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崗學院政治研究所教授 黃筱薌
前言
兩岸文化交流是拉近兩岸認知距離與隔閡的推手，是溝通兩岸子孫民族感情的紐帶和橋梁。過去海峽兩岸長期的分治與對峙，彼此不僅陌生、疏離、存有猜忌，且意識形態差距頗大，經貿交流扮演了化解敵意的觸媒，但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兩岸政治經濟制度的顯著差異，使文化傳統上固然有相通的一面，卻因各自局限于所認定的概念範疇，而不願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待各自文化社會的合理性，反而造成「大陸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立，也招致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的兩難。
審視兩岸前景，仍須透過文化的互動建立起兩岸民間對中國問題與前途之共識，才能為兩岸關係的推展整好土壤。筆者設定兩岸如何從歷史面認識文化的深層本質、演變，如何從現實面看待兩岸文化交流的議題，理解文化因素在兩岸和與分中扮演抉擇角色，如何勾勒共同的文化願景，以及如何進行兩岸文化交流，皆會影響兩岸關係的最終結果。因此，本文即從上述視角出發，試著提供一些觀察與遠眺的視野。
民族文化的源起、本質與流變
文化乃是一切生活的總體，這個生活就是文化的生命表現。文化亦是一個民族的生命，沒有文化就沒有民族。換言之，文化即是「一個歷史性的生活團體，表現其創造力的歷程和結果的整體，其中包涵了信仰系統、認知系統、規範系統、表現系統和行動系統。」其最根源的要素為「信仰系統」。另有把文化解釋為「創造性活動」和「活動方式論」，強調文化不只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且活動的過程及其方式本身也應該列入文化的範疇。概括而言，文化不僅表現一個民族的外在風貌，也是其內在的精神靈魂，其成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都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約。顯然文化的範疇是把整個社會系統都作為反映對象。
人類文明起源於以氏族或部族為生存單位的不同發祥地，使得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語言、地域、經濟生活、文化及心理特徵上的差異，在利益關係上也呈現多中心狀態，不同的民族得以形成。近代「民族」的概念，指的是資本主義産生之後，利用原有的族裔意識發展出來的共同體觀念。這表示語言、神話、風俗、族名、傳世符號以及歷史事件，都可以用來建構民族的概念，民族形成過程也就是某一族裔文化及其意識不斷提升的過程。在族群演化中，血緣關係日趨鬆弛，先祖意識、地域觀念成為支配力量，語言和風俗習慣更成為較穩定的民族特徵，這些形構出一種文化模式，不論是英雄崇拜、藝術美感、生活制度、價值標準，都有它們自己認同的準則。在歷史的長河中，地緣、生態因素和政治架構的分殊，影響到民族文化的內涵，形成差異，亦是一種發展上的必然。
當一個族群對祖宗意識和文化淵源意識産生了主觀性的認同，接著産生了在客觀上要求組成地域共同體時，其形式便從部落化的地域聚集發展到建立政治化的民族國家。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一定的觀察、思考世界的獨特方式，這就構成了這個民族的傳統，這個傳統一旦形成，它又會借助本身特有的歷史慣性來加強和鞏固民族的特徵和文化的基本調子，也形成自己文化的特色。例如〔中華文化〕的概念，乃是由極具差異的眾多族群、地方土著及外來移民的各種文化宗教特徵，經過長期碰撞與融合而衍變生成的社會價值系統，成為統一的「民族記憶」。這表示族群特徵並非來自生物遺傳規律的結果，而是文化選擇樣式的結果，它決定了民族的素質，也決定了民族的差異。因此，民族作為一定歷史範疇的社會現象，它本身即存在界限，亦不得不承認族群間的歧見，皆來自於其文化的深處。
民族與民族之間，由於文化和地域等多方面的差異和分界，以及利益的紛爭，使得民族問題容易形成某種〔失控〕的狀態。由於同一民族具有長期形成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一體感，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容易在政治上走向一致，團結在一起，故而它會成為構成國防力量和進行戰爭最基本的政治實體。這樣的論述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只會決定一個民族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等，更會決定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決定一個民族對待戰爭的態度，導致民族文化成為扮演抑制戰爭或催化戰爭的重要因素。
