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能改變命運
1944年初秋的一天。
一個魁梧的漢子背著行李卷,領著一個矮小的男孩,在膠東貧瘠的土地上走著,走著。
“唉!我説你跟俺在家學個木匠,這一輩子不就有靠了,你偏要去上學!”魁梧的漢子邊走邊嘟嚕著:“這學校哪是咱窮人家孩子上的?”
“爹,您放心,這是八路軍辦的學校,不要錢。”小男孩個子雖然矮小,看上去卻十分精明,很有主見。
父子二人邊走邊談論著。父親名叫宋增金,是山東省榮成縣宋家村的木匠。這矮小的男孩名叫宋振山。他貧困的家鄉幾乎戶戶是白丁。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難得有位張紹江老師,在這窮村辦起了小學,教幾十個幼童讀書識字,從此,宋振山被引進了知識的大門。就像走進神話中的聖殿一樣,這貧窮矮小的男孩,從書中看到美妙的世界和光明的前景。從此,他認定了:我要上學!
兵荒馬亂,家境貧寒,讀完了初小,這窮家的孩子哪還有繼續讀書的條件呢!但是,小振山不死心,又想方設法地念完了高小。再想念初中,就難於上青天了。父親勸兒子別異想天開:“你拉倒吧,跟我學個木匠,一輩子不也有靠嗎?!”
“我要上學!”兒子非常堅定。
他四處尋求,不知從什麼地方打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八路軍辦的“文(登)榮(成)威(海)聯合中學”要招生。小振山決定去報考。那年,小振山才12歲。
要上學,要求知,這個堅定的人生追求,改變了這個貧窮矮小的男孩的命運。
2001年4月12日,我在全國政協主席樓的一間辦公室裏,見到了當年這個貧窮矮小的男孩。他就是蜚聲中外的控制論專家、兩院院士宋健。
春天的陽光灑滿了辦公室。宋健坐在沙發上和我聊著。他穿著樸素,待人謙和,非常平易,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樣,和我談起他的人生經歷和治學體會。他雖然擔任過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卻一點兒官氣都沒有。
他的平民氣質,使我想起了1998年深秋,到他的老家山東省榮成縣探訪的情景。
早就聽説國務委員宋健的老父親仍然生活在家鄉的黃土地上,可是,當我走進這間披蓋著白色茅草的小平房,親眼看到這位88歲、飽經滄桑的老人,握著他那幹了一輩子粗活、滿是老繭的手時,我被深深地感動了。
離開宋健的家鄉,我一直在想,像宋健這樣窮家的孩子,如果不是走上這條求學之路,如果沒有這樣的機遇,他今天可能還在老家種地或是當木匠哩!在那個時代,雖然也有一些出身貧寒的高級領導幹部,但像宋健這樣出身貧苦的著名科學家,卻是非常罕見的。宋健可謂是獨上高樓!
抓住機遇莫等閒
宋健不安於貧困的、上不起學的命運,四處尋求上學的機會,終於找到了不要錢就能上學的學校——文榮威聯合中學。但是,這個學校並沒有教給宋健多少文化知識。當時,日本侵略軍掃蕩,百姓天天逃難。學校沒有固定住所,沒有教室,學生們背著行李,像一支“孩子遊擊隊”一樣,學槍,學炮,學革命道理。
1945年,德國法西斯戰敗,我國抗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八路軍需要知識分子,鼓勵知識分子從軍。這時,聯中被解散,宋健這個初中一年級都沒念完的“小知識分子”,被分配到八路軍東海軍分區當了一名小八路。
投身革命使宋健的命運發生了又一次變化。
1946年春天,14歲的小八路宋健,遇上了一位可敬的首長——威海市市長兼衛戍區司令員于洲。于洲是山東省著名的教育家,抗戰爆發後,他成為膠東地區抗戰領導人之一。
宋健給於洲當勤務員時,常常看書著迷。這位首長很喜歡他的勤奮好學,教他寫日記,並親自批改,糾正用詞。從那時起,這個在農村長大的窮孩子,養成了愛讀書、記日記的良好習慣。他讀完了當時威海市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威海市政府的同事們都知道他愛讀書,一看見這個小戰士就逗他:“最近又讀什麼新書了?”
