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都淦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廖曉宴

    20世紀末以來，台灣島內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日漸膨脹，不僅把原來旨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島內民主運動引入歧途，而且嚴重干擾臺海兩岸關係的正常化和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業，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造成嚴重威脅。分析台獨勢力膨脹的相關因素，對於正確認識這股逆流形成的歷史背景及社會內容，深入開展反台獨、促統一的鬥爭，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筆者認為，台獨勢力膨脹的相關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

    20世紀末，隨著冷戰基本結束，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與上個世紀分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兩次民族主義浪潮不同的是，民族分裂主義是這次民族主義浪潮的主要特徵。

    從地域上看，肇端于蘇聯、東歐地區的這次民族主義浪潮影響廣泛，波及全球。前蘇聯、南斯拉伕、捷克斯洛伐克等在90年代初相繼解體，民族主義分裂活動在這些國家成為事實。在此影響下，東南亞、南亞和西亞等地區的分裂活動明顯活躍。菲律賓的伊斯蘭教徒成立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爭取南部棉蘭老島獨立；印度尼西亞的東帝汶問題；斯里蘭卡泰米爾人成立“猛虎”遊擊隊謀求分立；生活在土耳其等地邊境的庫爾德人謀求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權，等等。儘管這些分裂活動早已有之，而今受到蘇聯、東歐劇變的影響，有愈演愈烈之勢。在平靜多年的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問題了也日漸升溫。英國北愛爾蘭人要求從英國分裂而與愛爾蘭民族實現統一；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羅尼亞人一致要求分離的鬥爭；法國科西嘉島要求從法國分離出去的活動；加拿大魁半克省講法語的居民謀求獨立的活動，等等。本來，蘇聯的解體、南斯拉伕的分裂、東歐的其他國家的劇變，曾經使西方國家統治當局一度浸沉在“共産主義失敗”的狂熱氣氛之中，在他們看來，這股冷戰之後出現的民族分裂主義浪潮是瓦解共産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其思潮和方向體現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觀。然而，當他們為此彈冠相慶時，沒有料到這股興起于蘇東地區的民族主義浪潮，會席捲整個歐洲並向全球蔓延；也沒有料到，在這股浪潮的衝擊和影響下，他們國家內部的民族矛盾、種族衝突、分離運動、自主要求會成為自身的困擾和危機。如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1992年爆發了以洛杉磯為中心並向全國蔓延的大規模反對種族歧視的暴力衝突。世界其他地區出現了程度不同的民族矛盾上升、種族衝突加劇的趨勢，國家關係中的領土爭端和民族糾紛均有發展。

    從思潮氾濫上看，目前表現突出的是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斯拉伕主義等。不管是哪種泛思潮或泛活動，它們的共同目標都是追求一個單一民族的大統一，把分散于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有共同或相近語言、種族或傳統等的某些民族集團統一起來，建立共同的政治版圖，這必然造成擁有這些民族集團的國家出現嚴重分裂。以泛突厥主義為例，作為一種思潮，最早出現于19世紀末的俄國韃靼人地區，是一種資産階級沙文主義。它以極端主義的民族觀，根本否定各民族形成、發展的不同歷史，妄圖把現今世界上操突厥語的各個不同民族，納入一個早已不存在的“突厥民族”之中，鼓吹語言、思想、行動上將這些民族“統一起來”，組成“大突厥斯坦”。蘇聯解體，哈沙克斯坦、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擔、亞塞拜然這五個被認為是“突厥語國家”宣佈獨立，給泛突厥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同時，作為當時世界兩極之一的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加緊對中國實行西化、分化，泛突厥主義分子趁機同中國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相勾結，妄圖把居住有“突厥語民族”的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這股被稱為“新獨”的民族分裂勢力，公然將我國新疆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宣稱“東突厥斯坦自古就是獨立的國家”，號召“東突厥民族”為在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而戰鬥。與此相呼應，另一股以達賴為首的“藏獨”民族分裂勢力活動也十分猖獗，它聲稱“西藏從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而且將“西藏”的境域擴大到整個藏族聚居區。夢想建立一個包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四省藏區在內的“大西藏圖”。與“新獨”、“藏獨”相類似的還有主張“大蒙古主義”的“蒙獨”分裂勢力，妄圖將內蒙、外蒙和前蘇聯境內的布裏亞特蒙古合併成一塊獨立的政治版圖。儘管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所在地區、民族不同，但其分裂思潮和目標完全一致，都是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在現代國際環境下製造出來的怪胎，是國際反華勢力與國內民族分裂勢力相結合的産物。而且，此次民族主義浪潮具有濃厚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色彩和狂熱化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了族際間有各種紛爭，甚至出現曠日持久的武裝衝突以及反目成仇的激烈內戰。

