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和心理學的試驗和臨床結果表明，安慰劑是有一定作用的，這種作用表現在兩方面。在一定情況下，可以穩定病人的情緒，使其心態平和，衣食起居正常，從而調動身體潛在的免疫功能，抗禦病魔。其二，在試驗某種藥物時，對受試者和醫生雙盲使用安慰劑，以排除心理作用對藥物客觀效果的影響和對藥物客觀效果的評價，從而真正評判一種藥對人體試驗的效果。

    安慰劑的使用與倫理

    在是否能使用安慰劑上世界上存在著一些爭論，但大部分國家都允許使用安慰劑，包括我國，美國則是廣泛使用安慰劑的國家，歐洲國家對使用安慰劑是較為勉強的，而日本則是一點都不允許使用安慰劑。

    使用安慰劑爭論的焦點是，安慰劑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是虛擬的，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是給人一種假的第二信號的作用，以刺激大腦的某種功能並反作用到機體的生理和生化代謝上，這種沒有實質內容的刺激當然無論怎樣也不可能起到與真正藥物相同的作用。所以，在臨床治療中一般只是在各種藥物和治療手段都不起作用後，才使用安慰劑，對病人説這是一種最新最好的藥物，起到調節心理穩定情緒的作用。

    另一方面使用安慰劑是為了試驗一種藥物是否管用。但是當安慰劑並不能治療疾病而病人的病情在惡化時，是否還使用安慰劑，這就涉及科學試驗第一還是人的生命安全第一的問題。國內的安慰劑試驗顯然是傾向於保護人的生命和安全的。

    從2000年初到年底，北京協和醫院和上海幾家醫院對病人進行了一種治療心衰的藥物———達利全的療效試驗，其中就涉及到對一些病人使用安慰劑。但是在試驗前，病人首先要有知情權並同意這樣的試驗，所有病人都是在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後才進行雙盲試驗。

    試驗分為服用達利全的治療組和服傳統藥物的對照組。但是在試驗進行到一大半時出現了另一種結果：治療組的死亡率比對照組的死亡率降低了35％。這時就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到了研究人員面前，是繼續進行藥物研究——把研究和獲得權威的令人信服的臨床資料放在第一位，還是停止試驗——把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擺在第一位？因為繼續試驗，當然能獲得達利全這一藥物的所有基本數據和療效結論，為以後大規模投入臨床使用提供翔實的指標。但也就意味著對照組的病人不能獲得有效治療的機會，最後産生更多的死亡。而停止試驗則可以挽救病人生命，但卻得不到這一藥物的完整試驗資料。

    在生命和健康重要還是獲得技術和知識重要面前，指導北京和上海各家醫院進行藥物試驗的臨床倫理委員會經過幾次討論後，最後作出了符合倫理的選擇，終止試驗，讓對照組病人也服用療效好的達利全，以挽救生命和保證病人的健康。毋用置疑，與為了要獲取技術而讓生命受到痛苦和毀滅生命的科學研究和醫學試驗來，這樣的研究和試驗正是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的最大體現。　

    歷史上的事件和爭論

     　在使用安慰劑方面，醫學史上最著名的左右為難的研究事件之一就是梅毒研究。從1932年到1972年，美國研究人員隨訪400名貧窮的患了梅毒的非洲美國黑人，以觀察他們的疾病是怎樣發展的。在50年代，盤尼西林已經普遍使用，而且價錢並不昂貴，但是研究人員也不對他們採用盤尼西林治療，而是給予安慰劑。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能觀察到不用藥物梅毒會怎樣發展。然而這對於病人來説則是極大的傷害，顯然是有違道德的。因此這一試驗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儘管該項研究揭示了梅毒發病、發展、病理機理和預後的一些本質問題，為後來的梅毒治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臨床第一手材料。

     　上述事件已成為歷史，但今天安慰劑的使用無論是在臨床還是試驗中都存在，當然形式有所不同。最為典型的是對相同的重病病人，一些人給予新藥治療，而另一些人則給予安慰劑，以比較新藥的療效。這實際上就是上面所説的安慰劑的第二種使用目的。但是倫理學家認為，如果醫生已經有一種方法能治療病人的疾病，但還對病人進行這種安慰劑對比試驗是不道德的，即使病人同意這樣做也不行。當然另一種方法試驗新藥是符合倫理的，即所有藥物和治療手段都無效時，可以對病人進行安慰劑對比新藥的試驗，但是也必須事前獲得病人的同意。