冷戰結束，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衝突逐漸讓位於文化宗教的差異或地緣文明的抗衡，民族主義亦崛起成為一種支配性的力量。然民族主義卻是當代世界最為複雜的概念，它的次級系統包括了政治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的多層面義理。其中政治民族主義是以實現新的族體聯盟作為前提，並在大型社會結構、族群組合以及國家制度中充當自我認同的融合媒介。經濟民族主義基本上是按照世界通行的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來引導民族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並在跨地區貿易中維持本土經濟的命脈，確定自身文化傳統的發展模式。文化民族主義始終是民族主義的主體性架構，用以維繫族體的價值、倫理及文化取向，從而把民族的個別性特徵和原則標準化，使之涵化為普遍性的政治原則和經濟理論。這種涵化形成的既定思維模式，使文化民族主義既是資産也是負債，如何處理自己障礙點，作出超越視野的明智抉擇，正是每一種文化所共同面臨的課題與挑戰。
當一切價值判準和倫理範式都被溶入民族文化的心理情感之中時，自我中心意識的膨脹便會演變成文明衝突的根源。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文明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高領域，它一方面由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制度等共同客觀因素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個人主觀認同的因素，所以一個族群或族體的文化本質決定了其文明的範式。不幸的是，後冷戰時代的到來，反使西方中心主義不斷膨脹，也使得眾多國家採取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捍衛自己的傳統和利益，其中一個族群因感受到生存威脅並産生文化危機感而反映出排他性的文化心理結構——即民族主義，遂成為另一種對人類生存帶來災難的力量。
中國作為歷史性的單一文化、單一種族的文明大國，地域遼闊，族群眾多，雖然文化認同與族體認同未必完全一致，但古老文明中的多神信仰和多元道德，曾使中央王朝展現對周邊部族文化異質性的較大包容。但是由於自然環境、生態條件、經濟生計以及民族分佈模式等因素的制約，使主體社會的同構型一向來自華夏中心意識的不斷積累，所以漢族不免以不寬容的態度或最強硬的手段來對付同一族群的疏離傾向，滿足族體的完整性和歸屬感。惟它所造成的歷史創傷卻是嚴重影響民族之間和解的最大窒礙。
台灣民眾的祖先除少數原住民外，絕大多數都是從大陸移民來臺，因此台灣社會是一個以中國文化內涵為本質的社會。由於台灣和大陸的地理環境接近，兩岸人民通婚、交流相當普遍，這也是一般外國人眼中，「台灣不就是中國嗎？」的緣由。再深入探究，由於台灣先天的海島地形和位居交通要衝，又曾是殖民地的影響，文化溯源不僅有南島文化、大陸中原文化，也有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國的海洋文明，多族群文化存在已久。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本土文化意識的潮流與力量增強，各族群才開始積極維護或傳承自己的文化。
在政府尊重多元文化的策略下，使得各族群文化在台灣得以永續發展，如百花綻放，各顯其長。近年官方策劃輔導或民間自行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已形成一個生機蓬勃的文化泉源，不僅有中原文化，也有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及閩南文化，性質有軟體及硬體（各種特色文物館、園區之興建），範疇包括文史、語文、古跡、民俗藝術、展演活動等。這樣的文化策略，也賦予一個生命共同體認識和改變自己所處環境的仲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聚集了如此多樣又互相迥異的文化，且能相容並存、人文薈萃，進而充當政治融合的媒介，為在政治上傚法民主制度，文化上採取普遍主義的原則，奠定基礎。換言之，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正視現代工業和普遍理性帶來的社會衝擊和實際效益，展現了一種超越本民族而奉人類同一性的普世主義色彩。
這樣的社會文化建構，不致于讓相應的民族情感、道德範式以及文化心理的積澱因無法超越傳統，而成為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系統。因為歷史記憶依然可以滲透到其中，成為人們理解和詮釋事物的條件或背景，而且引入了人類普遍性的價值，非只強調族群文化與族裔價值的殊別性。當一個族群的文化原則會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價值時，一切的文化資源都會被用來重塑國家精神和民族價值，並在較深的層面延續原來的對抗格局，遂成為文明衝突的根源。
例如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大陸有人把此一趨勢視為是危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要害所在，和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藉口。謂西方的大國沙文主義打著人權、民主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國內政，並把近年美國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及人權問題、宗教問題上，不斷對中國大陸發難，皆歸屬為此一作為。大陸若單向地把處理好民族問題視為是反對霸權主義干涉、捍衛國家主權的重大戰略課題，卻忽略擴大與其他民族文化的差異，文化和文明的斷層反而更加凸顯。兩岸之間的文化分殊設若亦如此解讀，不但會成為兩岸重建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壁壘，也很難讓灣人民認同。