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步,宋健可能成長為一名愛學習、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優秀工農幹部。那個時代造就了大量這樣的優秀幹部,他們為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他們卻缺少現代科學文化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在現代社會裏就像缺少一雙堅硬的翅膀。
宋健沒有停留在這一步。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接連攻佔大城市。為了給接管大城市培訓幹部,華東工礦部在剛剛解放的山東省博山市,成立了華東工礦部工業幹部學校。宋健有幸被分配到這所學校學習。它成為宋健人生的又一轉折。
我蒐集到一張這所學校“第一屆機械科教學情況記錄表”。從表格上反映的課程設置看,這所幹部學校不是一般的八路軍幹部培訓班。它的課程設置非常正規而又全面。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大多是新四軍中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有的還具有實際生産經驗。學校還聘請了華東工礦部兵工研究室主任周倫歧教授和他的夫人王老師教數學。周教授是從美國回來的炮兵專家,知識淵博,學術造詣很深,講起課來是漢語加英語:“直線ATOB……”
正是這樣的學習環境,把宋健這個黃土地上長大的窮孩子引進了科學的殿堂,使他看到了科學的燦爛光輝。宋健自己寫道:“第一堂課便激起我無盡的興致。讀似饑餐渴飲,聽嫌課節太短,課後餘音嫋嫋,如醉如癡,不能自已。”
學習環境是人才成長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宋健有了接觸現代科學技術的機會,這是當時的工農幹部難得享有的環境啊!從這裡起步,宋健這個來自黃土地的孩子,開始熱愛現代科學技術,踏上了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航程。
畢業了,同學們都分配到一些城市的機關和工廠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學校決定,保送宋健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去學習。
“僅僅一個名額,這麼好的機遇,學校為什麼選中了宋健呢?”我問。
宋健的班主任劉夢棟説:“當時宋健的學習成績在同學中最拔尖,社會工作和各方面的能力又很強,一比,就是學校最突出的,自然就考慮保送他了。”
是啊,機遇並非憑空而降,而是平日奮鬥積累的結晶,一旦時機到來,必然落到那些有準備的人身上。
1951年3月2日,宋健離開了他親愛的山東——這片生他養他的熱土,坐上了北去的列車。
從底層衝到前沿
哈爾濱工業大學是我國的一所重點大學。當時,許多課程是由蘇聯專家直接授課,教學品質很高。
這所重點大學,一上來便給宋健一個下馬威。經考試,他的俄語幾乎交了白卷。校領導命他進預科。平日待人謙和的宋健,抓住機遇也是決不放鬆的。他抗爭道:“組織讓我來念大學,而不是預科。”在他的抗爭下,校領導勉強同意他試讀。
人生地不熟。蘇聯教授用俄語講課,宋健很難聽懂。這個博山工業幹部學校的尖子,來到這所全國重點大學一比,才知道人們以前對自己的過高評價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他曾經得120分的微積分課,在這裡剛剛考及格,其他功課也都在四分以下。形勢嚴峻啊!
