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種種跡象看，台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正醞釀著重大調整。追溯歷史，“戒急用忍”這個逆潮流而動的對大陸經貿政策是如何出籠的？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對兩岸經貿的發展和兩岸關係到底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8月12日，備受各界矚目的“台灣經濟發展會議”兩岸組通過了兩岸議題的“共識結論”，建議當局為“戒急用忍”政策鬆綁，今後推動兩岸經貿發展應依據“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風險管理”四項原則，積極開放兩岸經貿及投資等。同日，台灣媒體披露，臺當局行政部門也已召開高層會議，決定大幅開放兩岸經貿，其範圍較之前述共識更為廣泛。對照日前陳水扁本人所作的“經發會共識行政部門必須貫徹”的宣示，種種跡象都預示著臺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正醞釀著一場重大變革。人們正拭目以待：行諸五年之久的“戒急用忍”政策是不是要正式步入歷史？

    “戒急用忍”政策是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傑作”，是李登輝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的邏輯結果，並成為過去五年來臺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1996年8月14日，李登輝在台灣“國民大會”上聲稱，“亞太營運中心以大陸為腹地的論調必須加以檢討”，要求有關部門“對臺商到大陸投資設一定的上限比例，”這是臺當局緊縮大陸政策和經貿政策的先聲。9月14日，李在台灣工業總會召開的“經營者大會”上致辭時又宣稱，“因應當兩岸關係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要求臺商減少對大陸的投資。10月21日，他在“國統會”上再次進出，大陸政策“必須以根留台灣，加強建設，充實國力為出發點，‘戒急用忍，行穩致遠’”，從而將“戒急用忍”政策的適用範圍擴及至大陸政策的各個層面。

    為進一步強化“戒急用忍”在大陸政策中的指導地位，在李登輝的主導下，臺當局邀集島內各政治勢力於1996年底召開了所謂“國家發展會議”。這次會議以“戒急用忍”精神為基礎，在朝野政治勢力的背書下，達成了所謂發展兩岸經貿應“台灣安全”第一，“台灣利益優先”，考量政治風險，循序漸進推動以及規範大企業赴大陸投資等政策共識，將“戒急用忍”烙上了“朝野共識”的印記。

    與此同時，臺當局有關部門以“戒急用忍”為基調，將“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調整為“經貿行為僅為大陸政策的一環，不應躁進”，並加強“陸委會”對大陸經貿政策的主導權，由“陸委會”視“台灣安全”和“兩岸關係進展”來決定大陸經貿政策的調整情況。在大陸經貿政策的具體制定上，臺“經濟部”還重新擬定了兩岸經貿政策的發展方向，提出所謂“西進暫緩、南向推動、台灣優先”的投資政策，對臺商投資大陸實行從嚴管制、“管大不管小”，即實行“投資從嚴、商業、貿易、科技交流從寬”、“大企業從嚴，中小企業從寬”、“特殊行業從嚴、一般行業從寬”的政策，凡投資規模較大、對台灣經濟影響較大並有助於大陸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投資案將從嚴審核。

    鋻於上述原則性政策宣示往往在實踐中造成操作的困難，為解決這一問題，以全面落實“戒急用忍”政策，臺當局開始重新制定一個可量化的、重點規範大企業到祖國大陸投資的新審查辦法。經過有關學者和經貿部門半年多的反覆研擬，臺“經濟部”于1997年5月28日正式公佈新版的《企業對大陸地區投資審查辦法》。

    臺當局對臺商赴大陸投資辦法，長期來一直採用“准許”、“禁止”、“專案審查”三類標準進行規範和審查，而新版“辦法”施行後對臺商到祖國大陸投資的規範和審查更加嚴格。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禁止投資項目新增32項，包括在祖國大陸最具發展潛力、並成為臺商投資新熱點的基礎設施和高科技産業如鐵路、公路、電子科技産品、房地産、保險等；二是大型企業、上市上櫃公司到大陸投資上限依資本額或資産凈額，採45%、30%、20%的“累退比例”規範，企業規模愈大，准許赴大陸投資額佔資産凈額比例愈低；三是任何領域的個案投資金額上限均不得超過5000萬美元；四是專案審查分産業特性和個案特性兩類共11項指標，非常繁瑣，且標準嚴苛。可以看出，新辦法實施的主要目的在於嚴格控制大企業、上市上櫃公司到祖國大陸投資基礎設施和高科技産業。