     是否恪守赫爾辛基宣言

    醫學倫理學家提出這樣的觀點是有根據的。其基本依據便是被各國醫學專業人員奉為“聖經”之一的1964年世界醫學會公佈的赫爾辛基宣言。該宣言的出現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對人體進行非人道的醫學試驗，如用俘虜做活體高空試驗、冷凍試驗以及今天眾口指責的克隆人試驗。赫爾辛基宣言的基本核心非常簡單：任何病人，包括對照組病人，都應當保證給予最佳的診斷和治療。以此來對照，上述對黑人梅毒的安慰劑試驗和今天的有可以治療的方法卻不對病人使用而使用安慰劑的方法都是不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的，當然也是不符合倫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人員對赫爾辛基宣言的這一原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即使有療效的方法存在，也可以對病人實施安慰劑試驗。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羅伯特列文就持這種態度。他是目前對赫爾辛基宣言這份長達36年的歷史文件進行修訂的委員會主席。他認為歷史過去了很多年，宣言的一些條款也應當隨歷史的前進而得到修改。比如，在許多條件下進行安慰劑試驗具有重大科學意義，也是合符倫理的。列文透露，修改後的新的醫學倫理宣言可能會被世界醫學會所採納，而且在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允許在特定條件下使用安慰劑，如英國的愛丁堡。但條件是這樣的病人沒有生命危險。還有一些專業人員也認為修改赫爾辛基倫理宣言既可不受絕對主義限制，也是擺脫目前許多醫學倫理兩難境地的最好辦法。

    但是反對者也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美國華盛頓一個群眾組織的代表皮特魯瑞認為，現在涉及安慰劑的試驗太多了，幾乎每一件都侵害了受試者的權益。例如，最臭名昭著的是在非洲對黑人孕婦服用短期AZT（一種治療艾滋病的藥物），以觀察其是否有長期的防止和減少HIV母嬰傳播的效果。但是有人辯解説，這不是使用安慰劑，只是比較短期和長期藥物的藥效。

    使用安慰劑的現狀令人擔憂

    然而許多使用安慰劑的案例仍然在大量地發生著。為了試驗一種新的叫做n ifed ip in e的抗高血壓藥物，美國研究人員對1600名中國人（不知是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還是美國華人）進行了安慰劑和n ifed ip in e的對比試驗（N ew sc ien t ist，2 Sep tem p e r，2000）。試驗時間平均為2.5年。試驗這種藥物是在醫生已經知道現存的一些藥物可以減少高血壓死亡率的情況下進行的。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精神病藥物和用於癌症病人的抗嘔吐藥的試驗。

    對此列文認為，對非洲人使用AZT試驗的批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條件所限不能向受試者提供類似西方標準的醫療條件，所以使用價格較低的AZT。在赫爾辛基宣言公佈採納之初，世界上任何隨機對照的試驗都很少。但是，現在如果沒有對照試驗，醫藥公司就不可能將任何一種藥物推向市場。因此，如果從文字上死摳赫爾辛基宣言，就會使醫學研究處於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只要不引起功能失常和死亡，就應當允許使用安慰劑試驗。

    但是也有人認為醫生不應該阻止任何緩解病人痛苦的做法，那怕這種治療效果是微弱的和短暫的。例如，頭痛病人尋求醫生是為了緩解其痛苦，醫生不應該以知情同意（病人同意）來做使病人遭受痛苦的安慰劑試驗。只要目前的治療是有效的，任何安慰劑治療都是不合符道德的。

    安慰劑的使用能兩全其美嗎

    當然，有些專業人員並不一概反對使用安慰劑，因為安慰劑有時的確對病人産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大約有1／4的女性在育齡期間會産生週期性的乳腺疼痛。這種疼痛當然不舒服，但是沒有危及生命的危險，而且疼痛的程度有不同的變化。如果給予這些女性安慰劑，則可能起到一定的緩解疼痛的作用，即安慰劑的心理作用。而運用催乳素抑製劑也可以止痛，但是可能造成較大的副作用。所以使用安慰劑也是可行的方法。

    不過也有研究人員指出，為了避免安慰劑引起的倫理之爭，也可以儘量避免使用安慰劑。因為對照一種藥物的效果並非一定要使用安慰劑。對比一種新藥的效果既可以與過去的病歷和藥物使用的資料相對比，也可以以新藥與舊藥同時服用進行對比。而且兩種藥同時對比可以給予醫生最好的資料和資訊，因為他們能知道一種新藥與舊藥比較哪一種好一些和更有利於臨床治療，而新藥與什麼也不是的安慰劑相比較得出的結果並不利於指導臨床用藥。

    但是也有人反對説，活體試驗的結果畢竟不同於過去的書面資料。例如，如果能從統計資料獲得臨床治療的根據，為什麼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不採用資料進行藥物成癮治療呢？

    此外美國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醫生對那些吸毒海洛因成癮者進行試驗，目的是查驗他們是否對其他病有免疫力。受試者分成兩組，一組拒絕給予針頭，一組給予針頭，看他們這兩組有多少人會患B型肝炎。儘管有預防B型肝炎的疫苗，但也只是在後來才給他們。因此，這樣的試驗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因此，要不要使用安慰劑和怎樣使用安慰成為今天醫學倫理觀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