“我決意不惜代價,晝夜奮戰,學習俄語,補習課程。”
功夫不負有心人。1952年,宋健以優秀的成績讀完大學一年級,並順利通過了留蘇考試。
“白卷”變成了“優秀”,勤奮爭出了奇跡。這個貧窮矮小的男孩,憑著他的頑強和勤奮,闖關奪卡,從底層衝到前沿,登上了留學蘇聯的列車。
宋健被分配到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學院炮兵係就讀。這是一所有著一百五十多年曆史的著名學府,沙俄時叫俄羅斯皇家工業學院;前蘇聯時期,曾獲得紅旗勳章、列寧勳章、十月革命勳章。這所著名學府曾造就過蘇俄數代科技英才,原蘇聯航空巨擘圖波列夫、航太之父柯羅略夫、數學家車彼謝夫、力學家茹科夫斯基,都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
宋健在這樣優良、嚴格的學習環境中,學習、熏陶、訓練了八年之久,培養成紮實的基本功和嚴謹的科研作風。
我訪問的幾位留蘇同學,都是從正規高中選拔的優秀畢業生。而宋健只上過幾年農村的小學,中學受的不是正規教育,到包曼工學院,是從二年級插班就讀的。應該説,他的起點比別的留蘇同學要低。但是,宋健超乎尋常的刻苦和勤奮。他的留蘇同學們講了許多他勤奮學習的故事。
當時,除了學習任務之外,宋健還擔任莫斯科中國留蘇學生會主席,李鵬同志是他的前任。同時,宋健還是黨總支書記,社會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宋健善於抓緊分分秒秒的時間。無論走到哪,宋健手裏總是拿著一本書。他的蘇聯同學克尼亞佐夫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和宋健在大學研究生院一起學習了7年,一直住在一個宿舍。他以自己坦誠的微笑、合群的性格和探知一切的求知欲贏得了一個有趣的綽號“健 伊凡諾維奇”。他對學習很癡迷,所有的考試成績均為優秀,而且給了我們很多幫助,特別是在數學方面。”
從四年級起,宋健除去在包曼工學院學習外,又在莫斯科大學夜校攻讀數學力學系。他晝夜分讀兩所大學,貪戀著每一門課程。在莫斯科大學夜校,每天要學習三小時,深夜才能學完歸來。坐在地鐵列車上,他還在讀書和做作業,有時坐過了站,往返迴旋……
整整三年,宋健就這樣堅持學著。
宋健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哀人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我們都必須向大自然搶時間,活得久一些,多做點事。”
名師肩上攀高峰
宋健在前蘇聯上大學時,先後發表了六篇關於控制論的學術論文,受到國際上科學家的重視,至今還常常被人引用。為什麼宋健在學生時代就能做出如此優異的科研成果?
談起在大學的這些科研成果,宋健首先談到導師的恩情。
“我特別感謝我的導師費德包姆,他是我進入控制論這門學科的引路人。他指點迷津,給我出題目,很快把我引到科技的前沿。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現代科學技術是一種集體的事業,只靠獨自在那裏轉悠,或許十幾年也進不到科技前沿,抓不住重大的科研問題。如果不是導師的引導,我可能至今還在小山溝裏徘徊,做不出什麼成績。”
後來,我多次訪問宋健,他詳細地和我談起做這些科研的經歷和體會。
“那是1957年,我念大學五年級時,我們教研室的一位老師,帶著我去見我慕名已久的費德包姆教授。”宋健充滿感情地回憶著拜師的情景,就像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大學時代。
“這位中國同學想跟您做最優控制論的題目。”教研室的老師指著宋健向費德包姆介紹。
費德包姆是前蘇聯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國內外公認的著名控制論專家,大鬍子,戴著一副深度黑框眼鏡,一派學者風度。他抬頭看看面前這個充滿朝氣,雙眼飽含著對知識渴求的中國青年,很快就同意接受這個學生。當時,
宋健只有25歲。在後來的幾年中,宋健一直在費德包姆的實驗室工作,參加自動化所和數學所的討論班,參加國際、國內的學術會,了解到許多學術方面的情況和研究動態。
“50年代,正是控制論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很多控制論的發明創造都是那個時期産生的。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身在這樣的學術研究環境中,導師把我引向一座山頭,使我有了廣闊的視野,看到了控制論前沿,知道了有哪些重要問題需要研究……如果不是導師的引導,我可能至今還在隘路上轉悠,看不到大局面,走不出迷津。
“人們常説,名師出高徒。我不是説自己是高徒,而是説名師的指點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位賢人指點一下,你的科學追求可以省很多時間,很快到達一個新高度,看到更大的世界,抓住重要的問題。做學問如此,幹事業也是如此。”
多麼精闢的體會啊!
李政道教授曾詳細談到費米大師對他的培育,楊振寧、吳健雄也都談到過科學巨匠們對他們的指導。宋健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深有所感地説:“名師的引導,對一個人科研方向的形成、科學思維方式的養成,對他們的科學方法、科研作風都有著重大影響。”
看來,這是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是科技英才成長的共同規律啊!