從現實面看待兩岸文化交流議題
臺海情勢波濤翻騰，兩岸各領域的交流也跌宕起伏，儘管如此而已，仍然展現出可觀的成績。近年來兩岸在文化交流方面，由於政府與民間的合作規劃與推動，已由早期的人員互訪、召開研討會等，發展至新聞交流、交換出版品、合作研究、藝文展演、技藝觀摩、傳習教學等。無論交流之範圍、數量或層級，均逐年大幅提升，交流結構也從過去精英取向的民俗技藝、體育和學者交流活動，逐步推展到以基層民眾為主體的宗教、科技和青少年活動。1987年以來，到大陸探親旅遊、就學和從事商務、交流活動的台灣同胞已達一千八百六十多萬人次。其中2000年1月到11月就有二百四十一萬六千多人次；此期間，大陸同胞赴臺六萬多人次，其中赴臺交流一千五百九十八項、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二人次。此外，直接從海上到大陸的台灣漁民還有近百萬人次。臺胞證發放總本數近六百萬本，2000年有七十二萬多本。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中到過大陸的已超過四百萬，兩岸民眾通婚已超過八萬對。
適當的交流與溝通的確是縮短彼此社會差距的最佳途徑。國臺辦官員肯定兩岸交流，認為兩岸民間交流對潤滑兩岸關係發揮莫大作用，但對兩岸交流數量的不平衡——台灣民眾赴大陸者遠超過大陸民眾來臺者，希望能逐步調整，促使更多大陸同胞認識台灣、肯定台灣。早在1994年，辜振甫先生即指出，世界變了，以前是軍事競賽，現在是經濟競賽；以前是軍事同盟，現在是經濟結合，意識形態已不是問題，怎樣使人民生活更好變得最重要，兩岸關係應朝這個方向發展。事實上兩岸已朝著此一方向發展。台灣學界、輿論界皆肯定開放兩岸人員交流是增進了解、消除誤解的最佳途徑，也同意兩岸政治圖騰、意識形態之爭須透過更多的對話來增加理解。其他諸如推動兩岸論壇，進一步促進兩岸産官學界的互訪，尤其是開放大陸人民來臺體驗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活力，更認為是縮短兩岸距離的最有效方法。大陸涉臺部門近來也積極推動兩岸各種層面的交流，並視之為確保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的重要領域。惜兩岸政治抉擇的制約又形成一般反向的拉力。
大陸評估台灣的經貿或文化交流政策，認為只是一種「以靜制動」的「求穩戰略」。大陸歸結台灣的經貿或文化交流政策，基本上有以下特性：第一，總體戰略的從屬性。以大陸政策為依歸，並首先考慮到台灣的安全性問題，同時考慮對台灣經濟的利弊得失。因此，「立足台灣」是政策制定的出發點，也限制了兩岸經貿交流的範圍與進程。第二，具體內容上的差異性。如貿易松而投資緊，輸出寬而輸入嚴，貨松人緊。這種在層次、方向和對象上的差別對待，束縛兩岸交流內容的多元化與活動渠道的多向性。第三，開放過程中的被動性。大都是被事實推著走，在工商界和輿論界的壓力下作出被動反應，或是對行政與技術上無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實的追認，故始終落後在實際要求與兩岸關係發展現狀。第四，調整程式上的漸進性。雖在政策調整上，會出現收縮或搖擺現象，總的走向是循序漸進。這種策略上的從屬、被動取向，致缺乏前瞻性與系統性。
台灣方面的評估認為，中國大陸把經濟發展視為一種政治行為，從中汲取統治合法性的資源，而在文化策略上，開放市場便意味著將意識形態重新向世界敞開，卻未走出自相矛盾的困境。從根本上講，市場也是一個文化網路，當國家力量為市場的存在留出一定空間的時候，市場不僅能滿足人類對物質的需要，也能煥發人類對交往的渴求。因為市場機制首先是與民族的歷史、習俗和偏見相聯繫的；同時市場又是世界普遍規則的象徵，它可以超越種族、文化、區域而獨立存在。但在中國，知識精英普遍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落後於西方，華夏中心主義失落了，卻仍把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視為是世界最優秀的文化，並總是以此預設來論證自身文化優越于西方，這就導致了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
這一思潮力圖從中國本土資源中提煉一種足以安身立命、興邦強國的民族精神，以加強族體的凝聚力，卻也阻礙了對傳統的突破。首先，隨著現代進程對中國文化的衝擊日益激烈，它的本土化情緒必會隨之高漲，一旦變成民族主義分子的利器，最終不免放棄了它原有的開放性。再者，中國文化中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為政治權力的維繫提供了道德認同，結果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必然地作為一種工具主義的理性，為政治權威或文明範式充當意識形態的壁壘。在這種訴求下，加上兩岸社會制度的差異「政治民族」與「文化民族」常被混淆，因為大陸民族認同主要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標準，不是以共同的文化價值為標準，這使得文化認同受到制度體系異質性因素的影響。但文化作為傳統的産物並不會失去其個性，遂導致與現代化並行不悖的尋根、本土性和基本教義派的興起，這樣的文化斷裂又會阻礙不同地區的交流與整合。
