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的政治圖謀

    實際上，台灣當局對派什麼代表出席本屆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早有打算，今年年初曾揚言要讓陳水扁出席，到了5、6月間又醞釀打“李元簇牌”。李元簇是前“副總統”、現“總統府資政”，如果能讓他出席，不僅可以突破台灣參加APEC活動的代表必須由經濟官員擔任的慣例，而且還能提升出席官員的層級，借此彰顯“台灣的主權”。

    所以，臺方在明知陳水扁不可能與會的情況下，宣稱陳水扁非去不可只是一種策略，其真正意圖是要讓李元簇出席。如果我們同意了，台灣就會借此大肆宣揚所謂的“突破”；如不同意，就指責我方對它刻意打壓。台灣當局部署此局極為保密，知情的人不超過5個，就連曾專程送APEC資料給李元簇的“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都不清楚陳水扁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中國台北派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早就形成慣例

    中國台北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完全是臺當局一手造成的，但它卻把我方依慣例審核與會代表資格的做法稱之為“打壓”，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早在1991年10月，中國政府就同APEC各經濟體就大陸、中國台北和香港（1997年後改為“中國香港”）三方加入APEC問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備忘錄明確指出，中國是主權國家，中國台北和香港只能以地區經濟體名義加入，並規範中國台北只能派出與APEC宗旨有關的、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級官員出席“部長會議”。此外，臺“外交部正副部長”不得參加APEC“外長會議”，台灣不得主辦只有主權國家才能主辦的APEC會議。

    1993年，APEC在美國西雅圖召開了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重申了1991年《諒解備忘錄》的立場，並要求主辦國要通過禮節儀式的安排，凸顯主權國家與地區經濟體的差異。

    從1994年到2000年，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各國都按1991年《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只邀請具有經濟背景的台灣“部長”級官員。所以，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代表，無論人選如何變化，其身份都是“經建會主委”或“委員”，這已形成一種“慣例”。而此次台灣指派的代表李元簇既不具備經濟背景，又是前“副總統”，顯然違背了這一慣例。

    缺席責任完全在臺當局

    臺當局提出李元簇這個人選後，我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就明確表示，根據APEC《諒解備忘錄》，台灣方面應該派負責經濟事務的相關負責人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實際上是在顧及台灣面子的情況下告訴它應派身份適當的官員與會。但是，台灣當局的回應卻極為僵硬。臺“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郭瑤琪稱，台灣當局以李元簇為惟一考慮代表人選。她還宣稱，李元簇是否與會的問題近日已引起部分國際媒體的討論，而引發國際討論就算是個“突破”。她的這番話等於不打自招，表明台灣當局拿人選大做文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台灣當局見李元簇以前“副總統”和“總統府資政”的身份出席不成，又打算臨時為他挂上“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的頭銜與會，結果這一打算也落空。

    對此，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指出，如果台灣當局能按照十多年來APEC在各國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例，特別是根據1991年《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台灣當局在背後還有微妙的政治圖謀，並有特別打算。

    不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受損失的是台灣自己

    台灣當局有意製造事端，實現其政治圖謀，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因此包括美國在內，沒有一個APEC成員代表替台灣説話，島內輿論也紛紛譴責當局的做法。《聯合報》發表文章指出，台灣當局欲讓一個“沒有財經背景”的代表出席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企圖在國際間及兩岸事務中凸顯“台灣的地位”，這種“鳥籠處境”是當局自己造成的。《中央日報》在題為《參加APEC未戰已先敗》的社論中説，當局領導人上臺一年多來，對兩岸關係的處理多是“空中放話”；這次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人選不能依照有關規定和國際現實，自然不可能得到其他APEC組織成員的認同，充分暴露了當局在處理兩岸問題上不務實的心態。

    在國際社會協商解決經濟問題日益重要的今天，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受損失的是台灣自己。對此，台灣前“財政部長”江丙坤指出，台灣堅持參加的成本小于不參加的成本，絕對不應缺席。遺憾的是，台灣當局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條路。

    《環球時報》2001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