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昆于1919年9月2日誕生在北京，祖藉為浙江嘉興。父親當時是中國銀行高級職員。母親賀延祉，籍貫湖南，畢業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也在銀行工作。黃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大姐名黃宣，大哥黃燕，二哥黃宛（我國著名心臟內科專家），姐弟四人年齡依次相差一歲，手足情深而又互相影響。他們的名字都取自於北京的地名，黃昆的“昆”來自於“昆明湖”，黃宛的“宛”來自於“宛平城”，黃燕的“燕”來自於“燕山”，黃宣的“宣”來自於“宣武”。家庭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毫無拘束的氣氛，特別母親為人嚴肅認真，對黃昆少年時期成長影響很大。

    一般而言，許多著名科學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顯示出其天賦。然而，黃昆卻自認為他屬於智力發育滯後的類型。在談及現在中小學生的負擔太重問題時，黃昆以切身經歷為例，認為，小學學習不必要求太高，但中學打的基礎卻會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

    黃昆先後在北京蒙養園、北京師大附小、上海光華小學（在靜安寺附近一條弄堂裏，黃昆在那裏呆了一年多）上學。他回憶自己小學階段，除去很早就識字，在小學時期常讀小説和學會加減乘除之外，似乎沒有學更多的知識。他還記得，他小學期間最出色的一次表現，是在三年級北京史地課考試得第5名。他帶回給母親的獎品，是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講義。為此，他始終為能熟練説出北京城所有內外城門名而感到自豪。

    關於中學打基礎影響一輩子，黃昆有正反兩方面的經歷。

    黃昆在上海光華小學五年級沒讀完，隨家搬遷回到了北京。黃昆的伯父黃子通當時在燕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黃昆暫住在伯父家中，並插班就讀于燕京大學附中初中。他在這裡只學習了半年，就轉學到通縣潞河中學。但是，這短短的半年，對黃昆以後的發展卻有長遠的影響。黃昆的伯父偶然看見黃昆課後很空閒，就詢問他原因。黃昆回答説，老師交待的數學作業都已完成。他伯父説，那怎麼行，數學課本上的題全都要作。自此，黃昆就這樣做了。從此他的數學課一直學得很好，併發生了濃厚興趣。轉入到潞河中學後，這習慣不僅仍延續下來，並帶動了其他學科的學習。黃昆後來回顧，這一偶然情況有深遠影響。由於他下課就忙於自己作題，很少去看書上的例題，反而使他沒有訓練出“照貓畫虎”的習慣。

    黃昆治學一個重要特點，“從第一原理出發”，其習慣也許就是在中學開始培養的。

    潞河中學前身可以追朔到1867年由美國一個牧師創辦的通州男塾。1889年，它演變成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和神學院的潞河書院。以後又先後更名為協和書院，華北協和大學。1918年，華北協和大學與匯文大學合併組成燕京大學，而協和大學附設中學部仍保留在通州原址，叫潞河中學。潞河中學雖然是教會學校，但1927年以後，由華人任校長，取消“聖經”必修課。潞河中學的校訓為“人格教育”。黃昆是學習上的優等生，除語文課外，他的高中三年學習總成績始終保持在全年級之首。黃昆兄弟三人都就讀于潞河中學。他的大哥因為休學兩年，與他同班，數學成績只有30來分，在黃昆帶動下，黃燕的數學成績也很快就超過了及格線。潞河中學每個禮拜都有全校大會，黃氏三兄弟穿自己家做的布鞋，被校長在全校大會上表揚。

    黃昆自己認為，他中學時代反面教訓是，中學語文課沒有學好。就像大多數中學男生一樣，對於老師出的作文題，黃昆覺得，不是一句話就解答了，就是無話好説。後來黃昆回顧自己生涯，認為其後果影響了自己一輩子。例如，1936年黃昆從潞河中學畢業，擬學工科。他報考過清華大學和北洋工學院，但都未被錄取，原因就是語文成績太差的緣故。黃昆在生平自述中寫道：