    民族分裂主義席捲全球的大背景和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挑戰，無疑給企圖謀求獨立的台灣分裂勢力撐腰打氣。産生於所謂“黨外勢力”中的民進黨以“台獨”為政治理念和行動綱領，正是當代民族分裂主義浪潮下的産物，它把台灣島內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追求民主、自由和進步的民主運動引向了“台獨”的歧途。當國際範圍內的民族分裂主義進入高潮的時候，民進黨于1992年台灣第二屆“立委”選舉中，公開拋出了“一中一台”的訴求。所謂“一中一台”就是認為海峽兩岸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國家和兩個不同的民族”，即國家層次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共和國”；民族層次上的“中華民族”與“台灣民族”。民進黨追求“台灣的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追求“台灣共和國”，反對兩岸之間任何形式的統一。以此為軸，民進黨把“台獨”分裂主義推向極端。

    二、美日外國勢力的干涉

    長期以來，美國和日本為了各自的目的插手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尤其是亞太戰略考量，一直把台灣視為控制亞洲的戰略要塞。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美國採取“雙軌政策”，即一方面與中國建立共處關係；另一方面又制訂《與台灣關係法》，以各種形勢或支援台灣，事實上是把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對待，這是台灣分裂主義發展的一個總根源。美國對台灣當局也不斷施加壓力，促使“台灣政權台灣化”，以建立一個“親美抗共”的“民主政權”。美國當局為了實施“戰略模糊”政策，維持兩岸關係不統不獨的現狀，在總體上不得不對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有限限制，即台獨勢力的發展必須限制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框架內，使之作為對付大陸的政治籌碼來使用。冷戰結束和蘇東劇變後，美國的戰略目標由蘇聯轉移到中國，妄圖西化、分化中國，鼓吹所謂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及“人權”等理念，對中國施加壓力，並試圖以台灣作為其對大陸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基地。與此同時，美國親臺勢力仍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獨言論，煽動台獨，給島內外的台獨勢力以極大的支援，使形形色色的台獨組織有恃無恐，更加肆無忌憚地開展活動。日本在1972年與中國建交後，雖承諾“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實際上日本政府與台灣各方面的明來暗往一直不斷。日本加大在臺投資，壟斷了本地的市場和出口貿易，台灣也依賴日本技術，儼然成了日本的加工廠。日本基於在臺的長期利益和每年大量的貿易順差，需要保持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態，不願看到中國的統一。日本右翼勢力更不遺餘力地支援島內台獨勢力。美、日對台獨活動的支援，嚴重干擾了中國的和平統一，加快了島內民主運動走入歧途的過程，使台獨分裂勢力不斷膨脹。

    三、海外台獨勢力移植島內

    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黨當局按照“戡戰時期臨時條款”，把台獨組織視為“叛亂組織”，迫使台獨勢力向海外發展，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後，為了在台灣求得偏安，在島內實施戒嚴體制，對台灣人民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激起了台灣人民的不滿，台獨勢力利用群眾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暴政，提出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等分裂主義的主張，為堅持中國統一的國民黨當局所不容，台獨勢力進一步到海外活動。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島內民眾要求民主的呼聲日益強烈，民主運動在島內興起，國民黨當局被迫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終止“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台獨勢力有了活動空間。海外台獨運動的主要組織——“台獨聯盟”認為蔣經國去世之後國民黨會出現危機，必然會放鬆對台灣社會的控制，乘此機會策動返臺活動。1989年底，“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表示要“遷盟返臺”。一些海外台獨分子利用各途徑相繼潛回島內。台灣國民黨當局為推動台灣政治轉型，改變了絕對禁止為有限放寬台獨分子回去的政策，使海外台獨分子返臺活動有了合法渠道，特別是允許“世臺會”等台獨組織返臺開會，更加促進了海外台獨分子返臺公開活動。1991年6月，民進黨四屆三次全會通過決議，支援“獨盟”的返臺行動。島內外台獨勢力土洋結合，互相刺激，並衍生出一些新的組織，使台獨活動進一步猖獗，島內的民主運動在台獨的歧路上愈走愈遠。