談起導師對自己的培養,宋健更有説不完的故事和體會:
“是他給我的第一個題目——《三維空間內的最速控制系統的綜合》。這時已是1957年下半年,離我畢業只有8個月,我必須在半年內完成論文。除了理論分析以外,還必須自己動手做實驗。對做實驗,我是極沒有經驗的。導師的指點和幫助起了決定性作用。他特別耐心,從最基礎的知識教起,這樣,我只花了半年時間,就順利地完成了全部實驗。
“那天,我的導師把研究所的教授們都請來了,看看儀器測試的結果是否與理論相符合。大家一看,成功了,極漂亮地實現了設計的原理!”
論文寫好後,宋健將導師的名字署在前面。費德包姆對他説:
“宋健,只署你的名,你只要寫引用我的文章就行了。”
導師這些無私的幫助,宋健終生難忘。他在後來的許多文章和講話中都談到這件事。宋健在論文後面,不僅署上了引用費德包姆的4篇文章,而且專門寫上“作者非常感謝費德包姆教授的指導和建議”。
“這篇論文是我的處女作,論文發表時我還沒畢業。你等等,我去拿給你看。”
宋健興奮地拿出他的《宋健科學論文選集》。這本封面上閃著深藍色光芒、擁有750多頁的論文集,是他一生奮鬥的結晶!他迅速翻到第72頁指給我看,這是在原蘇聯科學院的雜誌1959年第3期上刊登的,長達13頁。這麼長的科學論文,通常是不刊登的。
宋健指著這篇論文和論文上一幅幅的圖向我講解著,雖然我一點也不懂控制論,但他那興奮的神情深深地感染了我。
“你看,這是那個機器,這是實驗結果的曲線……這一個點一個點,都是用計算尺算出來的……”他興奮地談著。從他興奮的神情中,我仿佛看到了當年那個癡迷在科研中的青年。
後來寫另一篇論文時,宋健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廢寢忘食,坐臥不安,滿腦子都轉著這個問題:它為什麼是這樣呢?為什麼不是那樣呢……哎呀,怎麼也想不出來應該怎麼解。
有一天,宋健來到列寧圖書館,看到一本雜誌,是用他並不認識的一種文字寫的。他偶然看到文章中的一個圖,頓時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一個多月日夜不得其解的謎一下就解開了。
宋健拿過我的採訪本,在上面邊畫圖形邊向我講解著。
“你看,就是這條切線。這條切線包含了所有的最好的控制規律。觸到這條切線,我如遭電擊,突然受到強烈刺激,腦袋都暈了,躺了個把小時才緩過來。我幾個月來日夜尋找的東西,一下就抓到了,謎解開了。”宋健興奮地回憶著,深深感慨道:“迷上科學研究,真是連命都會送上的啊!哎呀,那種刺激、那種感情,我連談戀愛時都沒曾有過……”看來,悟性也只在苦冥中才誕生啊!
宋健笑了笑,對我説:“現在,也常有這類事發生。我愛人和我説話,我常常聽而不聞。她生氣了,説:‘我説半天都白費了,你聽見了嗎?’我説,‘在聽哩,在聽哩!’她説,‘聽見了怎麼沒反應?反應是什麼?’我只好承認‘沒聽明白,我在想我的問題哩!’”説著,宋健又笑了。
這種對科學和事業的癡迷,正是宋健能做出成果的奧秘啊!
取得真經結碩果
2002年1月15日,中國數學研究院報告廳坐滿了數學名家和近百位博士、博士後,他們正在聽宋健院士作學術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高維函數和流形在低維可視空間中的最優表達》。世界最高數學獎斐爾茲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聽完報告後感慨萬端地説:“沒想到中國領導人工作那麼忙,還在從事這麼高深的數學研究,這是很少見的。”他在這篇論文上寫道:“我已讀過了這篇論文,並給予高度評價。文中呈現出的理念和思想對於控制論而言應該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我建議您們(指《科學通報》)儘快將宋博士的作品出版。”
提起這篇發表在《科學通報》2001年第12期上的論文,宋健對我説:“其實,這個題目,我在蘇聯留學時就曾想到過,後來一回國就投入導彈、國家科委這些工作中,日夜地忙,抽不出時間來做。這兩年不在第一線了,我就抽業餘時間來做。”
讀研究生時的遺韻,為什麼40多年後仍然結晶放輝?
