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1943年7月生，196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天文係，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至1998年3月，1998年4月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現任版權部主任，1999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系兼職教授，現為上海天文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作協翻譯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57歲，完全可以過悠閒的日子，但是他沒有，卻“改行”以滿腔熱情投身到出版界，為開闢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這就是我國天文學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他從中科院走到出版社，由作者變成編輯。

他少年時代就愛看一些關於大自然的書，其中一套叫《幼童文庫》的令他至今都記憶猶新，那套小小的“百科全書”什麼都有，每本書都很薄，但每張紙倒是厚厚的，彩色的圖畫很美麗，書中説到地球繞著太陽轉，月亮繞著地球轉，還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等行星。

少年的他就愛上了天文學，憑著對天文學的濃厚興趣和優秀的學習成績，如願以償的考上南京大學的天文係，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工作，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和科普著譯的目錄就達30多頁。

卞毓麟從事科普創作20多年，參與編著、翻譯的科普圖書有70余種，發表的科普文章約400篇，累計字數近400余萬。他的讀者從剛識字的娃娃到非本行的科學家都有，讀過《語文》課本中那篇饒有趣味的短文《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還是女兒？》的中學生們，都能説出“卞毓麟”。他的科普佳作不僅熔科學性趣味性于一爐，且極富人文色彩，如《恐龍·隕石及社會文明》、《“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科學注》、《莎士比亞外篇》等，無不描繪著科學與文化一個個閃光的交點。他曾多次獲得表彰，中國科普作家協會表彰他為“建國以來，特別是科普作協成立以來成績突出的科普作家”；在1996年的全國科普工作會議上，他又被授予“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的稱號。

卞先生歷來認為“科學家作為科學傳播鏈中的發球員，奉獻于科普實屬責無旁貸”。他堅持不懈地通過各種途徑努力向公眾宣傳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社會效果顯著。他認為現代人時間緊迫，社會公眾需要了解新的科學進展，但又沒有時間來啃一本本大部頭的書，除了撰文著書外，還常在各種場合作科普演講。早年他曾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崑崙山上向邊防戰士講解天文知識；1997年赴漠河觀測日全食途經哈爾濱時，曾給當地近2000名中學生作關於日食的科普報告；同年中秋節，他又給1700名中學生講了火星探索的最新進展。他曾是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科委聘請的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導師，以及北京市三所中學的科技輔導員。

有名望、有成就的他為什麼“改行”呢？他説，科學宣傳與科學普及做得好不好，對社會進步影響很大；中國的科學普及宣傳實在還太少，這真是科學資源的浪費。現在投身到出版社，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優秀作品推向社會，傳送到讀者手中。他還講了一個小故事：

20世紀2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快到峰頂時，被狂風刮走，從此失蹤了。在他開始登山之前，有一位女士問：你為什麼非要爬那座山？探險家説：“因為它在那兒”。卞毓麟説科技出版事業就在那兒，就是需要人去幹。

曾經有朋友勸過他，“改行”當編輯不值得，但他不認為這樣。

他説，有很多選題策劃，都來自於編輯，一名優秀的編輯應該成為使人們的精神生活變得更美的“時裝設計師”。他還説，作為一名科普作家，每年寫上一兩本、甚至三本書，能寫好，已很不容易了。現在由他組織、從他手裏編輯加工出去的好書，一年可能是5本、10本甚至更多。對整個社會而言，很難説這樣做的貢獻不如以前，實際上，很可能是貢獻更大了。

他的同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長張英光説，卞教授來到上海科教社後創建了該社的版權部。在短短的2年多時間裏，他與版權部的同事們齊心協力，推出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的“哲人石叢書”，現在已成為圖書市場上的熱門品種。張社長還説卞毓麟為策劃“名家演講錄”叢書分秒必爭、殫精竭慮，如今這套別具一格的科普精品已經出了20種。他對培養年輕編輯也很用心，每當版權部來了新人，他都會向新來的同仁送上一本老出版家葉至善先生著的《我是編輯》，並親筆寫上“向至善老學習，與某某人共勉”的話語。他也十分樂意介紹年輕同事認識他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家朋友們，還經常同年輕編輯交談如何約稿的心得。看到年青人的迅速成長，他感到由衷的高興。

科學時代需要更多像他那樣對科普事業一往情深、不斷奉獻的科技和出版工作者。

《中華讀書報》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