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社會的過程中，人們曾陶醉於科學技術給我們帶來利益、福音。但是，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使人們再也不可能無視這一點時，在科學界，開始把思維的視角集中在科學家本身。人們對科學技術性能的定位發生了變化，即由開始的中性的逐漸轉變為非中性的。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中性的，技術也是中性的，科學技術的負影響是使用不當造成的。隨著原子武器，納粹人體試驗，倫敦煙霧事件，石油危機，基因重組技術，切爾諾貝利事件，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多莉”與“深藍”的相繼出現，人們開始反思科學技術的價值，確立了科學技術是非中性的價值觀，打破了人們關於科技中性論的傳統看法。

    認識到科學技術不是絕對中立的，它和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科學研究不是在世外桃源進行，絕大多數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時要涉及到各種社會因素。這樣，科學家進行創造，也要為創造的後果承擔責任。要把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聯繫起來。

    1945年，原子彈科學家致美國戰爭委員會的報告就反映了這種思維，“過去，科學家可以不對人們如何利用他們的無私的發現負直接責任。現在，我們感到不得不去採取主動的態度，因為我們在發現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滿了危險，這是比以往任何所有發明所帶來的危險都要大的多。”而且，現在人們認識到科學的社會功能越大，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越大。一個科學家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純粹”的生物學家，因為他不可能對他工作的成果究竟對人類有用，還是有害漠不關心，也不能對科學應用的後果究竟使人們的境況變得更好，還是更糟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種玩世不恭。美國物理學家薩姆施韋伯指出：“科學事業現在主要涉及到創造——設計以前從來沒有的存在過的物體，創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從已知的基礎和本體，體現其中的關係性和新奇。明確地説，因為我們創造這些物體和表述，我們必須為它們承擔道德責任。”

    從僅僅重視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是如何可能的、怎樣進行的，到關注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與社會責任的關係，這種認識的産生反映了社會對科學發展的要求，對科學家的創造活動的要求。同時在科學外部認識到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與社會責任的關係遠不如在科學內部的這種認識更有意義。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主體，由於他們掌握專業的科學知識，對科學知識可能的應用前景，可能的正負面影響，要比其他人預見得更準確更全面，這比在應用的負效應出現以後，在加以研究抑制負價值的手段更有效。此外，科學家本身對其研究有責任意識是一種自律的過程。

    把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和社會責任聯繫起來，這種認識有重要意義。

    其一，科學家是職與責的統一。既然科學家是一種社會職業，他幾乎已經等同於普通的公務員或是行政人員，就應該遵循社會職業規範，即實行職與責的統一。這如同電影導演這一職業一樣，如果導演只負責導出一部電影或電視劇，而不管播出後公眾對其的反映，或者是它對公眾可能産生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導向，這種結果是不幸的。科學家特別是技術發明家，在為自己的研究成果獲取精神和物質獎勵的同時，也應該對其可能的應用後果承擔責任。

    其二，科學研究是真與善的統一。長期以來，認為求真是科學研究的目的，在這個旗幟下任何探索都是合理的。但在科學技術應用的後果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今天，要求科學對知識的創造和應用應該負有完全的責任。科學研究的整體目標和首要任務是造福人類確保人類社會公正、合理的持續生存和發展。這樣，對事物奧秘和真相的探索，必須在與最高目標不相抵觸的情況下進行，科學家的好奇心必須服從責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最高目標。所以，對科學家研究的評價應該具有真偽和善惡兩套標準，互相補充，保證科學達到的成果既真實準確又安全可靠。

    其三，科學研究中的獎勵與懲罰的統一。對科學研究的成果的獎勵措施在不斷加大和完善，而且獎勵是巨大的和眼前的。而懲罰似乎是不可能與科學研究聯繫起來的，若有的話，也是長遠的，這種獎勵與懲罰的不對等性，也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意識。當前科學的發展，一方面仍然需要社會加大力度支援科學的發展，科學家應該由於對社會文明的進步所作的貢獻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科學也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同時，社會也應制定出相應的懲罰措施，對那些可能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的科學研究進行限制，對那些只為個人利益而不顧社會利益的科學家加以懲罰。(任玉鳳）

    《科技日報》200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