    此外，臺當局還出臺了多項配套措施，包括：強行要求違規赴祖國大陸投資臺商補辦登記手續，愈期未報者將處新台幣100萬至500萬元罰款；提高臺商赴祖國大陸設立投資近代股公司審查標準，規定臺商在祖國大陸設投資公司必須經專案審查，在大陸的各項投資案也得逐案向“投審會”申請獲准；重點調查一些赴大陸投資的大企業，以儆效尤。新的投資審查辦法及其配套措施的出臺，表明臺“戒急用忍”政策的定型。

    “戒急用忍”的出籠是臺當局在大陸經貿政策上蓄謀已久的舉動。李登輝及其幕僚曾多次宣稱“台灣經濟要以大陸為腹地”，但“戒急用忍”的提出卻使其大陸經貿政策出現180度大轉變，不可避免對兩岸經貿交流及兩岸關係産生消極影響

    臺當局在兩岸經貿上採取“戒急用忍”的保守、僵化的基調，對兩岸經貿交流設置新的障礙，對臺商赴大陸投資進行打壓，其用意主要是給漸成趨勢的臺商大企業到祖國大陸投資降溫，以便拉開兩岸經濟的“安全距離”，降低所謂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度”。從列深層次來看，是意圖以經貿為籌碼，對抗大陸，消除兩岸和平統一的內在動力，達到“去中國化”和兩岸漸行漸遠的政治目的，最終實現“兩國論”目標。可以説，“戒急用忍”是臺當局為掩蓋其無誠意、無具體行動改美兩岸政治關係而打出的一張“經貿牌”。

    除政治因素這個最主要原因外，臺當局提出“戒急用忍”還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經濟理由”，如認為島內投資意願低落、經濟投資延宕的主要原因是台資外流至大陸引起的；産業大規模移往大陸妨礙了台灣的産業升級；對大陸的過分依賴，會使台灣失去經濟“自主”的基礎等等。這些理由貌似有理，卻經不起歷史的推敲與檢驗。自20世紀70年代兩岸關係開始緩和以來，兩岸經久交往就以不可阻擋之勢迅猛發展，兩岸經濟交往初步形成了互補互利的局面。

    “戒急用忍”政策是一種以政治干擾經濟的做法，違背了經濟規律，也背離了島內民眾要求發展兩岸關係的願望，一開始就遭到了島內工商界的普遍反對。包括王永慶、張榮發等工商界大佬都曾對外公開批判“戒急用忍”政策的種種弊端，要求臺當局開放“三通”。臺當局雖因應工商界的要求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以緩和壓力，但五年來“戒急用忍”的政策基調並未有實質變化。

    “戒急用忍”政策的施行，使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1996年以來，兩岸經貿交流出現了低落現象。以1996年當年為例，1—2月份兩岸間接貿易增長率超過兩位數，3月份下降到3%，5月份開始出現負增長，6月份增長率為-2%，降到最低點，7月份開始加升，10月份增長率恢復到正數。一直處於上升勢頭的臺商對大陸投資案，受“戒急用忍”的影響驟然下降，1—9月共2400件，較上年同期下降20.4%。

    但是，“戒急用忍”並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兩岸經貿交流日益緊密的趨勢。實際上，五年來兩岸貿易仍保持著增長勢頭。截至今年半年，兩岸的間接貿易額累計達到1744.33億美元，台灣從兩岸間接貿易中獲得順差1160億美元，祖國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區和第一大貿易順差地區。臺商對大陸的投資也取得了歷史性的發展，現在在大陸台資企業累計達45353家，合同投資額達457.56億美元，實際利用248.9億美元，臺前100家大企業已有一半在大陸投資設廠。

    2000年5月陳水扁上臺後，在兩岸經貿交流上，他一改選前承諾，繼續延用“戒急用忍”政策，以各種藉口對民間積極推動的諸如“三通”、“宗教直航”等交流措施踩剎車；以課徵“國家安全捐”、“總量控制”等論調繼續限制臺商投資大陸。

    然而，臺當局的“戒急用忍”政策事實上並未能挽救台灣經濟。過去一年多來島內政經亂象頻仍，股市下滑不止，投資者對台灣信心嚴重不足而紛紛出走，經濟增長北甚至出現了50年來的第一次負增長。另一方面，隨著祖國大陸加入WTO步伐的加快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帶動了新的大陸投資熱潮，使兩岸經貿往來與發展走出多年徘徊與停滯不前的局面。這些都給臺當局“戒急用忍”政策形成巨大衝擊。島內輿論認為，“戒急用忍”這種人為構築的高墻既挽救不了台灣的經濟困境，也擋不住臺商投資大陸的熱潮。儘快調整“戒急用忍”政策，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已成為島內各界的共識。

    《參考消息》2001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