    “我于1944年參加了當時‘庚子賠款’留美和留英兩項考試。留美考試未錄取，後來通過別人查分數才知道我的語文考試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試中，我的作文只寫了三行就再寫不下去了，只好就此交卷。後來得知，我居然被錄取。這曾使我大吃一驚。以後有機會看到所有考生的評分，這才知道這位中文考官顯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講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績都是40分，再沒有比這更低的分數，我當時是其中之一。以後雖然沒有再考語文，但是語文這個關遠沒有過去。順便可以提到，我的語文基礎沒有打好，多少年來，在各個時期，各種場合都給我帶來不小的牽累（從早年的考試到以後的寫作，以至講話發言）。近年來，不少場合要你講點話或是讓你題詞，我只能極力推辭，而主持人則很難諒解。這總使我想起中學語文老師出了題我覺得無話可説的窘況。”

    1937年，黃昆通過潞河中學向燕京大學的保送考試，進入燕京大學，並根據自己的優勢和興趣，選定物理為學習專業。

    群英薈萃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的三所著名大學：清華、北大、南開遷至雲南昆明，1938年春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中國人民抗戰最艱難困苦的年代，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黃昆、張守廉、李蔭遠、黃授書、鄧稼先、朱光亞等一大批傑出人材。開出中國教育史上最絢麗的一朵奇葩。

    西南聯大物理系規模雖然不算大，但是人材濟濟，中國物理學界許多學術造詣很深的知名教授都在這裡執教。當時“清華有葉企蓀、吳有訓、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霍秉權；北大有饒毓泰、朱物華、吳大猷、鄭華熾、馬仕俊；南開有張文裕，還有許貞陽。西南聯大的數學師資也為當時國內一時之選。

    清華有楊武之、鄭洞蓀、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馬錄；北大有江澤涵；南開有姜立夫。在西南聯大，物理系每年級只有一班，約三四十人。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都住在學校泥墻草頂的宿舍裏。

    1941年秋，黃昆在獲得燕京大學學士學位後，經葛庭燧先生介紹，來到西南聯大任助教。從北京到昆明，黃昆路經青島、上海、香港、桂林、貴州，路上整整花了2個多月。系主任饒毓泰先生在第一次接見黃昆時對他説，這裡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這兒就是鑽研學問作研究。事實也確是如此。

    黃昆的教學任務只是每週帶一次普通物理實驗。吳大猷讓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這樣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由於張守廉的緣故，黃昆很快地結識了和張同班的楊振寧。他們三人學習思考風格迥異，但都是絕頂聰明的人。他們一起上吳大猷和其他先生的課，通過課後討論，他們彼此加深了人品學問的了解。

    師從莫特

    1944年黃昆、楊振寧、張守廉西南聯大研究生畢業。黃昆被“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錄取。“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是在1930年設立的，比庚款留美公費生晚得多。第八屆“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物理學共有兩個名額，洪朝生考取了另一名額。洪朝生同時也考取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無線電專業，他決定去美國留學，庚款留英的另一名額由梅鎮岳遞補。按庚款留英公費生規定，去英國什麼學校，選哪位科學家做導師，都可以先由本人提出志願，再取得接收方的同意。當時，有一位英國教授給聯大捐贈了一大批在英國出版的科學書籍。黃昆對這批書很感興趣，大多翻閱了一下。引起他特別注意的是一位名叫莫特的英國科學家。莫特寫了三本書：《原子的碰撞理論》、《金屬與合金的電子理論》、《離子晶體中的電子過程》。這三本專著覆蓋了三個很不相同的領域，每一本專著的出版，都標誌著一個學科方向的誕生。這使黃昆感到這位科學家的學識非常淵博。

