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長 朱顯龍
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 蕭敬
台灣問題因國共內戰于1949年産生。由於雙方的政治分歧、外力的介入以及各自內部的原因，台灣問題時至今日未能解決。從理論來講，台灣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而台灣問題的解決，從短期來看，有三種結局：統一、獨立和維持現狀，但從最終結果來看，只有兩種可能：統一或獨立。兩岸要達成統一，也只有兩條途徑：和平或戰爭。所謂兩岸和平統一，即兩岸通過非武力的手段達成統一目標；非武力手段應該包括政治談判、經濟與文化融合、自願結合、民主統一等。戰爭統一，即武力相向，或一方直接佔領另一方，或一方重創另一方後受創方主動求降，或一方迫逼另一方訂下城下之盟。就黎民百姓的觀點來看，台灣問題最好是和平解決；從理想結局來説，兩岸最好是和平統一。從當前形勢來分析，兩岸和平統一齣現新的機遇，但也面臨最大的挑戰。
（一）
台灣與大陸本屬一國家，即中國。論證此一結論的依據，除了兩岸子民都是中國人，兩岸語言、文字、習俗相同，國際法文件對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規範與國際社會對台灣屬於中國的認同的現實之外，還包括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希望兩岸統一，兩岸曾經呈現和平統一的曙光。即使今天台灣島內形勢發生某些變化，但兩岸仍有和平統一的希望。
兩岸曾現和平統一曙光
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共産黨最初主張“武力解放台灣”。但在50年代中期，中共鋻於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提出了“和平”主張，併為此做了大量而細緻的工作，如盡可能通過各種渠道向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傳達中共願意進行國共和談、和平解放台灣的資訊和誠意，主動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溝通，特赦和妥善安置國民黨戰爭罪犯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臺海兩岸處於軍事對抗時期，中共仍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統一國家做出各種努力。70年代末，中共正式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口號，標誌為1979年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和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中國的九條方針。80年代初，中共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並依照這個方針制定國家統一與處理兩岸相關事務的政策。
正因為大陸有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誠意與具體行動，兩岸關係自70年代末趨向緩和。80年代後期，兩岸結束老死不相往來的隔絕局面，兩岸民間交流帶動了經貿與政治往來。在此基礎上，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國家主席江澤民于1995年1月30日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進一步表達了大陸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
對於兩岸的政治分歧與治權分離，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最初主張“軍事反攻大陸”，並做了多次嘗試。但在60年代初，國民黨的大陸政策調整為“政治光復大陸”。應該説“政治光復大陸”有和平統一的內涵。進入70年代以後，由於國際形勢與兩岸實力對比的變化，國民黨的大陸政策進一步調整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實際上有和平統一中國的內涵。
客觀講，在70年代中期以後，兩岸執政者都表現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實現中國統一的意願，意即兩岸都認同一個中國，中國必定統一，統一的最佳方式都希望是和平而不是戰爭。當然雙方在誰代表中國、統一後的中國實行何種政治制度等方面仍存有分歧。正因為如此，兩岸關係在70年代末以後呈現緩和狀態，特別是1987年台灣民眾獲准赴大陸探親以後，兩岸民間與經貿交往不斷增多、加深，並促使兩岸展開政治接觸，以至1992年兩岸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臺海和平露出曙光。
兩岸和平統一齣現新的機遇
