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副書記陶武先會見全國臺聯會長楊國慶(左)

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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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許世銓、李達昌、楊國慶、陶武先、孫曉鬱

台灣學者劉進慶作大會發言





 

閩南人、客家人,同根同源——漢越一體論的緣起



    台灣淡江大學教授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魏萼

    一、閩南人、客家、台灣人都是一家人

    閩南人、客家人等民族族群本是一家人,來自中原中國。所不同的是與當地不同越人的融合,而産生了語言、民俗、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甚至於民族性格的些微差異。閩南人中的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是河南(漳州為主)、山西(泉州為主)、陜西(潮州為主)等地中原人與各地方越人的融合而形成。同屬閩南語系的漳州、泉州、潮州等地也有個別的語言、民俗、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的不同,當然也有民族性格上的些微差異。

    我國的百越之地,民族複雜,為南蠻的一支。中國中原故土,地處中原神州華夏諸地。從中原神州為腹地觀之,北有北狄、西有西戎、東有東夷、南有南蠻。南蠻當中有越、狸、狪、猺……等民族。就以越人為例子,可以區分成為許許多多的族群,例如東越、甌越、南越、西越、俚、畬、洞、獠、洛等等。因為越人族群複雜而且眾多,因之,稱之為百越或百粵。其地理分佈的範圍也甚為遼闊,從今日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海南、廣西、甚至到越南的北部等等都是古越人經濟活動的範圍。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的時期中原人士南下越人之地,以春秋戰國為具體例子,吳越之戰,即在今日的江南江蘇、浙江交界處。商朝末年、周朝初年太伯到達吳地,太伯東遷之前是否有中原人士到達越人之地,歷史尚無記載。商末周初,中原人士曾到江浙吳越之地,而是否也曾已到達閩越、東粵之地,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可以確認的是隋唐以後,中原人士“衣冠南渡”大量遷移民至閩、粵之地則是歷史的事實。一千多年來,他們孕育了歷史與文化,其中以今日的閩南人和客家人最值得研究。

    晉永嘉五年(西元三一一年),這是中原人南遷的歷史重大變遷。在此之前曾有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南海尉趙陀,漢高祖封其為南趙王等的中原人士南下越人之地,陳勝、吳廣起義後,趙陀自立為王,南越曾獨立建國,直至漢武帝滅南越,南越歸漢朝版圖為止,也有許許多多中原人士因安土重遷而定居越地。但是永嘉之亂五胡亂華時代的“衣冠南渡”則是眾多中原人士因避免人為災禍而南下越人之地,然後定居於越人之地。這是一個歷史常態,在中國歷史上則是經常發生的現象。而八王之亂、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等都是重要例子。另外的樣版是唐朝中葉安史之亂以及唐末戰爭,中原人士民不聊生。有志之士,為了避免戰禍,紛紛南遷,這些也是中華民族大遷移的另一重要歷史事件。還有宋朝末年、金人、元人等入侵中原,中原人與已經南遷的中原人士的大結合,抵抗外侮。宋滅亡之後,又是一樁中華民族的大遷移。還有民末清初農民起義和清軍入關以及清季中葉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又是另一個例子。中原人士南遷至越人之地則是歷史變局中的重要産物。閩南人、客家人本是同根生,但因閩南人與客家人所遭遇到的越地本土環境不同,因此産生的文化變遷也有些不同。在台灣,因而曾多次發生閩客不合事件,這是文化衝突的具體表徵,令人尋味。台灣的閩南人與台灣的客家人,也因為台灣海島文化因素,多少有其特色,此與原來的閩南人、客家人,有些文化上的不同,尤其是台灣的閩南人中的漳州人。

    客家曾被誤以為是一個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客人與主人是相對的名稱;客家人是指外來作客的人,此與當地人(本地人)、主人是不相同的。現在所謂的客家人是指福建汀江流域的汀洲、江西贛江流域的贛州以及廣東梅江流域的梅州等三個地區的居民為主;當然,以上述三河流為客家人母親河的主體,居住在這些區域的人士(客家人士為中心,還有外移到中國內地以及世界各國的客家每人平均包括在客家族群內。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應不少於5000萬人。客家人,在中國歷史上應該到處都是,因為廣義的説,離鄉背井,客居在外的人都是客家人。但這些客家人都不見了,因為在遷居過程中已被動當地中原文化或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所同化了,此屢見不鮮。唯比較特殊的就是前述的客家人。因為汀江、贛江、梅江等三條母親河所孕育出來的是一個特殊的民族族群,有其特殊的文化傳承和民族風格,因此有其特有的族群生命力,屹立相傳了千餘年。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枝繁葉茂顯現于21世紀的世界。

