實地觀察爆後景象。在他的領導下,經過廣大科技人員十多年的頑強拼搏,刻苦攻關,到80年代實現了將核子試驗轉入地下的目標,為核武器技術快速持續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在我國鑄造核盾牌的偉大工程中,核子試驗的每一次成功,都傾注著朱光亞同志的心血與汗水;核武器發展的每一點進步,都凝結著朱光亞同志的智慧和決心。我國僅用40多次核子試驗就達到了外國幾百次乃至上千次試驗才達到的技術水準,朱光亞同志功不可沒。1999年9月18日,他與其他22位科學家一起榮獲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二
1970年以後,朱光亞同志先後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等職務,除繼續負責組織核武器技術研究與發展工作之外,還參與組織領導了國防科技領域的許多重要工作。1998年我軍實行編制體制重大調整,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已是74歲高齡的朱光亞同志繼續被任命為科技委主任。在這些領導崗位上,朱光亞同志都充分展現了他卓越的領導才能,是國家和軍隊科技領域公認的傑出的科技帥才。
朱光亞同志是一位高瞻遠矚、善於從大局上思考問題的科學家和領導者。他參加了我國歷次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研究制定工作,是新世紀第一個國家科技中長期規劃總體戰略專家顧問組三位召集人之一。他還是國務院高技術協調領導小組的成員,國家“863計劃”制定和實施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負責其中兩個重要研究領域的指導工作,並直接指導了載人航太工程的前期論證工作。在這些工作中,朱光亞同志的全局觀念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指導國家高技術工作時,他強調,高技術的跟蹤和發展研究工作,在緊密追蹤國際最新技術成果和發展方向的同時,必鬚根據國家的發展需要,不斷調整研究方向和任務。在主持、領導歷次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規劃的研究制定中,他總是從國家大局出發,強調要在“軍民結合、寓軍於民”上有新的突破,提出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的發展,既要為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保衛祖國的安全統一提供先進的物質技術基礎,又要帶動我國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朱光亞同志的這些觀點和思想,對我們在新形勢下指導國防科技發展和武器裝備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朱光亞同志是一位遠見卓識、具有戰略思想的科學家和領導者。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面對世界科技的迅猛發展和國際軍事鬥爭的新形勢,朱光亞同志組織和指導了我國歷次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研究。研究中,他從戰略的高度,綜合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觀點和思想,強調我國國防科技的重點任務是要著眼提高戰略威懾能力,發展一批重點裝備技術;著眼提高實戰能力,發展適應資訊化戰爭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武器裝備體系;著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國防科研基礎設施。把裝備預先研究和基礎研究放在戰略地位,是朱光亞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多次強調,對於具有戰略性、帶動性的重大問題,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攻克難關,重點突破,帶動全局。他指出:基礎研究是促進新技術、新武器産生的源泉,是獲得技術優勢、軍事優勢和戰略優勢的基石。正是在他的指導和支援下,十多年來,武器裝備預先研究、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為我國武器裝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朱光亞同志是一位思維敏銳、前瞻意識極強的科學家和領導者。他對世界高新科技發展的最新潮流、最新成果有著準確的把握,並能夠迅速做出判斷,引導大家去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之路,從而揚長避短,形成我們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尤其對世界軍事高技術的發展,他有著極其敏銳的洞察力。1991年,海灣戰爭的爆發,把高技術局部戰爭作為一種新的戰爭形態推上人類戰爭的歷史舞臺。此後的多場高技術局部戰爭,不斷推動著世界新軍事變革向深度、廣度發展。海灣戰爭爆發之初,朱光亞同志立即組織人員,對戰爭情況進行跟蹤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探索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點、規律及發展趨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為我軍武器裝備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科學啟示,也為上層決策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援。
三
朱光亞同志是老一輩科學家才識與品行雙馨的傑出代表。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同志都稱讚他有“立德立功”之優秀品格。他的優秀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現代科學精神的完美結合,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朱光亞同志對黨、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具有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青年時代,他胸懷科學救國的遠大抱負,在赴美留學之前就立下學成必歸、報效祖國的決心。留學期間,他積極組織各種愛國活動,密切關注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後,毅然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和待遇,于1950年初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創業熱潮中。歸國途中,他與51名愛國留美同學聯名寫下了飽含激情的《致美國留學同學的公開信》,呼籲大家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歲月裏,他把個人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把個人的志向與民族的振興緊緊聯繫在一起,在每次人生的選擇中,都把祖國的需要放在第一位。1952年,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優秀教師,他自覺服從組織安排,擔任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英文翻譯,奔赴朝鮮戰場參加艱苦激烈的停戰談判。50年代末,面對某些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他堅決服從黨組織的決定,毅然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之中,從此隱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獻給了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