當大陸于70年代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模式來實現兩岸統一併以此為基礎展開統一談判的時候，台灣當權者則以兩岸經濟差距懸殊、政治制度差異來拒絕政治談判。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臺海兩岸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經濟與政治地位的提高，兩岸和平統一在面臨來自台灣島內分裂傾向抬頭和外力介入臺海爭端加劇的同時又出現了新的機遇，亦即過去被台灣方面視為兩岸和平統一障礙的因素逐漸淡化，乃至消失。
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前，兩岸在經濟上的確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大陸由於自身與外部等各種原因，在80年代以前，無論整體經濟實力還是民眾生活水準都相當低下。1976年大陸工農生産總值為4579億元人民幣，1986年為15104億元人民幣，1991年為36233億元人民幣，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在世界排名中處於末尾狀態。反觀台灣，從60年代起，台灣經濟開始快速發展，台灣被稱之為“起飛”。7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取得驚人的成績：1976年台灣GNP達到773億美元，每人平均GNP達到3993美元；1992年台灣GNP達到2108億美元，每人平均GNP首次超過10000萬美元達到10215美元。在80年代中期，台灣已躋身為世界發達地區行列。而大陸此時的經濟規模與台灣相當，每人平均GNP則超過大陸15倍以上。正因為有這樣的經濟與生活水準懸殊，台灣當權者將之作為拒絕統一的重要理由，台灣民眾也有眾多疑慮。
然而，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受亞洲金融危機與各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影響，台灣經濟走向衰退。特別是更換新政權後，由於政局動蕩，民眾信心嚴重不足，台灣股市直線下滑，台幣大幅貶值，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進而導致不少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失業率急劇上升。相反，大陸不受亞洲金融危機與國際經濟衰退影響，經濟保持7%至8%的高增長率，國民生産總值于2000年首次突破10000萬億美元，沿海地區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接近發達國家水準。如果從購買力來分析，聯合國開發署認為中國經濟實力相當於現有水準的3倍（1美元等值于3元人民幣），甚至還有部分美國人認為是8倍（1美元等值于1元人民幣）。當然美國人的説法有些危言聳聽，聯合國開發署的説道也沒有顧全中國大陸的國情，但中國真正經濟實力是帳面數字的兩倍，應不算為過。更重要的是，大陸經濟發展充滿活力、充滿希望。兩岸對比，一邊規模小，一邊市場龐大且有巨大潛力；一邊沉淪、一邊躍升……。在逆向環境下，台灣資金自然大量流向大陸，台灣企業接踵移廠大陸，台灣民眾也紛紛赴大陸求職、置産、定居，經濟差距不再是兩岸統一的障礙。
伴隨兩岸經濟水準的拉近，加上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法制化、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兩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也漸漸縮小，而台灣現在25%左右的民眾接受“一國兩制”，政治差異阻礙兩岸統一的因素逐步減小，未來台灣當權者越來越難以民主、自由為憑藉來拒絕和平統一。
（二）
兩岸要實現和平統一，必須要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雙方都有統一和促進統一的願望，二是雙方要建立“不獨不武”的互信基礎。然而在兩岸和平統一齣現新契機的同時，由於台灣發權者堅持分裂、對抗政策，兩岸互信基礎嚴重損害，加之美國、日本等外國勢力增加介入臺海爭端的力度，兩岸和平統一面臨嚴峻挑戰。
兩岸互信基礎趨於崩塌
像前面所説的一樣，兩岸問題如果要和平解決，避免臺海爆發戰爭，關鍵在於雙方的互信，即大陸相信台灣不會獨立，台灣相信大陸不會訴諸武力。可以説，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兩岸有這種“不獨不武”的互信，所以臺海形勢呈現穩定、和平狀態。然而李登輝主政台灣期間，兩岸“不獨不武”互信基礎逐漸受到侵蝕、破壞。而民進黨與陳水扁執政及其主政後的作為，則進一步使兩岸互信基礎顯得脆弱。
李登輝上臺初期，由於權力基礎不穩，李登輝還舉著維護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兩岸統一的大旗。他的權宜之計，迷惑了一群國民黨大老。但1990年當選“總統”，領導地位逐步得到鞏固之後，李登輝一步步滑向“台獨”。他先是提出“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繼而倡導“對待政治實體”、“階段性兩個中國”。