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後兩個季度，是有關部門制定和醞釀下一年科技政策的關鍵階段。制定和執行怎樣的科技政策，關係到我國今後科技、教育和經濟的興旺發達。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科學價值觀起著主要的導向作用。這一點，需要我們在制定科技政策時給予高度重視。

    科學活動早已不是科學家這個群體的專利活動。科學是社會的，它是一種社會現象。科學對生産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人們觀念的變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都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同時，社會對科學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美國社會學家庫恩承認社會變數在從一種科學範式到另一種科學範式的演變和轉移中會起到重要作用。恩格斯認為，是經濟的需要推動了科學的前進。在美國，科學界承認，科學所發生的變化，其方向和步伐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組織本身之外的社會因素。

    筆者認為，對科學價值的認識既是一個歷史過程，又是一個辯證的過程。科學在近現代社會中歷經變遷，它在任何國度的興衰都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思想乃至傳統觀念等方面的根源，都是社會環境諸條件綜合作用的産物。

    在我國，對科學價值的全面認識是和市場經濟分不開的。隨著我國的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模式向現代的市場經濟思維模式轉變，科學價值觀第一次有了能夠全面反映科學價值的契機。與此同時，科學的實用價值開始被自覺認同，並成為科學工作者選擇行動的依據。從根本上講，科學價值觀的改變是社會大環境變遷的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之所以資助科學，説到底是其第一生産力的功能。社會不是按科學家寫了多少論文，而是按其創造了多少社會財富來給予科學回報的。社會希望科學技術能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希望通過科學技術增強國家的實力，通過科學技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在存在貨幣與交換的條件下，科學並不是與金錢毫無干係的事業。

    必須指出的是，科學家群體和科學管理決策成員在充分認識科學的功利價值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科學的基本價值———真理價值。科學本來的含義就是探索知識，探求真理，探求獨創性的學術價值。社會很容易重視科學的實用價值而忽視科學的真理價值。當科學之外的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需求強烈地作用於科學選擇時，決策者不應拋棄科學的基本價值，不應當為了短期的功利主義的目的，盲目追求某一方面的社會經濟效益而忽視基礎研究以及科研後備力量的培養，造成科技發展工作中的短期行為，使得科學的後繼資源枯竭。保持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各個科學活動組成部分的合理結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會影響一個國家科技與經濟發展速度和發達程度。了解這一點，對於制定科技政策的科學管理機構來説，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們還要談到科技的社會道德問題。科學的發展，以及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使得科技的社會道德問題愈來愈顯得突出。科學家們應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採取對科研成果負責的態度，既要爭取科學的良好的社會效益，又不應忽視其可能帶來的惡果。筆者認為，科學管理機構應發揮主體的引導功能和控制功能，使科學造福于全人類。

    綜合來説，科學管理機構要在正確的科學價值觀的指導下，進一步理順科學運作機制：探索怎樣使科學工作者更好地發揮作用，為社會服務，為科學服務；弄清是什麼使科學工作者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無法為社會創造財富，無法促進科學的發展。科學家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只要給其創造一定的條件，他就會努力工作，沿著社會所期望的方向達到確定的目標。從這個認識出發，如果科學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就得從管理本身去找妨礙他們發揮積極性的因素。

    科技政策應該把科研工作主要引向滿足生産上目前和未來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促進科學、技術和生産的一體化，從而使科技政策成為經濟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制定科技政策要更多地關注重要的社會需要，對研究計劃進行“技術價值”和“科學價值”的估測。看看研究是否將明顯地對現有或已提出的技術有所改進，某一領域的發展是否會在另一個領域産生重要的結果，某項研究今後是否具有極大的社會應用價值等等。

    科學和生産的有機聯繫是社會現代化的客觀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自發的，也不是自動的。目前我國科研成果轉化率低是個突出矛盾，尚不及發達國家的1／3。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科學家要轉變觀念之外，科學管理機構應當是大有作為的。

    需要明確和反覆強調的是，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政策的制定如果沒有科學的價值體系觀念與之相配套，對科技的發展，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會構成相當的阻礙。（孫蔚）

     《光明日報》 200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