朱光亞同志無論是在教學科研一線,還是後來走上領導崗位,都始終不改其學者本色。他深入實際、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求真務實、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在科技界有口皆碑。核子試驗場區條件艱苦,環境惡劣,幾乎每次重要試驗,他都親臨現場指導工作。對現場發生的問題,他都要組織專家認真分析,通過模擬試驗,弄清原因,制定措施,直到完全解決。由他起草或修改過的文件,總是用簡明而通俗的語言,把複雜的問題闡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概念準確、邏輯嚴密,行文字斟句酌,一個數據、一個術語,乃至一個外文字母、一個標點符號,都要做到準確無誤,這些都能讓人深深體會到這位科學家一絲不茍、嚴謹求實的作風。
朱光亞同志十分重視我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傾心扶植青年科技人才。在我國核武器研製初期,先後從全國選調了兩批拔尖的技術人才,加強我國核武器研製力量。為了使這批青年科技人員儘快挑起大梁,他協助核武器研究所李覺所長開展“科研小整風”,用言傳身教培養大家嚴謹求實的工作作風,磨練過硬的意志品質。這支隊伍的成長,不僅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為我國核武器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核技術或其他領域的組織領導者和知名專家。面對當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朱光亞同志更加敏銳地感受到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他常説,我國的科學技術要在世界高技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必須要培養一大批具有創新性的高技術人才。因此,他在多種場合呼籲要加快人才培養的步伐,建立適應人才脫穎而出的工作機制,創造人才迅速成長的良好環境。他還身體力行,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長創造條件。在擔任中國科協主席期間,創辦了青年學術年會和青年科學家論壇,使一批青年科學技術骨幹得到了展示才華的機會。在一些較高層次的科技專家座談會上,他總要吸收青年專家參加,給他們暢所欲言的機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朱光亞同志謙虛謹慎、淡泊名利,體現了一名科學家的高風亮節。每當人們提到他在中國原子能事業上的成就時,他總是説:“這些重大成就,是許多同志共同做的。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1999年,在總裝備部舉行的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授獎大會上,他在發言中誠懇地表示:“我只是這一偉大集體中的一員”。在應邀撰寫的《自力更生,鑄起核盾》一文中,他花了大量筆墨,悉數列舉了其他科學家和普通科研人員所做出的貢獻,卻只字未提自己。1996年,他將所獲得的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100萬港幣獎金全部捐給了中國工程科技獎勵基金會,用以獎勵在工程技術領域做出成就的優秀青年科技專家,同時還囑咐知情人不要對外宣傳。1997年,他又把多年積存的4.5萬元稿費全部捐贈給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用以發展國家科學技術。對待事業,他慷慨大度,對待生活,卻十分簡樸。我們機關的同志經常可以看到他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舊布軍衣。他樸實的生活作風,深深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同志。
朱光亞同志不愧是我國科技界的一面旗幟,不愧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尊敬的師長和學習的榜樣。他為我國科技事業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建立的卓越功勳,祖國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在50多年的科技工作實踐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科技思想,是我國科技界的寶貴財富;他優秀的思想品質,將激勵廣大科技工作者特別是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戰線的同志,大力弘揚“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太”精神,牢記使命,不負重托,開拓創新,頑強拼搏,為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努力實現我軍武器裝備建設的跨越式發展做出新貢獻。(《解放軍報》陳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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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亞院士簡介
朱光亞湖北省武漢市人,1924年生,男,中共黨員,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從事實驗核物理研究工作,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於1950年春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副教授、教授,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第4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黨組書記。第8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中共第9屆、10屆中央候補委員,11至14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第9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
1957年從事核反應爐的研究工作,領導設計、建成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了堆物理試驗,跨出了我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爐的第一步。他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負責並領導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1962年主持編寫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對爭取在兩年內實現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目標起了重要作用。參與組織領導我國歷次原子彈、氫彈的試驗,為“兩彈”技術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70年代以來參與組織秦山核電站籌建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研究。80年代後參與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工作。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中國網綜合消息 200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