文化因素扮演兩岸和與分的抉擇角色
中國大陸在過去係以「體用論」架構來處理民族主義所必須面對的傳統和現代問題。這樣的民族主義訴求，基本上並沒有和近代以來配合民族國家形成而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典範完全銜接。近代以來形成的這種典範，不只承認民族國家形式上的對等性，而且承認在其主權領土內人民權利上的對等性，而不只是從屬於國家機器之下，必須受國家機器絕對支配的被動性客體。大陸一直努力地想形構一套民族主義，來作為進行改革的動力，但在思考此一問題時，其思維仍不脫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視為一個「二元對立」的範疇，即從維護政治秩序的角度看待文化問題，遂陷入相對簡單、化約的思考述架構中，不願去建構或接受這種具有現代的意義民族主義，反而自覺或不自沉地通過民族主義的訴求，陷入以進化主義為軸，將社會主義徹底的淪為表現國家主義的手段，在狹隘的排他意識引導下，很容易走上霸權的道路，變成一種為擴張辯護的史觀。
再者，民族主義一旦成為要替統治者的權威、國家主義或以民粹主義進行動員的手段，這就相對地會強調國家相對於社會、集體相對於個人的優越性，其結果是集體主義的訴求被無限上綱，民族主義的訴求轉而成為壓制政治競爭的機制，亦使人權受到相對的漠視或否定。由於強調自己所建構價值體系的優越性，並以政權所確立的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作為目標，自然地會以政治標準來衡量文化的制度與活動，進而用政治秩序和倫理規範來限制文化的過度發展，當然也容易流於不願承認國際社會成員之間形式甚至實質的對等性。
大陸這種民族主義訴求，它只凸顯對內某種程度的「凝聚」作用，然其對其他種族或台灣在民族認同上的「排它」性，也不言而喻。以這種植基於「體用論」架構的粗糙民族主義內涵，要以之作為支撐兩岸朝向「民族統合」的發展基礎，是相當困難的。兩岸要在民族文化的發展軸線上尋求統合，大陸須先處理妥善現代化和傳統文化如何互動問題；其次，是摒棄大漢沙文主義為中心的訴求，使各民族之間具有權利和形式上的對等性，並朝發展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方向去充實其內涵，不能只做為愛國或為政治服務的動員工具。
杭廷頓認為人類對和平、公正、道義、寬容等到普世價值的認同程度越高，衝突越少。這表示衝突的根源仍是一個文化問題。兩岸的分隔原是意識形態、制度的選擇不同之爭，但此一分歧經過半世紀的睽違和各自發展，已形成不同政、經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唯因兩岸文化的淵源相同，所以有極大的整合機會，可是一旦産生在民族和文化差異上的衝突，彼此的文化距離越拉越遠，卻又要回頭要求彼此認同共同的民族國家，恐怕就産生了極大的困難。吾人必須理解承認，兩岸人民的想法和作法，尤其是當權者的思考與作為，會嚴重影響彼此認定的文化內容。例如，大陸採用簡化漢字，台灣仍沿用古體楷書，就造成了內容的差異。又如，雙方當權者對彼此人民交流的種種限制，會加深彼此人民的敵對和隔閡。加上彼此採有同的政治主導思想，不同的政治運作模式，不同的經濟管制方式等等，這些都可以會深化彼此間民族文化內涵認定上的隔閡。
大陸漢文化研究的學者基本上都同意，文化融合屬於歷史的範疇，而歷史、環境、政治制度的變遷乃是常態。我們不必全然否定人為造作和政治力的影響，它未必是負面因素，既是過去歷史因素造成兩岸對峙，導致文化認同上的分歧，欲從疏離中找回接合點，是需要相互容忍，以平等的精神共同來耕耘灌溉才行。台灣文化的母體源自大陸，有了新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不能説台灣文化底子深厚，但在制度面有相當程度的領先，也是事實。用通俗的話來説兩岸文化的發展既有質的變化，也有程度上的差異欲在不對稱中以政治力要求任何一方屈從，都是窒礙難行的。
就國家而言，它是政治力運作的産物，針對當前兩岸的僵局，如果僅著眼在國家統一或獨立，戰爭的解決似乎是最直接的。但是兩岸之間真的發生戰爭，除了戰爭的正當性遭到質疑外，最立即的效應便是嚴重的傷害兩岸人民的民族感情。矛盾的是在國家統一的要求中，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民族意識或民族情感是其用武正當性的最大支柱。當權的雙方領導人不斷消除彼此人民這份意識與情感認同，又要急切遂行所謂統一，結果可能只得到形式的統一，長久而言，終究還是會有問題的。若從民族文化的相互證成和相互維護的關係出發，兩岸皆能在肯定中國歷史文化的條件下，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作為有機結合的調適途徑努力，形成既符合世界體系的潮流，又能為兩岸文化增添新的內容，讓中國文化成為更富生命力的文化機體，相信它更能有效扮演兩岸統合的橋梁角色。