    另外，黃昆也被後兩本書的豐富新穎內容所吸引，覺得莫特所研究的領域非常豐富多彩。基於這兩方面原因，黃昆決定到布列斯托（B r is to l）大學做莫特教授的博士生，並被莫特接受。可以説，黃昆選做莫特教授的研究生，實際上也把自己將來的研究方向選定為固體物理學。黃昆能在學科發展早期進入這一大有作為的科學領域，應該説，這是一種難得的機遇。但是，機遇或大或小，一個人一生中都會碰到。沒有準備，機遇將擦肩而過；有了充分準備，機遇就會被抓住。正是在燕京大學自學量子力學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在西南聯大有名師指點，優秀同學激勵和良好學風這樣的環境裏，加上自己刻苦鑽研，黃昆在固體物理髮展的黃金年代，抓住機遇，做出重大貢獻。

    1945年8月，黃昆終於在布列斯託大學做了莫特的研究生，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莫特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生。因無序系統的電子結構而榮獲1977年諾貝爾物理獎的莫特，當時還是一位很年輕的教授，但已是國際上著名的固體物理學家。

    鳳凰涅磐

    1977年，黃昆被調到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任所長。黃昆認為既然身在研究所，自己就必須在科研第一線工作。在研究所不做研究，情理難容。但是，研究中斷了近30年，這30年國內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自己年齡已近60，研究怎樣才能做得起來呢？黃昆想，科學家老了會掉隊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知識老化，特別是基礎理論和方法跟不上發展；二是由於地位，容易脫離第一線的具體工作以致自己原來的老本也會逐步忘記。他分析自己的情況，認為，要把幾十年基礎理論的發展認真地補上，恐怕是做不到的。

    但是，承認這個局限性，並不等於不能做研究。他拿定主意，要堅持自己動手做第一線的具體工作，要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黃昆在國際物理界沉寂近30年後，又重新活躍起來。他開始了他研究生涯中第二個活躍時期：1980—1990年。正如國際著名固體物理學家，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固體物理研究所前所長卡多納（M．Cardona）描述黃昆，“他好比現代的鳳凰涅磐，從灰燼中飛起又成為世界領頭的固體物理學家”。

    治學之道

    黃昆研究教學60載，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治學風格。黃昆先後師從吳大猷、莫特、波恩三位大師，其中莫特對他的影響最大。他有選擇地吸取了三位大師的治學之道，在60載的研究教學中，形成了自己獨特而鮮明的治學風格。

    黃昆把自己的一生科學研究經歷歸結為：一是要學習知識，二是要創造知識。對做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來講，歸根結底在於創造知識。而學習知識與創造知識，黃昆從自己的切身經歷和觀察別人的經驗教訓，歸納出兩句名言：

    （1）“學習知識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從於應用，要與自己駕馭知識的能力相匹配。”

    （2）“對於創造知識，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為，真正做出點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為此，要做到三個‘善於’，即要善於發現和提出問題，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學上有意義的問題；要善於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決問題，因為只提出問題而不去解決問題，所提問題就失去實際意義；還要善於作出最重要、最有意義的結論。”這兩句名言確實是黃昆的經驗之談，我們應當作座右銘而牢記。

    老驥伏櫪

    黃昆在科學上的成就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也得到祖國和人民的承認。1955年，年僅36歲的黃昆就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當時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一名。改革開放以來，黃昆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外藉院士（1980年）、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5年）、國際純粹物理和應用物理協會（IUPAP）半導體委員會委員（1985—1988年）。黃昆除了擔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科學院數理學部常委，還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4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78年），以後分別連任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政協常委。他也曾獲得中央國家機關優秀共産黨員稱號，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01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科學技術獎。

    黃昆，青年時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年時期獻身於祖國教育事業，60歲後又重攀上世界科學高峰，如今桃李滿天下，聞名海內外。可以説，除了諾貝爾獎，作為一個中國物理學家，黃昆幾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榮譽。但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如今黃昆已年逾八旬，身患帕金森病，仍每天上午去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上班，他仍在為祖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而嘔心瀝血。

    黃昆還在工作著，他的心永遠是年輕的。

     《中國資訊報》200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