宋健説,導師教他做完第一篇科學論文後,他覺得自己一下就長大了好多。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探索,不斷總結,懂得了科學研究的規律。
“我體會,主要是三步。”宋健扼要地向我介紹,“首先是要能從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第二是能把問題抽象出來,形成一個科學命題。實際工作中,問題成堆,處處皆是,要形成科學命題卻是不容易的。第三是找到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它。這三步,少一步都不行。”宋健強調説:“光看到問題還遠遠不夠。如果只能發現問題,常常感到遍地都是問題,一團糟,你就會感到是一個混亂的世界,一個混沌的態勢,有時甚至弄得灰心喪氣,喪失信心。所以,必須有能力把它抽象出來,變成科學的命題,進而找到科學的方法去解決它。”
這三步曲真令我拍案叫絕,稱得上是科研的真經。不少人很驚奇,宋健是搞自然科學的,怎麼會提出人口控制、斷代工程這種重大的問題呢?
我原來也不解,中國人口猛增,多少人都感到是個大問題,但卻沒有人提出“人口控制系統”這個科學命題。周代前期以上沒有紀年,多年來多少人知道這個情況併為之憂傷,力圖補闕,卻沒有人提出“斷代工程”這樣的科學命題。只有宋健,他提出了這些重大科學命題,並親自動手和組織力量去解決它,為我們的國家、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宋健為什麼具有這樣的眼光和能力呢?
聽了宋健這“三步曲”,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用這套科學研究的規律來做學問,幹事業,這是一套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啊!
宋健從大學時代,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探索到這個規律,所以,留學蘇聯時,他一篇接一篇地做出了控制論方面的論文。這六篇控制論方面的論文發表後,在國際控制論學術界産生了很大影響,宋健也在控制論界小有名氣了。
1960年10月17日,宋健通過了副博士論文答辯。當時學校一些教授認為宋健的論文已達到博士論文水準。有四位教授正式寫信,要求授予他博士學位。他的導師和教研室的老師們都動員他再花三個月時間將論文修改一下,完成博士學位再回國。可是,這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宋健請示了大使館,組織上讓他立即回國。
這時,中國已開始了“兩彈一星”的偉大工程。以錢學森為首的一批科技人員,正投入導彈的研發工程。宋健當時還沒回國,已決定分配在國防部五院搞導彈研究設計。這時,儘管宋健對研究控制論入癡入迷,但為了祖國的強大,他放棄了完成博士學位的機會,謝絕了數位院士和老師同學的勸告,毅然整裝回國,投入了祖國的導彈、航太事業。在宋健的人生信條中,祖國是高於一切的啊!
30年過去了,另一個時代來到了。
1990年,宋健應邀回到母校。那天,包曼高等工業學院的禮堂裏坐滿了科學家,講壇上挂著20多幅學術報告提綱。這裡正在舉行學術報告會,主講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他仿佛是作為包曼高等工業學院的研究生來作博士論文報告的。
宋健用流利的俄語講述著。報告包括三個問題:(1)最優控制;(2)人口控制;(3)偏微分方程式控制制。蘇聯科學家們專心聽著宋健的報告,場內響起陣陣掌聲。
前蘇聯最高學位委員會主席親自授予宋健由蘇聯最高學位委員會簽發的科學博士學位證書。
學校學位委員會主席開玩笑説:“宋健講了三個問題,都夠博士學位水準,應發給他三個博士學位證書,可惜你只拿來一個。”
全場的科學家都高興地笑了。
這時,宋健的導師費德包姆的夫人和孩子捧著一束鮮花走來,緊緊握著宋健的手,激動地説:“費德包姆在去世前總是唸唸不忘他的這個好學生,在中國……”
宋健的眼睛濕潤了……
來莫斯科前,宋健就要求安排去導師的墓地,獻上一束鮮花。
今天,這盛大的學術報告會,這隆重的授予博士學位大會,您聽見了嗎,導師,是您的教導,是您的無私幫助,是您……
歲月流逝,時代變遷。當年的小宋振山,那個貧窮矮小的男孩,如今已經變成了拿著博士證書的宋健,變成了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和俄羅斯科學院,瑞典、美國……工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變成了為國家民族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科學家。歲月和風浪使宋健渴求知識、獻身科學的人生追求更加堅定了。(郭梅尼)
北京青年報 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