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以20世紀六十年代農作物品種矮稈化是第一次綠色革命，那麼農作物雜種優勢利用可以説是第二次綠色革命。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基因工程在作物育種中的應用，使作物品種改良進入第三次綠色革命的新階段。”

    被稱為“綠色革命之父”，農業科技領域唯一的諾貝爾獎獲得者，87歲的鮑爾格博士滿頭白髮，卻十分健談。他認為，進入90年代，必須開展一場“雙重綠色革命”。其目標是既要重現上兩次綠色革命那樣的農業土地生産率的大幅度增長，又要能夠同時保育資源和生態環境。“新的農業科技革命正體現在，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如轉基因和資訊技術等，與傳統的農業相結合，以滿足農民的需要，而且更加關注環境問題。”

    他深切地感受，包括“綠色革命”在內的常規農業現代化對生態、環境和資源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比如化肥在促進糧食産量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過多使用有機肥，氮和磷瀰漫在空中，對環境會産生污染影響。“任何先進技術並非零風險的技術。現代化學和生物技術有很大發展，但也會帶來環境惡化的風險。”

    “中國運用轉基因技術搞抗蟲棉，基本上不用農藥，既減少環境污染，農民也降低了成本。”鮑爾格以此為例，提出要將各項研究成果以對環境無害的方式加以應用，並採用多學科的方法解決農業問題。

    關於生物技術，鮑爾格談到，現代技術可以實現跨類的基因轉化。世界人口的巨大壓力，需要運用基因技術等來提高農産品的生産率，或者培育抗病蟲的品種。在農業上要探討這些技術的可行性，還要將傳統育種技術與現有新技術結合起來。

    “可設想，1952年我研究的一種小麥染病至今無法治好。如果利用轉基因技術，有可能將水稻的基因轉化到小麥的品型上，發展成抗病小麥。在未來這可以實現。”鮑爾格預測將來會有很多改良、新産品。這些技術能滿足2025年全球80億人口的食品需求。

    鮑爾格還反覆強調，中國農業尤其要研究農民真正需要的實用技術，他甚至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説明。“如平衡施肥的問題，平衡施肥既可提高預期産量，又可達到肥效、降低農民的生産成本；針對我國兩季的狀況，是否可在播種前育苗以搶回時間；對不同地形育苗加以規劃，既可節省水源，又可節省成本。可以加強這方面的技術研究。”

    “在未來世界農業的科技方面，中國毫無疑問將起帶頭作用。這種帶頭作用，肯定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帶來技術幫助。”鮑爾格和國際糧食政策所所長安德森博士均對此信心十足。

    《科技日報》200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