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則説“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是台灣人的東西”，暗喻要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建立“台灣人的國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輝乾脆説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準備將“兩國論入憲”，只是因為大陸、國際社會與島內的強烈反彈，他只好暫時作罷 。除了“兩國論”言論與主張之外，李登輝還採取許多具體做法，使“台灣獨立”實質化、法理化。其主要表現為：對內實施與“台灣獨立”相匹配的政治、軍事體制；在兩岸關係上不斷製造事端，阻礙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對外則是大力推行“務實外交”，力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對等獨立地位；在意識形態上，借“本土化”割斷兩岸歷史、文化淵源，培養“獨立意識”。
李登輝的以上做法，完全背離了蔣氏父子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獨基本教義派”提倡的獨立建國沒有本質區別。其後果是，大陸強烈感受到國家分裂、國力削弱的威脅，不得不採取應對之策，故而兩岸的經濟、政治協商全面中斷，臺海形勢在李登輝任內兩次爆發危機。一次是李登輝1996年訪美後大陸三次舉行軍事演習，臺海戰爭一觸即發；一次是李登輝于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後，大陸被迫展開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鬥爭，臺海再次籠罩戰爭陰雲。總之，李登輝推行的“內政”、“外交”與大陸政策，使台灣走向獨立和大陸訴諸武力的可能性同步增多。
2000年3月18日，台灣舉行領導人 換屆選舉，結果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成為執政黨，陳水扁當選台灣新領導人。陳水扁上臺後宣佈“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然而陳水扁另一方面回避、模糊“一個中國”，強調“一個中國”是議題而不是原則，否認兩岸達成的“九二共識”，拒絕出任“國統會主委”，還説“統一併不是（兩岸）唯一選項”。除了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步步進逼外，陳水扁還在處理事關兩岸關係好壞的軍事、外交與民間交流等領域，明顯向大陸發起挑戰。軍事上，提出和實施“決戰境外”戰略，購買、研製和部署潛艇、大型戰艦、隱形戰機、地對地與空對地導彈，在金門、馬祖等前沿陣地部署導彈等；外交上，企求美國積極介入兩岸關係，強調要與美國、日本結成對付中國大陸的軍事與政治同盟，並沿襲李登輝時代的“金錢外交”，強化與大陸的外交戰；對於兩岸經貿往來與民間交流，陳水扁繼續採取限制、阻攔的做法；意識形成上搞“去中國化”。陳水扁要與大陸進行實力抗衡的意味變得越來越濃。
陳水扁不僅有主張台灣獨立、呼喊“台獨萬歲”、推動民進黨走向“台獨黨”的歷史，又受制于激進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加上他以39%的微弱多數當選，以及他本人與民進黨可開拓的中間選票有限，其“台獨”立場難有很大轉變。而民進黨是一個將台灣獨立列入政綱的政黨，該黨上臺並沒有廢除或修改“台獨黨綱”，目前也沒有或修或廢“台獨黨綱”的打算，未來也難以有所動作。也就是説，照目前形勢來看，陳水扁與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前途、獨立將可能是它們唯一或最重要的選項。以上種種狀況都使大陸認為台灣當權者根本無意致力於兩岸統一，而是執意追求獨立、對抗，大陸對民進黨與陳水扁難有任何信賴感。加之陳水扁本人以“百變阿扁”著稱，民進黨對大陸了解甚少，民進黨執政後兩岸執政者無法接觸，大陸更加難以信任他們。
外力介入愈深兩岸和平愈難保
就在兩岸互信基礎與和平統一環境受損的同時，美、日等外國勢力介入臺海爭端的力度增大。蘇聯解體後，死抱冷戰思維的美國轉而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故而加大台灣牌的份量，一方面鼓吹“中國主權觀過時”，以人權、貿易來壓中國，一方面擴大對台灣的軍售，調整對臺政策，提升與台灣的關係層次，發展與台灣具有官方性質的實質關係，允許李登輝等台灣高層官員訪問美國，還意圖建立美、日、臺三角同盟關係。特別是小布希主政美國後，在賣給台灣柴油動力潛艇、“基德”級導彈驅逐艦等攻擊性武器的同時，還公開表示一旦台灣遭到中國大陸攻擊，美國將“竭盡全力”來保衛台灣，即意味著美國向外出兵（《華盛頓郵報》2001年1月26日）。而且小布希在宣稱武力保護台灣的時候還刻意不提反對台灣獨立。顯然，美國改變了過去對華、對臺的“模糊戰略”，轉而變成“戰略清晰”，即將重心偏向台灣和利用台灣來對抗中國。
正因為有戰略的大調整，美國積極擴充西太平洋軍力，于2000年下半年在關島增派巡航導彈、攻擊潛艇之後，又于2001年4月決定將太平洋艦隊的航空母艦由2艘增加到4艘，B—2隱性轟炸機、遠端轟炸機進駐關島，增加美國西岸的“三叉戟”攻擊潛艇，瞄準中國的核武器數量則增加一倍，增多太平洋的前哨基地。今年5月1日，小布希宣佈美國將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