台灣由於政治的自由度提高，多元文化將成為台灣社會的必然現象，兩岸若以文化多元主義作為「新中國文化意識」的主要架構，應可以避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特徵等因素，共創兩岸的文明和前景。文化多元主義承認民族國家是一個完整自主的生命體，這種理想的國家精神能夠將許多異質的有機共同體結合起來，既可達到較高層次的統一，同時又不會壓制內部的族群差異或文化多樣性。兩岸如果能透過各種交流互動、共同研究等途徑，來擺脫各自歷史定論主義的泥淖，並參鑒人類學者引介「文化相對主義」的看法，以換位切入對方的角度來培養兩岸之間和諧相處的理性土壤，包括尊重兩岸人民不同的感受、以求同尊異的觀照處理彼此之間歷史的糾葛，在和平相處的社會互動下，交融的趨勢是擋不住的。若彼此皆蠻橫採用「以我為主」的單軌思考，只會增加兩岸人民的對立氛圍，兩岸合與分的矛盾終將越演越烈。換言之，本位主義挂帥只會讓文化融合反其道而行。
兩岸藉文化衝突來擴大意識形態衝突是一種選擇；透過文化的對話來化解意識形態衝突又是一種選擇。後一種選擇對保持各自文明的特殊性，並推進全人類價值的普遍性都有利，兩岸也能帶著自己的個性匯入到人類價值得到普遍認同的主流文明中。這樣就讓兩岸的文化從宰制與被宰制轉變成為一種合作與互助的型態，師法孫中山先生處理二元爭論的主張——把兩者有機結合成為一種相互滲透、互相辯證的關係。換言之，兩岸之間不僅應該對彼此的文化持一種相對肯定的立場，對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也應該保持一種多元的立場。聯繫其中的臍帶有人類基本的共同特徵，包括生理需求的一致性，尋求安全與保障的共同企盼，保護生態、維護環境的基本共識等，還有價值目標的一致性，包括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體認，平等權利和法律秩序的認同，社會公平與公正的追求等。
中國文化之中，本來就有普世的意識，未來中國文化的走向，依然會融合世界其他文化因素，並在全球人類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台灣發展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全球人類會共同踏上的道路，這表示在世界人類文化逐漸形成之際，只要兩岸都秉持開放的角度尋求兩岸未來發展的途徑，祛除民族主義對族群認同之歧視意識，並抱著過去與未來是轉接的過程，而不是衝突的對立點，並使之成為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雙方虛擬一個民主、自由、繁榮的未來中國，未來兩岸文化的匯合只是時間問題。
兩岸如何勾勒共同文化願景
「全球化」這個名詞，已經變成全世界最膾炙人口的口頭禪，然對其解讀卻南轅北轍，並引起巨大爭論。贊成者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善果」：推廣市場化、民主化、科技進步；全球成一村，最後世界大同。反對者認為這不過是是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新面孔，以美國的霸權為基礎，以後期資本主義（跨國主義）為形式，最後以經濟手段征服全球的大陰謀。
其實如以各地區文化互動的結果來解釋「全球化」，可能更為貼切。人類學家Arjun Appdurai認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是有主動權的，而且各地之間的互動造成了五種流動性的景觀：人種、媒體、科技、財經和意識形態。這種流動性往往以區域來劃分，使區域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如亞洲），也是一個想像世界，傳播媒體所提供的就是一種想像世界，它可以作為消費品提供各地群眾享受，但各地人民的接受或反抗行為也可以從不同的想像世界中顯現，而且有所取捨。這種各地區文化互斥和互動的現象，説不上主動權操在誰手，也許資本多來自美國，文化效果卻無法預期。也就是説，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流失自己文化的主體性。
例如上海的開放，固然標誌著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已明確由過去的國家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轉向，這是城市的脫胎換骨，卻由國家扮演了轉變的關鍵性角色。這表示現代性建構與全球化伴生的動態知識，使我們有能力看到自身，有能力拉開視野的主體，而且自覺與不自覺地學著由全球化的價值與眼光看待城市，它既以民族國家為本位，也以世界馬首是瞻，二者可以並行不悖。或謂國家的科技産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都市政策與政治調節能否發揮成效，將決定歷史結局，其文化的視野更是歷史結局培育的土壤。
美國自從布希新政府上臺以來，全世界各國對其外交協商意願的評價甚低，主因即是其獨斷主義的行事風格。從退出京都議定書，到壓迫南韓金大中政府從陽光政策退縮，乃至巴爾幹半島的撤軍提議，和不顧美俄1972年簽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決定發展大規模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布希皆展現了相對強勢的高姿態。我們知道它的後遺症會很嚴重，因為和平須來自磋商與合作。如此只會演變成對立。美國PRI亞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湯本指出，歷史將記住強大者的謙卑和善良，美國應該發揮經濟力量、心靈力量、良知力量、善的力量和歷史原則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及自由的理念來幫助中國。兩岸之間，大陸大而台灣小，尤須如此。兩岸文化層面的差異顯然必須以世界主義作標竿，超越民族之狹隘範疇來修補。
