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1943年7月生,196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天文係,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至1998年3月,1998年4月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現任版權部主任,1999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系兼職教授,現為上海天文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作協翻譯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57歲,完全可以過悠閒的日子,但是他沒有,卻“改行”以滿腔熱情投身到出版界,為開闢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這就是我國天文學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他從中科院走到出版社,由作者變成編輯。
他少年時代就愛看一些關於大自然的書,其中一套叫《幼童文庫》的令他至今都記憶猶新,那套小小的“百科全書”什麼都有,每本書都很薄,但每張紙倒是厚厚的,彩色的圖畫很美麗,書中説到地球繞著太陽轉,月亮繞著地球轉,還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等行星。
少年的他就愛上了天文學,憑著對天文學的濃厚興趣和優秀的學習成績,如願以償的考上南京大學的天文係,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工作,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和科普著譯的目錄就達30多頁。
卞毓麟從事科普創作20多年,參與編著、翻譯的科普圖書有70余種,發表的科普文章約400篇,累計字數近400余萬。他的讀者從剛識字的娃娃到非本行的科學家都有,讀過《語文》課本中那篇饒有趣味的短文《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還是女兒?》的中學生們,都能説出“卞毓麟”。他的科普佳作不僅熔科學性趣味性于一爐,且極富人文色彩,如《恐龍·隕石及社會文明》、《“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科學注》、《莎士比亞外篇》等,無不描繪著科學與文化一個個閃光的交點。他曾多次獲得表彰,中國科普作家協會表彰他為“建國以來,特別是科普作協成立以來成績突出的科普作家”;在1996年的全國科普工作會議上,他又被授予“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的稱號。
卞先生歷來認為“科學家作為科學傳播鏈中的發球員,奉獻于科普實屬責無旁貸”。他堅持不懈地通過各種途徑努力向公眾宣傳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社會效果顯著。他認為現代人時間緊迫,社會公眾需要了解新的科學進展,但又沒有時間來啃一本本大部頭的書,除了撰文著書外,還常在各種場合作科普演講。早年他曾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崑崙山上向邊防戰士講解天文知識;1997年赴漠河觀測日全食途經哈爾濱時,曾給當地近2000名中學生作關於日食的科普報告;同年中秋節,他又給1700名中學生講了火星探索的最新進展。他曾是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科委聘請的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導師,以及北京市三所中學的科技輔導員。
有名望、有成就的他為什麼“改行”呢?他説,科學宣傳與科學普及做得好不好,對社會進步影響很大;中國的科學普及宣傳實在還太少,這真是科學資源的浪費。現在投身到出版社,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優秀作品推向社會,傳送到讀者手中。他還講了一個小故事:
20世紀2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快到峰頂時,被狂風刮走,從此失蹤了。在他開始登山之前,有一位女士問:你為什麼非要爬那座山?探險家説:“因為它在那兒”。卞毓麟説科技出版事業就在那兒,就是需要人去幹。
曾經有朋友勸過他,“改行”當編輯不值得,但他不認為這樣。
他説,有很多選題策劃,都來自於編輯,一名優秀的編輯應該成為使人們的精神生活變得更美的“時裝設計師”。他還説,作為一名科普作家,每年寫上一兩本、甚至三本書,能寫好,已很不容易了。現在由他組織、從他手裏編輯加工出去的好書,一年可能是5本、10本甚至更多。對整個社會而言,很難説這樣做的貢獻不如以前,實際上,很可能是貢獻更大了。
他的同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長張英光説,卞教授來到上海科教社後創建了該社的版權部。在短短的2年多時間裏,他與版權部的同事們齊心協力,推出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的“哲人石叢書”,現在已成為圖書市場上的熱門品種。張社長還説卞毓麟為策劃“名家演講錄”叢書分秒必爭、殫精竭慮,如今這套別具一格的科普精品已經出了20種。他對培養年輕編輯也很用心,每當版權部來了新人,他都會向新來的同仁送上一本老出版家葉至善先生著的《我是編輯》,並親筆寫上“向至善老學習,與某某人共勉”的話語。他也十分樂意介紹年輕同事認識他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家朋友們,還經常同年輕編輯交談如何約稿的心得。看到年青人的迅速成長,他感到由衷的高興。
科學時代需要更多像他那樣對科普事業一往情深、不斷奉獻的科技和出版工作者。
《中華讀書報》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