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耀，中國工程院院士，資訊工程大學測繪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地圖學與地理資訊工程教學與科研工作，獲國家、軍隊科技進步獎9項；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1項、軍隊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1項；出版學術著作9部。

筆者：王院士，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數字化戰場”嗎？

王院士：關於“數字化戰場”，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統一的定義。但是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所謂“數字化戰場”，指的是通過以數字通信系統為載體，構建多維實時的戰場空間數據和敵我態勢資訊獲取、資訊處理和資訊服務系統，把戰場上的各種武器平臺和各軍兵種作戰部隊(包括單兵)聯接起來，在它們之間建立一張數字化的指揮控制網路，準確及時地為作戰提供所需資訊，方便迅速地對資訊實現橫向和縱向的交流和共用，從而使各級作戰部隊和保障人員能夠快速、有效地獲取和使用資訊，隨時了解戰場情報，優化指揮控制，提高指揮決策能力及部隊的戰鬥力。

筆者：數字化戰場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它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王院士：就目前而言，數字化戰場包括數字化陸戰場、數字化空戰場、數字化海戰場。在戰場通信網路化平臺上，數字化戰場基本內容有三點：一是戰場地理環境數字化；二是作戰部隊數字化；三是單兵數字化。

戰場地理環境資訊的數字化建設是戰場數字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用以實現戰場可視化，包括地形可視化、敵對雙方態勢可視化，形成統一的戰場感知圖像；數字化部隊是用資訊、資訊技術和資訊系統裝備的部隊，在現代高技術戰爭中，戰場上所有的資訊傳輸將實現自動化並充分共用；數字化士兵裝備了數字通信設備、增強型定位報告系統，將成為資訊戰爭中的基本作戰單元，這些裝備將極大地提高單兵的戰鬥力、機動協同能力和生存能力。

筆者：為什麼世界上許多國家如此青睞數字化戰場？它對打贏資訊化戰爭究竟有哪些影響？

王院士：主要有三方面的影響：一是極大地提高指揮效率。由於採用了數字化技術，增強了戰場的透明度，實現戰場的資訊充分共用，極大地提高指揮自動化程度和指揮效率。二是極大地提高指揮決策的科學性。在這種系統的支援下，各級指揮官對戰場態勢、戰場環境的了解更及時、更全面、更深入，其決策也就更迅速、更科學。三是極大地提高部隊的協同作戰能力，由於系統互通，資訊共用，解決了不同平臺的互通問題，各軍兵種指揮官可通過顯示屏看到真實的戰場環境和戰場態勢，使得各兵種更加有效地協同作戰。

筆者：數字化戰場建設如此重要，請你介紹一下目前數字化戰場建設的現狀？

王院士：首先我們看一下外軍。美軍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非常注重軍事資訊化建設，先後啟動了“數字化戰場”、“資訊化軍隊”、“網絡中心戰”、“全球資訊網格GIG”等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與探索，搶佔了新軍事變革的先機。美軍在1994年前完成了計算處理能力和數據傳輸能力的改進，突破了數字化科技在裝備中的應用，又于同年在加州舉行了代號為“沙漠鐵錘”的軍事演習，這次演習可以説揭開了數字化戰場的序幕。之後，美陸軍在1996年組建了更大規模的數字化部隊，並於1998年起將數字化部隊的建設中心轉向師、軍級建制。這些部隊配備有數字化指揮與控制系統，各級指揮員通過電腦螢幕可以了解到各作戰單位的裝備和敵軍的部署和裝備，同步跟蹤自己、友軍以及敵軍的部隊動向。

筆者：您對“數字城市”、“數字海洋”都有一定研究，請問“數字城市”、“數字海洋”和建設“數字化戰場”有何異同？

王院士：不論是“數字城市”、“數字海洋”，還是“數字化戰場”，都是數字地球的組成部分。“數字城市”、“數字海洋”、“數字化戰場”都是數字地球在不同領域內的應用。不同的是，“數字化戰場”是專門為軍事服務的，而“數字城市”、“數字海洋”等既可用於國家經濟和社會資訊化，戰時也可為軍事服務。

從技術上看，“數字城市”、“數字海洋”、“數字化戰場”的構建是一致的，它們的最終目標都是將物質實體(城市、海洋、戰場)及實體相關的各類資訊映射到數字空間，為各個部門及各種用戶提供各種服務、決策及保障，其支撐技術及資訊基礎設施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數字化戰場”具有鮮明的軍事特色，不僅強調空間環境感知，尤其著重于戰場感知，有其特定的總體規劃和應用服務支撐平臺。

筆者：請您展望一下“數字化戰場”的前景？

王院士：現代戰爭，是在數字戰場環境下，以資訊為主導的戰爭。“數字化戰場”的建設要構建基於網路環境、服務於陸、海、空，單一軍兵種作戰和聯合作戰、單兵、戰術作戰和戰略指揮的完整的部隊及武器平臺、軍事地理資訊應用服務系統、通信系統，同時將各資訊系統共同納入一個綜合的大體系之中，實現準確的資訊傳遞和資訊共用，確保一體化作戰整體效能的發揮。在未來的資訊戰爭中，“數字化戰場”作為作戰行動的舞臺和剋敵制勝的有效手段，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