基本上，兩岸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族群意識和族體文化認同的觀念。然歷史的過程卻造成了現實中的各種差異，彼此都不能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理解各自文化社會的合理性。「大陸意識」包括了親族意識、地緣意識、文化中心意識、歷史沿革意識、權力實踐意識和國家統一意識等諸多內容，並作為一種政治理念，使它與容忍制度差別或政治自決是矛盾的。「台灣意識」則是以區域主義特徵為內涵，表現為「住民意識」、「鄉土意識」、「省籍意識」、「生命共同體意識」、「住民自決意識」和「台獨意識」的相互交纏，其深層是台灣經濟政治成功産生的自足與尋求國際活動空間的困窘之間呈現的矛盾心態。大陸的「中國意識」使它不會放棄實現統一的目標；但台灣多年來已發展出自己有的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文化風格。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雖可達重新分配彼此政治力量，進而影響政治生態的發展，它並無法于短期內達成，也未必會讓台灣民眾轉移其政治忠誠或主權的信賴對象。換言之，兩岸人民是否有能力消除因制度差隔或意識形態分殊造成的不信任，文化渠道所扮演的橋梁角色更具影響性。
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儘管兩岸關係低迷不振，城市交流卻持續加溫。從去年下半年起，上海熱幾乎席捲了整個台灣企業界、政界及文化界，上海儼然成為台灣的新希望。台北文化局長龍應臺認為，台北有一個非常獨行的文化優勢，它比大陸任何一個城市都自由，也沒有文化斷層，這是非常珍貴的。台北已是華文世界的文化重鎮，它絕對可以發揮小而關鍵的文化火車頭地位。在國際競爭中，中國大陸很多城市正急起直追，以上海為例，其深層的人文涵養以及現代化程度，對台北市構成很大的威脅，例如上海在硬體上的投資，像大劇院、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有一種氣魄，就是不做則已，要做不是只做中國最好的，要做世界最好的。近年來兩岸在政治上沒有共識，然在藝術文化體育各界蓬勃交流下，均有相當之成果與相互認識，台灣雖享有經濟奇跡的美譽，卻缺乏文化願景，在藝術發展上沒有受到官方足夠的眷顧與青睞，反觀大陸地區，對於藝術文化之保存與推廣，有漸趨重視之現象，顯見兩岸文化各具特色，也蘊含融合之條件。
兩岸都應該致力於共同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文化發展沃壤，作為重建兩岸關係的基石。與大陸發展良好的關係對台灣而言，是重要和需要的，大陸堅持有動武的權力，卻未必是一個能奏效的選擇。只有在中國大陸吸引台灣情形下，統合才可能發生，而這只有在中國是繁榮且民主的情況下才可能這樣。從全局和長遠看，避免軍事衝突，堅持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手段促成兩岸合作，力爭以最小的代價來完成兩岸自主的和平統合，才是符合兩岸最大利益的發展道路。兩岸經貿關係已是全球生産分工鏈的重要一環，這種分工關係如果能夠具有更制度化的規範，兩岸互補互利、各取所需，雙方往來的風險可大幅降低，更可以全球生産分工上佔有更樞紐的的位置。與此同時，文化的論壇式對話與互動亦能同時激活，尤為穩定兩岸形勢的重要途徑。
從本位主義出發的思考模式，以及扮演漢民族文化指導者的強悍角色，隱含著種族歧視的危險，不利兩岸關係的突破開展。和香港人比較起來，台灣人似乎更容易融進中國大陸社會，因為有更多共同的文化與情感語言，可以穿透政治圍墻。中國大陸歌后那英，在台灣拿到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台灣歌星鄧麗君，在猝逝六年後仍然是大陸老百姓最愛；兩岸人民都喜歡在筵席上喝白酒、乾杯、肝膽相照；前進大陸已成為台灣尋找新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兩岸民間的「大陸熱」和「台灣熱」，勢將改變大陸，也將改變台灣。兩岸如何從傳統中取經再放寬眼界，確立一種建基在富足和人道基礎上的理性民族主義，打開胸襟學習地球村每個角落各具特色的文化，進一步將兩岸未來具有共識的共同願景，如民主政治、經濟發展、電子産業、環境保護、社會文化變遷、知識經濟等等，同時納入兩岸統合的政策考量，並從事精緻、誠懇的溝通對話，相信兩岸在此一願景下，定能營造出屬於中國人兼具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生活。
從中不難理解，兩岸文化整合的主要精義，除整合資源外，最大的價值，乃在於開發、培養出時代性及最具中國風貌的文化新內涵。兩岸的文化交流，既可以讓彼此的文化得到學習、成長、切磋、支援的空間，創造更具豐富人文素養和鑒賞文化的能力，使得具有創時代意義的經典作品，都會受到兩岸的尊重和肯定，不因地域而分歧，不因語言而隔閡；在文化的發展史上，也才能承先啟後。更重要的是，這不意味著因此而否定區域的文化傳統，他們仍將是歷史文明的一部分，其各自具有的普世價值，也會深深地融合到世界的主流文明當中。
