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為期一個多月的台灣“總統府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結束，會議通過“共識意見”322項。對兩岸關係，會議以“包裹處理”方式達成6項共識，基本接受兩岸關係小組提出的“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的共識。雖説“有效管理”如何解讀大有文章，但起碼説明：“戒急用忍”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

    “戒急用忍”的直接目標就是阻止臺商對祖國大陸的投資，長遠目標就是要戒發展兩岸關係之急。“戒急用忍”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為控制迅速崛起的臺商對祖國大陸的投資行為，台灣當局制訂“准許”、“禁止”、“專案審查”三類標準規範。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臺商投資熱潮，1996年8月14日，李登輝在“第三屆國民大會”上表示，兩岸經貿“延宕”台灣內部投資，對大陸的産業轉移“忽略”台灣內部升級，“因此，以大陸為腹地，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論調，必須加以檢討”。一個月後，李登輝在第三屆經營者大會上表示：“我們必須要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10月21日，他又在“國統會”第11次委員會上表示，臺大陸政策是“戒急用忍，行穩致遠”。自此，“戒急用忍”不僅成為兩岸關係上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也成為臺當局大陸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為貫徹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主張，台灣各個相關職能部門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戒急用忍政策化”。“陸委會”開始以“台灣安全”與“兩岸關係進展”來決定大陸經貿政策調整情況。“經濟部”重新擬定“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發展方向”，實行“投資從嚴，商業、貿易、科技交流從寬；大企業從嚴，中小企業從寬；特殊行業從嚴，一般行業從寬。”次年5月28日，“經濟部”公佈“企業對大陸地區投資審查辦法”，內容是增加禁止投資項目；企業規模愈大，准許赴大陸投資額比率愈低；5000萬美元以上項目禁止。為加大嚇阻力度，臺當局規定在當年7月至9月的3個月內，對臺商投資大陸情況進行登記，逾期未報者，處以新台幣100至500萬元罰款。在限制臺商對大陸投資的同時，李登輝還不時煽動對大陸的敵意，並且開始對兩岸交往、各種交流進行限制，“戒急用忍”政策開始擴展到整個兩岸關係各個領域。

    新當局繼續“戒急用忍”

    民進黨上臺後，“戒急用忍”仍是其兩岸經貿政策的主軸。新當局就職兩個月後，“經濟部”首次集合下屬各單位檢討“戒急用忍”政策，決定將個案超過5000萬美元的投資由“禁止投資”列為“專案審查類”，“禁止投資項目”由340項減為70項，“專案審查類”由3142項減為1200項；開放基礎設施赴大陸投資。然而“經濟部”的建議被“陸委會”否決。台灣新當局成立的跨部會次長級“調整戒急用忍專案小組”，先後於去年9月15日、10月31日與12月13日3次召開小組工作會議，專門討論“戒急用忍”政策存廢問題，但都沒有對大陸經貿政策作出實質性的調整。

    民進黨方面為既繼續實施“戒急用忍”政策，又減少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對該政策的批評，減少實施該政策對台灣經濟的負面影響，提出許多新的方案與論調。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密友、台灣大學經濟係教授陳師孟提出，對臺商赴大陸投資徵收“國家安全捐”，“寓禁于徵”、“以價制量”進行控制。“陸委會主任”蔡英文提出建立“國家安全網”構想，既強化台灣的經濟體質，又保障“台灣安全”。“經濟部長”林信義和“經建會主任”陳博志等還提出“總量管制”辦法，即制訂一套新的標準。自稱“一見數字就興奮”的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提出，應用“引導”取代“阻擋”方式來規範臺商赴大陸投資，並建議採取“配額制”，即規定臺商在台灣每投資100萬美元，就可取得投資大陸20萬美元的權利。後來出任“央行副總裁”的陳師孟、陳博志等負責經濟的人，危言聳聽地稱，如果拿掉“戒急用忍”政策，直接開放“三通”，將會引發産業危機，進而引爆金融危機，産生“黑洞效應”。“央行總裁”彭淮南誇大臺商對大陸投資數字，聲稱臺商投資大陸歷年累計金額已超過700億美元，而民間估計更高達1000億美元，相當於台灣的外匯儲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更有一些人公開造謠説，臺商已經“掏空了台灣經濟”。

    民進黨當局堅持“戒急用忍”政策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工商界龍頭人物時常出面重炮轟擊一番，“泛藍軍”則把推動兩岸經貿、鬆綁“戒急用忍”作為反擊執政黨的主要口號，甚至當年參與制訂“戒急用忍”政策的人士也出場公開反對。傳統産業要求開放對大陸投資，新興産業則有人喊出了“要把大陸當成本地市場，發展台灣知識經濟要仰仗大陸資源”的呼聲。

    走到盡頭的“戒急用忍”