    四、李登輝的“獨臺”與“台獨”合流

    李登輝上臺初期，從推進蔣經國晚年的“政治革新”做起，在“民主化”改革的掩蔽下逐步邁出分裂步伐。李登輝的本土化政策，形成了以李登輝為首，以臺籍人士為主的國民黨主流派完全控制國民黨執政當局，非主流派被擠出決策圈的局面。國民黨的“台灣化”，“中華民國”的“台島化”為李登輝推行“台獨”路線，分裂祖國奠定了基礎。李登輝力圖把台灣帶上公開分裂的道路，為此，首先在政策取向和社會意識上，主張以台灣為中心，培養“台灣生命共同體”。李登輝主導的台灣當局的這種政策取向必然導致國民黨長期用來凝聚全黨思想和教育民眾的“國父思想”逐漸為“李登輝主義”所取代。由於歷史原因在台灣民眾中形成的“台灣意識”本來在愛台灣與愛祖國上並不是分割對立的。但是，以“李登輝主義”為指導思想教育和引導民眾，則是要使台灣民眾將祖國和台灣拉開距離，使中華民族意識進一步模糊、淡化，將民眾台灣意識引導到“台灣生命共同體”意識上去。並且利用祖國大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製造恐共和對立情緒，縱容和扶持“台獨”勢力，以強化分裂分治，阻礙兩岸關係的發展。李登輝要培育的“生命共同體”意識，實質就是要培育台灣民眾的“獨立建國”意識，從根本上動搖“一個中國”的原則與現實基礎，抗拒祖國的統一。其次，在兩岸關係定位上，從“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走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1995年以後，李登輝的分裂行動進一步升級，公開挑戰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最為惡劣的表演主是分裂祖國的訪美活動，大肆向國際社會兜售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企圖仗外國之勢，行分裂祖國之實。在民進黨的壓力下，李登輝的大陸政策幾經調整，出現了“民進黨化”的傾向。1999年5月李登輝出版《台灣的主張》一張，公開鼓吹肢解中國。事隔不久，又拋出“兩國論”，説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公開鼓吹“兩個中國”的分裂言論。這個言論與民進黨分裂勢力的主張暗然吻合，表明李登輝的台獨理念與民進黨完全一致。其三，在軍事上，調整戰略，大肆採購軍火，壯大武裝力量，以增加對抗祖國統一的資本。李登輝在憲政改革過程中，大力扶持和提拔臺芨將領，實現對軍隊的控制，並將過去“攻防一體”戰略調整為“守勢防衛”戰略。海灣戰爭後，大肆向歐美購買先進武器裝備，實現武器的更新換代，提高了臺軍作戰和防禦能力，並大肆進行軍事演習，為其分裂祖國做軍事上的準備。其四，在國際上，竭力拓展“國際生存空間”、謀求“獨立國際法人”地位。李登輝上臺後，在改造國民黨和實施“憲政改革”，為分裂祖國培育島內基礎的同時，積極利用國際形勢劇變和西方大國調整對外政策之機，為謀求“獨立國際人格”鋪路。為此，試圖從改變大陸、台灣“不兩立”政策入手，鼓吹“雙重承認”；以經濟實力為後盾，進行全方位的“彈性務實外交”；以金錢收買的辦法，與非洲、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發展與台灣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積極活動加入聯合國和企圖擠入其他官方性國際組織，如此等等，都是為了提高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與祖國大陸抗衡，從而達到分裂祖國的目的。其五，對民進黨等台獨勢力的態度上，李登輝一貫採取支援、縱容的政策。本來，民進黨的成立 ，實際上是摘取了台灣民主運動多年來反對國民黨專制鬥爭的果實。它的出現，對國民黨的黨專制獨裁體制無疑是巨大的衝擊，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灣政治多元化和多黨政治的格局。然而，民進黨是一個在胚胎裏就具有濃厚分裂主義傾向和台獨意識的政黨，隨著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它的台獨主張日益顯露。李登輝對民進黨的台獨訴求心領神會，主張喂之以“奶水”，使其長大，並採取“寬容應對之策”，對民進黨及其他台獨勢力的言行加以縱容，使以“台獨”為標誌的分裂勢力惡性膨脹，成為台灣社會動蕩不安的嚴重隱患。李登輝下臺後，並不甘寂寞，面臨年底的“立委”選舉，公然與陳水扁結成“扁李聯軍”，積極問政，提出“85席加35席”的論點，並與陳水扁一道同臺祝賀“台獨”團體——“北社”成立 ，還喊出了“建立新台灣”的政治口號。李登輝與陳水扁的結盟，標誌著“獨臺”與“台獨”的同流合污，表明他們之間在“事實台獨”上政治利益的相同趨向和在“去中國化”、反對兩岸統一的政治理念上的一致性。曾經號稱“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原來是在“民主”外衣掩蓋下大搞“台獨”分裂主義，導致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破壞祖國統一的罪魁禍首。

    五、民進黨蛻變為“台獨黨”

