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 1937年生，江蘇無錫人。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電腦應用專家。現為北京大學 電腦研究所所長、北大方正集團公司董事等。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科學研究的目標

中國基礎研究領域的科學家應該有高的目標，即追求科學上的發現和源頭創新，併為此作長期不懈的努力。基礎研究重要成果的表現形式往往是在國際頂尖刊物上發表文章，並有大量正面的引用；或者有人沿此方向作出新的探索和突破，這也可以作為成果評估的主要依據。王淦昌先生於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證實中微子存在的方法，但在國內無法實現，只得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結果美國人看了文章用此方法做出實驗，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是王淦昌第二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技術科學的最高成就是深刻影響工業界和人們生活的重大發明創造。例如2003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核磁共振，發明于20世紀70年代末，2002年評獎時已有2.2萬台核磁共振成像儀在世界各地使用，受過醫學檢查的人數達6000萬人次。

在技術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特別像通信、電腦應用這些應用性很強的專業，自主創新的技術轉化成商品，表現出很好的性能價格比，在中國市場上居領導地位，應該成為科研的重要目標。當然更高的目標是把自主智慧財産權的高科技産品批量打入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市場。但國內的科研環境、評估標準、提職稱條件等往往並不鼓勵這種目標，對於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有時仍把在SCI、EI發表的文章數作為重要評價指標，這是很有害的。

諾貝爾獎只是個副産品

貝爾實驗室是研究通信技術的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其主要奠基人尤厄特提出了“應用創造性的科學知識于技術發展”的方針，把高技術和新産品看作貝爾實驗室任務的核心，而諾貝爾獎只是個副産品。恰恰是這種方針，在該實驗室産生了11人次的諾貝爾物理獎。

中國現在還沒有像貝爾實驗室那樣高水準的應用科學研究單位，但貝爾實驗室的目標、方針值得我們學習。丁肇中曾經説過，“把獲諾貝爾獎作為科研目標是很危險的”。在應用科學領域內，不能把獲獎、SCE、EI文章作為目標，而應該有持續奮鬥，不斷創新，最終使高技術産品在市場上雄居榜首的決心。

傑出人才年輕時就嶄露頭角

黃昆先生25歲時就在國際頂尖雜誌《物理評論》上發表文章，27歲時提出了“黃散射”，32歲時完成了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玻恩（Born）合寫的《晶格動力學理論》。當時玻恩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説：“書稿內容已完全超越了我現在的理解，我能懂得年輕的黃昆以我倆的名義所寫的東西，就很高興。”

“周光召威震杜布納”（杜布納指前蘇聯原子核研究所）是上世紀50年代末周光召30歲時的事情，當時有外國科學家説，“假如周光召將來得諾貝爾獎，我不會感到驚訝”。為了國家利益，周光召毅然放棄了很有前景的方向，投入兩彈的原理研究，並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年39歲的中科院金屬所所長盧柯是中國最年輕的兩位院士之一，28歲時任研究員，已經表現出非凡的才華。他後來獲第三世界科學院技術獎，可能是獲該獎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獲第三世界科學院獎勵的最年輕的中國科學家。

給人才創造寬鬆的科研環境

對於已有充分證據確認是真正傑出的人才，建議採取十二字的政策：給足錢、配備人、少評估、不干預。

1.給足錢

優秀的學術帶頭人往往癡迷于科學技術，具有很強的科技“攻關”能力，但往往缺乏“公關”能力，而後者是獲得、有時甚至是騙取經費的重要因素。對於傑出人才領導的團隊，穩定地先給予5年的經費支援，不要讓他們為經費而四處奔波。丁肇中獲得經費的辦法很簡單，他絕不會承諾他的研究一定會有什麼成果，他只是對政府主管經費的人説：“假如你在我這個領域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科學家，那你把錢都給他；假如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科學家，那你把錢都給我。”

2.配備人

配備優秀的研究人員，特別是創造條件以便能招到非常優秀的研究生非常重要。中國大學離世界一流大學差距尚遠，但中國人口眾多，不乏一流的、潛力很大的大學生，中國中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屢屢獲獎就是很好的證明。多年來流傳下面的説法：中國名牌大學的本科生品質最高；碩士生差一些，因為最優秀的本科畢業生大多出國了；博士生相對更差，因為很多優秀的碩士畢業生也出國了。我想這一現象會逐步好轉，碩博連讀的做法也有助於提高博士生品質。

3.少評估，不干預

在沃森從事DNA雙螺旋結構的研究過程中，他所在的康橋分子實驗室從未要求他們填寫過研究進度報告或者考績表。懷爾斯（Wiles）在升任講座教授後不久就面壁九年，不發表一篇文章，于1994年最終證明了費爾馬大定理。一個教授多年不寫一篇文章而沒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擾，這是傑出人才最需要的寬鬆環境。對大學教師和科研單位進行業績評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管理的一種手段，但是任何評估體系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對於不同學科、不同單位要區別對待，絕不能“一刀切”。我對有些大學實行的“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不能當博士生導師”的做法一直持不同意見，因為照此規定，中國光學機械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就不能當博導。對於有非凡特長的個人或單位，要忽略他們的某些短處。假如當年清華大學校領導沒有破格錄取數學只考了十幾分，但英文、語文異常出色的錢鐘書，可能中國就少了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師了。

中國需要基礎研究的重大成果，也需要能橫掃世界市場的創新高科技産品。要達到這些目標，一定要有良好的環境和氛圍，特別是要給優秀的青年人成才和建功立業的機會。

《光明日報》200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