由於兩岸政經發展上的差距，要求大陸理解民主普世價值的意義，是有困難，但大陸必須充分認知台灣人對自由民主上的不妥協性。這表示，即使兩岸在血緣、文化、歷史的傳承上，存在著共同合作的「心理基礎」，然就雙方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民主的現實而言，兩岸的統一仍然欠缺「社會基礎」。再者，大陸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發展，循的是漸進主義的途徑，不可能快速達成，這表示兩岸之間要走向相融一體，還有一段漫長的旅途。對人類本質的認同，即文明的普世化已為兩岸的未來指明一條出路，接下來就是兩岸是否形成這樣的共識：願意共同努力消除因制度差隔或意識形態分殊造成的裂痕，撫平緣于種族、地域、文化所産生的排他意識，真心為兩岸真正的和解孕育好沃壤了。
如何進行兩岸文化交流
海峽兩岸政治斷裂的同時，台灣與大陸的文化發展，也各自經歷了兩種不同意義下的「斷裂」：一是文化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二是文化領域內部的「斷裂」，厘清這一點，才知道應如何銜接。就台灣方面來説，首先，由於五十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深受到經濟領域動作邏輯的支配與轉化，使最近幾十年來文化日趨庸俗化、市場化與商品化，結果導致文化領域自主性的喪失，使文化創造力為之萎縮。其次，文化領域內部諸元素互相衝突，並表現為以下三類：（1）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不協調。這是由兩岸幾十年來政治結構與政策導致。（2）國際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緊張。這與台灣幾十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及日趨國際化有直接關係。（3）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對抗。具有本質性，因而牽動前二者的發展。
大陸方面的文化發展也出現類似的問題。首先，是從1949年以後，政治支配力的高度突出，以致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受政治領域運作邏輯與價值體系的支配，文化論落為政治的附庸，為政治服務，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文化大革命結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大陸地區日趨顯著，經濟力逐漸上升而與政治力共同成為支配文化領域發展的力量。總而言之，大陸地區文化的自主性都呈現一種鬱而不張的狀態，臣服於非文化領域之下。其次，文化領域的內部表現為兩種形態的「斷裂」：（1）傳統與現代斷裂；（2）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性。這兩種「斷裂」，在時間的進程中，交織為一相互加強，使中華文化在新舊交迭和中西衝突之中，艱苦備嘗。在「傳統」與「現代」處於嚴重斷裂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思考現階段兩岸文化交流尤具意義。吾人應可朝以下三方面規劃進行：
一、 展現兩岸方化特色、豐富文化內涵
兩岸文化本屬同源，也共同繼承中華文化及歷史情感。五十餘年來，兩岸在文化領域
成就各有所長，大陸豐富的傳統與地方藝術資源，為台灣所需；而台灣融匯近代西方思潮，所蘊涵的勤勞、公平競爭、效率、創意、民主化、多元化國際觀等可貴經驗，也正是最大的特色。這些具體成果，經由雙方接觸交流，相互分享擷取所長，並轉化實踐至現代化生活之中，將可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與精神，逐步達成文化整合的目的。
二、 建立兩岸交流的架構和組織、促進良性互動
首應建立交流規劃，統籌規劃交流重點，發揮導引力量，使民間有所依循。由於民間的充沛資源及積極參與，兩岸文化交流發展甚為快速，亦因而有各行其是的情形，甚而走在政策及法律之前者。為維護法律尊嚴及提供民間制度化的交流環境，政府各機關應各依職責予以規劃，據以執行。其次，兩岸的文化交流，由於受到兩岸政治干預或不合理的要求，産生許多障礙，亟需採取一項有效的短期對應方案，再積極循制度化協調商談解決。因此，當務之急為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商功能，以解決交流中衍生的問題，亦得以讓民間交流合作在秩序化、制度化的架構下進行。
三、 擴大交流廣度深度、發揮交流效果
文化交流的面向宜廣，實質宜深，效益始得以彰顯。惟兩岸一本對其有利之交流心態，
僅做有限度或有選擇的交流，使交流效果大為減低。兩岸交流不應只停留在為交流而交流的表像，參訪、開會並不是交流唯一方式。今後交流層面宜寬廣而深入，舉凡學術、藝術、科技、宗教、體育、新聞、出版、影視等均應邁開步伐。如鼓勵兩岸學者進行中、長期合作研究；共同合作出版；交換教授及學生；兩岸新聞媒本人員的觀摩與研習；共同編寫適合兩岸學生使用的參考用書、青少年讀物；共同耕耘不同族群之間、具有地區物色之民俗交流活動；及相互提供資訊服務等。藉由學術共用、出片合作、資訊流通、地方季節性文化展演交流，建立對彼此文化深度的了解與認識，才能發揮文化資源整合與文化融合的效果。
