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年底選舉後，陳水扁在島內政局走向上到底如何選擇，這是島內外各界都十分關心的內容，也是近來圍繞本次“立法委員”、縣市長選舉的焦點話題。政局穩定與否，關鍵在於兩個因素，一是“立法院”的政治生態，二是“行政院”的組成。以常理而言，前者應決定後者，即“立法院”的生態決定“行政院”的組成。但在島內，這兩者卻不完全對稱、甚至相互出現嚴重對立。究其原因，陳水扁與民進黨是關鍵。
依據台灣的所謂“憲政體制”，“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對“行政院”只有“倒閣權”，但一年內不得連續兩次行使，“行政權”歸“行政院長”，這明顯是以“行政”為主導的所謂“雙首長制”。然而，由於實行了“總統直選”，經過直選産生的“總統”自認為是經過全民認可、擁有最廣泛民意，必然在實際運作中朝“總統制”方向努力，使“總統”成為實際上的最高行政負責人。由於“總統”不必到“立法院”接受質詢，不受“立法院”監督，從而使“總統”變成只有權利而不必負責的超級“總統”。這正是民進黨和陳水扁自己認為“理所當然”之舉。
據此，無論是民進黨還是陳水扁都認為“組閣權”屬於陳水扁，與“立法院”無關，這一立場其實明顯違背台灣的“憲政體制”精神。陳水扁在“組閣權”上的反覆無常、進退再三，正是這種立場的體現。以陳水扁的理解，他確實希望島內動蕩的政局能穩定下來，他的設想是拉攏在野黨組成“聯合政府”。例如，他在8月底“經發會”閉幕時表示，“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來看，政局穩定與否直接影響經濟發展和人民信心，唯有政黨和解、朝野合作，才能在穩定的發展中，創造全民最大利多，因此，不管選舉結果如何，籌組聯合政府的決心不會改變”。在野黨對此樂觀解讀為陳水扁願意與在野黨分享權力，願意尊重“立法院”政治生態。
這又是一廂情願的解讀。陳水扁的“聯合政府”仍不脫他當選初期“全民政府”、“新中間路線”的構想。這一構想是：“組閣權”歸他，人員可以來自在野黨，“入閣”後的政策由他決定。近日他接受媒體採訪時的發言就表明此意，他説：“屆時將以多數聯盟籌組聯合政府，仍然是民進黨主導執政，不會把行政權釋出或交出組閣權，仍然是阿扁總統、民進黨主導”。陳水扁這一構想的核心是不放棄對“行政院”人事的決定權，將“行政院”視為他的行動團隊，他只須行使行政權而不必負責任，行政責任由“行政院長”承擔。這一政策被在野黨批評為“招降納叛”。
陳水扁是台灣大學法律系出身，做過律師，對台灣現行法律有著深刻的認識，不會不了解“憲政精神”。之所以如此“硬拗”，主要原因是對權力的迷信。關於陳水扁的性格，有人曾將他稱為“軍閥”性格，好權獨斷，在野時具有強烈的反威權精神，一旦上臺則成為最強烈的威權體制維護者。在政治合縱連橫中，陳水扁不惜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力，在權力上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例如，他提出“全民共治”以擴大自己的支援群體；提出退出民進黨黨內運作以扮演跨黨派“全民總統”角色；提出“聯合政府”以讓各黨派承擔施政失誤的責任；努力製造朝野和諧以維持政治穩定，一旦面臨選舉重新劃分權力大餅時，又不顧一切對在野黨猛烈攻擊……
陳水扁最喜歡引用的例子是，美國的克林頓政府在民主黨變成少數時仍繼續行使職責。這一類比的差異是：美國是總統制、柔性政黨傳統；台灣是政黨政治，“雙首長制”甚至是“內閣制”。重要的是，克林頓雖然是手握大權的總統，但在權力運作上卻有很強的自我克制力，美國也形成了完善的監督、制衡體制。陳水扁不但不受“立法院”監督，而且連媒體的批評和監督也受到他們的強烈指責。
值得深思的是，以陳水扁這種輕忽無行、率意猛衝的性格，在大多數選舉體制下很難脫穎而出，但在台灣地區卻很有市場。這種性格的代表人物除了陳水扁之外，李登輝、呂秀蓮等也是其中翹楚。這種性格的産生原因雖然很難一言以概之，但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民進黨以及原先相對國民黨“體制外”的陣營較多，二是在中南部相對不發達地區較多。相比之下，理性的政治人物在民進黨內處境不易。這些人包括前主席許信良、施明德等人。許信良的“大膽西進”兩岸經貿主張正被實踐證明其合理性，而施明德對陳水扁當局“白金體制”的擔心也越來越成為現實。
陳水扁和民進黨的悲劇在於，他們是為了反對威權和國民黨獨裁體制而登上政治舞臺，上臺後卻又不自覺地成為這種體制的最大維護者。無論是民進黨、陳水扁，還是李登輝等人，他們都支援對別人“革命”、“反抗”，卻不允許別人對他們“革命”、“反抗”；他們可以向別人要民主、要合作、要和諧，卻不允許別人向他們要民主、要合作；他們要權力，卻不希望承擔責任。陳水扁、李登輝對島內媒體的無理指責正是這種心態的佐證。
《中華工商時報》2001-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