    民進黨是由台灣島內長期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一股力量發展而來的，是島內民主運動與“黨外運動”相結合的産物。在它成立之初，曾被許多人稱作是“民主鬥士”、“改革先鋒”。事實上，在民進黨發動的攻勢和強大壓力下，國民黨執政當局不得不進行若干政治改革，解除了戒嚴體制，召開了“國民大會”，改選了“中央民意機構”，修改了“憲法”，甚至開始向西方式的“總統制”過渡。但是，民進黨的核心理念在於濃厚的分裂主義和獨立意識，並不以島內的某些政治改革為滿足。於是，在“民主牌”愈打愈少的情況下，民進黨在其“大陸政策”的宣示中，相繼拋出了“台灣住民自決”、“台灣主權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等綱領為主張。所謂“台灣住民自決”，是指“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命運”，為“獨立建國”作準備。1979年12月，當時作為“女權活動”領袖的呂秀蓮，從過去美國總統杜魯門那裏撿來業已破産的主張，在國際人權日講演中，提出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的觀點。這個觀點成為民進黨初期的“台灣住民自決”論的法理基礎。儘管民進黨成立初期並未公開打出“台獨”的旗號，但其1987年11月召開的二全大會，首度以會後聲明的方式，宣佈“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已經有了“台獨”的意涵。至於所謂“住民自決”，它來源於“民族自決”這個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主張，但是它並不適用於台灣，因為台灣並非殖民地，不存在國際法中所規事實上的民族自決的前提；也不符合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基本事實。民進黨初期拋出的“住民自決”完全是它分裂中國的手段。

    隨著台灣島內政治環境的變遷，民進黨的存在已經有了合法的空間，“住民自決”的主張開始向“台獨”方向推進，原先比較含糊的雙方選擇變成了對“台獨”的單向追求，民進黨內的激進勢力公開地推動全黨走向“台獨”。隨著“台獨”理念的加深，民進黨于1988年4月召開二全代表大會第一次臨時會議，雖暫不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引入黨綱，但卻通過了由陳水扁起草的“四一七決議文”，聲稱“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北京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台灣國際主權之變更，必須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並強調“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應該獨立。”這“四個如果論”標誌著民進黨的“台獨”立場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在國際形勢變幻莫測的背景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不僅標誌著冷戰的結束，並且東歐和原蘇聯境內的加盟和同等紛紛宣告獨立，從而掀起了二戰後最大規模的獨立運動，民進黨內的激進台灣勢力深受鼓舞，試圖趁機謀求台灣獨立。1990年10月，民進黨舉行四屆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所謂“一○○七決議文”宣稱“我國事實主權不及于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在此決議中，不僅將台灣全部改稱為“我國”，而且明確反對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對“國土”範圍的界定，反所謂台灣“事實主權”否定“中華民國法統”。隨後，民進黨內即成立“台灣主權獨立運動委員會”，具體落實決議，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趨向定型。1991年5月，民進黨四屆三全大會通過“人民制憲，創建國家”的宣言，鼓吹使台灣成為“新時代、新憲法下的新國家”。又于同年8月在台北舉行“人民制憲會議”，通過了以“台灣共和國”為“國號”的“台灣憲法草案”。同年11月，民進黨召開五屆一次代表大會，黨內台獨激進勢力提出“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黨綱草案，後經陳水扁等修正，終於成為民進黨基本綱領的第一條款，通稱“台獨黨綱”，其中宣稱：“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發投票方式選擇決定。”這一黨綱的通過表明“台獨”已不再作為前一時期“四個如果”設定條件下的策略手段，而成為民進黨理念訴求的戰略目標，民進黨亦徹頭徹尾的淪為“台獨黨”，台獨勢力的膨脹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95年以後，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國國內政局的穩定以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島內反獨的力量增強，“台獨”四處碰壁，不得人心，為因應島內外形勢的變化和競選執政的需要，民進黨的“台獨”調門不能不有所降低，黨內“激進台獨”的主張，逐步轉向所謂的“務實台獨”，即“維持現狀就是台獨”。1996年民進黨提出《新世紀的台獨綱領》，主張“台灣獨立不一定台灣為國家的名稱”，“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獨立”，“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可以接受。1999年民進黨第8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公開表示放棄“台灣共和國國號”，改而承認“中華民國”。新任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對此表示：“民進黨的主張已有所改變，過去是主張要‘獨立’，現在則認為已經‘獨立’，並致力於確保‘獨立’的發展空間。”認為民進黨不排斥統一，但統一隻是一個選項，並非唯一選項。儘管民進黨上臺執政後更加推進“務實台獨”，但這種改變只是形式上的包裝，它並未突破“台獨”的理念框架，民進黨迄今並未放棄“台獨”訴求，陳水扁等人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其分裂主義傾向仍然在膨脹，從面導致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嚴重阻礙著祖國的和平統一。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