    “戒急用忍”政策的實施，在限制兩岸經貿，尤其是限制臺商對大陸投資方面起到了極壞的作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兩岸的正常經貿關係被嚴重扭曲，很多臺商投資項目被取消，有些投資領域被禁止，最為典型的就是台塑在福建的化工、發電項目被迫中止。同時，也應該看到，“戒急用忍”政策實際上無法中止兩岸經貿的進行。5年來兩岸經貿一直在穩步上升，以去年為例，兩岸經貿達到創紀錄的305億美元，幾乎佔兩岸經貿總額的六分之一；臺商對大陸投資總額增長一倍以上，形成第二波投資熱。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是人所共知的，如果沒有生意可做，沒有錢可賺，即使沒有“戒急用忍”政策，臺商也不會來大陸投資；如果有生意可做、有錢可賺，實行“戒急用忍”政策，臺商也會來大陸投資。在促使臺商到大陸投資的眾多因素中，經濟效益是台灣工商界熱心兩岸經貿的主要原因。

    如何評價兩岸經貿對臺商和台灣經濟的影響，第一，千萬不要低估臺商的經營水準。且不説兩岸經貿和臺商對大陸投資讓多少臺商換來事業第二春，賺回多少錢，如果真是如呂秀蓮所説賺錢的臺商只有三分之一（1萬家），請問難道其餘三分之二（2萬家）的臺商都是屬於只會砸錢不會賺錢的企業家嗎？台灣當局極力阻撓臺商投資大陸，跨過海峽登陸投資的臺商卻越來越多，這能説不是經濟利益驅使而是大陸“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結果嗎？第二，千萬不要低估兩岸經貿對台灣的經濟促進作用。台灣對大陸的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的順差不是營利，難道對日逆差200多億美元才算營利嗎？如果沒有對大陸每年200億美元的順差，台灣經濟和對外貿易恐怕真會出現“黑洞”。台灣的外匯儲備超過1100億美元，絕大部分是對大陸的順差獲得的，請問這是“充實台灣”還是“掏空台灣”？如果真是“掏空台灣”，“經發會”怎麼能夠通過“鬆綁戒急用忍”這一共識呢！之所以出現與“戒急用忍”政策的制訂者願望相反的結果，證明“戒急用忍”政策實際上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

    既然“戒急用忍”不能阻止兩岸經貿的發展，又遭到台灣主流民意的反對，為什麼取消它還如此難？這是因為“戒急用忍”已經成為一種象徵，它是台灣執政當局僵化、反動、倒退的大陸政策的標誌，“台獨”勢力寄希望通過“戒急用忍”，實現阻隔兩岸同胞來往、弱化兩岸民族感情、實現分裂的夢想。因此，在“經發會兩岸關係小組共識”出來後，“建國黨”、“臺聯”、“北中南社”、呂秀蓮和李登輝等落魄的“台獨”分子紛紛公開跳出來謾罵“經發會共識”。

    “經發會”通過“鬆綁戒急用忍政策共識”是值得肯定的舉措，是島內民意使然，説明發展兩岸經貿、推動兩岸關係前進已經成為不以某些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需求，只是落實“經發會共識”尚有諸多難點，具體説來有“三難”：一是改頭換面。會議一結束，臺“經濟部”就提出對臺商投資大陸，“禁止類”減為73項，“專案審查類”減為431項，共計放寬項目1400項。但是“經濟部長”林信義又提出將以“投資比例”來對臺商投資大陸行為進行限制，以確保“根留台灣”。因此，“積極開放”只是“部分開放”；“有效管理”只是“繼續限制”，也就是説台灣當局不可能完全依靠經濟規律來處理兩岸經貿事務，推行沒有“戒急用忍”的“戒急用忍”。二是障礙重重。如果真要鬆綁“戒急用忍”，真想發展兩岸經貿，必須首先開放“三通”。“三通”不通，缺少落實“經發會共識”的關鍵的經濟條件。三是釜底抽薪。“鬆綁戒急用忍”無論是擴大兩岸經貿交流，還是改善兩岸關係，都需要兩岸進行商談，接受“92共識”是兩岸商談基本前提，“經發會共識”缺乏這一條，是最大的敗筆，説明民進黨當局仍然無意改變其基本大陸政策，因而也就讓落實“經發會”關於鬆綁“戒急用忍”的共識缺少起碼的政治基礎。

    “經發會共識”條文雖然已經出臺，但是萬丈高樓平地起，如何落實又成為一個更大的難題，而在可見的將來民進黨當局是不會也沒有能力解開“三難”這個死結，這是問題的要害，也是民進黨當局容忍“經發會共識”出臺的原因，因此“經發會共識”很難避免島內媒體所説的“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的結果。

    《中國青年報》 2001年9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