日本也追隨美國，將長手伸向台灣。日本一直想通過各種手段來控制台灣。因為，控制台灣即可屏障日本西部的安全，又可通過台灣來前進亞歐大陸。1999年4月27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三個相關法案：《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日美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國會正式通過“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強調只要日本認為周邊“事態”對“日本的和平安全構成重要影響”，就全力與美國合作；7月27日，日本防衛廳年度報告強調日本的自衛權，甚至包括先發制人的“自衛權”。對於台灣問題，近年來，日本政府逐漸調整了不介入的政策，唯美國是從，公開支援台灣的分裂活動，並做出了許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森喜朗政府時期，日本一方面大幅增加軍事預算，擴充軍備，增造大型作戰艦隻，還準備建造航空母艦；另一方面允許李登輝于2001年4月訪日，助長日本與台灣島內的分裂氣氛。森喜朗政府還強行通過不承認戰爭罪行的新科教書。小泉接任日本政府首相之後，不僅沒有改變森喜朗的極右路線，更堅持不修改錯誤的歷史教科書，執意要參拜供奉日本戰犯的靖國神社，修改不設軍隊和不向海外派兵的憲法。
美國政府對華對臺政策的一系列舉動表明，美國在冷戰結束和其成為世界唯一霸主後，一方面將中國樹立為頭號敵手，一方面加大介入台灣問題的力度，明顯要遏制中國大陸、重心偏向台灣。日本右翼勢力與日本政府則將台灣問題作為對抗、威懾中國的籌碼，強化臺海爭端的介入。美國與日本的做法，使中國的國家統一與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台灣問題越來越成為中美、中日之間的摩擦點，臺海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多變和不穩定，和平條件減少，戰爭因素增多。
兩岸和平統一空間越來越窄
兩岸互信基礎的破壞，臺海局勢的惡化，大陸除了感覺到台灣島內分裂勢力在急劇膨脹、台灣當權者已擺出獨不回頭的態勢、兩岸的統一漸行漸遠以及台灣問題的嚴重性之外，更面臨台灣獨立、東南屏障不保、邊疆地區動蕩等威脅。而美、日等外國勢力強化對臺海爭端的介入，特別是美、日、臺有意建構對抗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同盟，大陸有被包圍的嚴重危機感。另外，由於生活的提高和整體實力的增強，大陸民眾越來越關注台灣問題與國家統一、國家安全，大陸政府要顧及民眾對這些問題的反應。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為了遏阻台灣與大陸分裂，也為了向民眾與子孫後代作出交待，大陸政府必然要採取堅定措施，消除或減少來自台灣問題的威脅。
對於台灣問題，大陸過去的一貫立場是致力於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如果仔細觀察並分析，大陸這項政策的核心應該是和平統一，所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只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保障，而不是先決條件。然而，大陸幾十年來致力於和平統一的結果是什麼呢？是台灣島內分裂勢力的上升，台灣當權者不僅不願兩岸統一反而導向台灣獨立，台灣與大陸母體的分裂傾向越來越明顯。這種結局使不少人懷疑和平統一方式能否真正解決台灣問題。因此，儘管大陸還是倡導和平統一，但在許多人看來兩岸和平統一的希望已越來越渺茫，更有人認為和平統一的政策應該檢討，許多人認為應該對不願統一甚至執意鬧獨立的人尋找和使用另外且更加有效的途徑。
解決治權分離，維護國家統一的方式，通常只有兩種，一是和平，一是戰爭。既然和平方式難以達成國家統一，那就只有戰爭一途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台灣如果要達成獨立目標，戰爭也可能是唯一選擇。因為無論是兩岸統一還是台灣獨立，都需要通過戰爭來驗證：要麼台灣戰敗，兩岸完成統一；要麼大陸戰敗，台灣得以獨立成為一個國家。長期擁有台灣主權和整體實力遠超過台灣的中國大陸，絕不會容忍台灣獨立，也不會聽任台灣獨立傾向蔓延下去。出於這種考慮，大陸除表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之外，對台灣新執政者已不抱幻想與奢望，提出做好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準備。這就是眾多人士認為兩岸和平統一空間越來越小，臺海戰爭可能性越來越大的原因所在。
從當前形勢來分析，兩岸和平統一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但若將兩者對比衡量，我個人認為是挑戰大於機遇。也就是説，兩岸關係目前是表面平靜，實際上正在孕育更大危機，臺海爆發戰爭的因素在增加。當然台灣方面如果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常軌，或起碼承認“九二共識”，重建兩岸互信，臺海危機與戰爭危險是可以消除的。要做何種選擇，就看當事者如何去拿捏分寸把握機遇了。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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