當今兩岸文化交流，若能多一分文化考量，少一分政治較勁；多一份歷史情感，少一分提防猜忌，則前景自不應過度悲觀。台灣面對全球化浪潮，此時宜拋開歷史的恩怨，重新積極尋找自我文化的定位與價值；大陸也要登高遠望，求同存異，共同構築一條以文化為軸心的推動扭帶。其累積所醞釀形成的力量，將全提供並支撐經濟、政治統合最好的環境平臺。兩岸若一味懷抱「以己之長攻人之短」的競爭意識與優越感，只會帶來更多負面的猜忌與敵意，一旦政治歧異被凸顯，交流與合作只得中斷，辛苦的成果將付諸流水。檢討與思考如何有效地使兩岸民眾透過各層面的交流渠道，正確、客觀地認識與了解優越性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兩岸如能在和平互惠的格局中彼此提升，共同在經濟建設、民生福祉、更好的生産力與競爭力上致力分享，並讓民族情感、文化淵源、互惠互利的共同繁榮創造真正有利於全體中國人的融合環境，兩岸的統合就會成為歷史的必然。
現階段兩岸民間的文化交流只能前進，已無法後退。我們可以合理的期盼：兩岸通俗文化的交流是超政治的，也唯有透過這種軟性和柔性交流，才可降低兩岸極端非常理性之政治行為出現的可能性。瞻望未來，在兩岸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如何擺脫政治力量的干預與意識形態的束縛，乃致兩岸情感上的糾葛在利益競爭、經濟動機主導的情勢下，如何維持互補互利的共生局面；在兩岸文化較勁、意識形態競逐的隱憂中，如何擺脫雙方執持之傲慢與偏見，動機純正地進行彼此受惠的「文化」交流等等，將是一連串充滿迷思的挑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睽諸以往歷史，文化模式、地域關係、制度選擇及族群利益分配的差別，並非是人類分裂的實質性因素，人類歷史的過程也容忍了這些差別。今後如能在追求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前提下，繼續營造和平理性平等善意、相互禮讓新生的環境，並以「文化交流」作為增進了解，減少敵意與誤會的途徑，對兩岸而言，既能滋潤彼此的土地和資源，也會發揮凝聚中華族群的作用。
結論
國家作用在於為文化的運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換言之，政府之存在和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特殊的價值觀，而是要使擁有不同生命理想和價值觀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在保有其自主性的條件下共同生活。故一個合法政府之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不應該預設任何一個特殊的價值理念。因為價值觀本身的多樣性是一個良序社會的基礎，只有為了保障相同或另一種不同的基本自由，才可以證成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因此，容忍歧見成為自由社會公民最重要的德行，任何理性的個人都是平等的、尊嚴的存在，不能以集體的理由為名任意加以侵犯。就兩岸的需求面而言，距政治理理文化融合仍然有一段距離，但歷史的春天是創造出來的，大陸如能以客觀、理性、前瞻的視野，擺脫意識形態的羈絆，掌舵歷史巨輪的方向標——勇於向民主化轉型，從而建立可長可久的民主法制規範，才是兩岸走向統合最短的路。
重溫中國的歷史和兩岸文化交流，是有意義的。歷史自身的發展就是一個動態變遷的過程，衝突、融合導致文化要素不斷進行選擇與重組，推動了文化的嬗變，它又成為歷史和每一代人的認知圖標，只要有足夠的彈性，它們就會為文化加添薪柴。文化多元主義的産生，雖可能讓共産主義的價值系統遭受挑戰，卻也是新價值系統滋生的産婆，不以毒蛇猛獸視之，從轉化的角度來説，至少它可以在文化層面、社會政治層面上，有一個更廣大的包容度。況且經歷自覺批判與深刻反思後的文化潛移，亦是一條讓本身文化變得更為成熟，更加完善，更具時代性和民族性的不二途徑。
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指出，「辜汪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它充分體現了海峽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客觀現實，它也凝結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惟兩岸的未來不能只憑藉想像，尚需要「前景」來集中力量，導引行動的方向，它不只是理想、使命感、立場，還要能激發出各自的可能途徑。從總的角度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可説仍是根深蒂固，所以「文化中國」這一概念的中心並不在大陸，而是在台灣，然每一文化體系本身都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要相互涵化，不僅需要多數的容讓與少數的願意，更需要去提煉一套足以為彼此認同的理念。兩岸在文化整合上，若能發場共同文化的根源——中華文化，並探索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處境和需要，進而形成一種「斷裂中有延續」、「創新中有傳承」新文化觀照，開展一個含容量更多可能性的文化型態，必能為兩岸統合奠定更厚實的基礎。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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