    汀江、贛江、梅江流域等到地區山多地少,自然資源亦不甚豐富,由於交通不便捷,對外文化、經濟等交流不易。這些地區的原住民也是越民族的一支——畬族。自古以來畬族在山地上生活了數千年,過著孤立自主的生活。它們靠著簡單的農作,以及耕織和狩獵為生,代代相傳、生生不息。中原人士因為戰亂客居此地,與當地畬族的原住民産生所謂的文化衝突、文化融合的過程。此一地區華夷文化交融過程的陣痛期的歷程是可以想像的,其結果客家人的族群于焉形成。明言之,從文化衝突到文化融合的時間是漫長的,過程是艱巨的。客家人大約南宋時期已成定型。這個客家人是中原人士的漢文化或者是畬族的越文化成分居多呢?此答案應可探討。客家人以中原的漢文化為主要,這是必然的,但是關於畬族的地理、歷史文化等因素,客家人中的越文化成分應是不少。凡我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的大鎔爐,中原人士的漢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軸,其包容性特別強,也就是在各民族過程中,其主導性特別強,這在客家人中自然不例外,但是因客家的特殊性,就是某些越文化的成份比較多,這亦可能。為何儒家文化仍為客家文化的主軸呢?這與孔子思想的理學本質有關,其中漢字文化圈的主導性是任何其他的越文化所難以比擬的。

    因此,客家文化所展現出來的在於客家的語言、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均有特色。此乃漢越一體論,而非純漢化論或純越化論。此時此刻確實很難找到純種的漢人或純種的越人,而只能説其中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成員,但它並不是少數民族。客家人雖為漢越文化的結合體,卻以中原文化為本位。這個情形,閩南人也是如此。閩南人、客家人等在這一方面的性質極為相似。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等雖多少有台灣原住民(尤其是平埔族)的血統,但離不開漢越一體論的範圍,這或許因為台灣的平埔族應也是古越人的一支吧!同理亦可説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泰國等的華人在內。這是漢越一家親的意義。

    二、漢越一體論

    然而台灣,台北之馬偕醫院醫學研究科研究員林媽利女士則分析人類白血球抗原(H L K),發現台灣人常見的白血球抗原屬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基因,她並以“族群系統發生樹與族群相關分析”計算,結果她發現台灣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稱的“越族”族群。林媽利是以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以及新加坡華人、泰國華人等分別研究,其結論是這些族群與中國北方人種的基因有顯著的不同,並且判定台灣人(閩南人、客家人)屬於中國沿海的越族。馬偕醫院林媽利女士的研究結論似甚主觀、勉強,因為在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與在福建、廣東、江西等地的閩南人、客家人已經是漢越一家的共同體,其中以漢化越人居主流。有所謂“漢中有越,越中有漢”,此乃中華民族血統的典型,可是在台灣有些分裂主義者的看法則不以為然。若經遺傳及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南方中國人與北方中國人與南中國漢人或北方中國漢人的遺傳基因確有些差異;就以台灣人的血統來説漢人中有越人的血統,甚至擁有原住民的血統,這是一樁極為平常的事,何必稱奇。馬偕醫院林媽利女十的研究結果甚偃重視,但其解讀有些勉強,難以理解。

    客家人因為客居山區,對外交通不甚方便,於是民風比較保守。另外,山區資源也不算豐富、經濟發展落後,平均國民所得不高;客家人日常生活從事家耕和狩獵,其手工藝也不甚發達;由於客家人“客居”的歷史背景,百姓勤勞、節儉。客家人平時勞苦終日,其目的在於力求溫飽;客家人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他們甚為勤奮進取,彼此團結互動。此外,客家人也因之比較重視彼此合作和個人利益的取得,或許有所謂比較保守與狹隘的客家文化形態。最重要的文化本質是客家人秉承儒家思想文化,民風保守而封建,並且凸顯出重視儒生的社會心態,所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風氣甚是高漲,所以文人中舉人、秀才特別多,這也是一個特色。於是客家人傑出之才比比皆是。他們貢獻了家鄉也貢獻了國家,甚至於也貢獻了世界。朱熹及王陽明為中國宋明理學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倆每人平均是客家人,政治家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鄧小平、李光耀等人也是家客人,胡文豹、胡文虎、李嘉誠等工商界人士也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傑出表現,已令世人刮目相看。客家人的種種事跡,也已被譽為東方的猶太人,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尤其在東南亞地區為最。客家人在中國、在海外被同化者也不少。香港商界名人李嘉誠世代為客家人,其祖先後來移民潮州地區,所以李嘉誠被視為潮州人。類似李喜誠的情形甚多,特別是台灣客家人被閩南人所同化數量最為顯著。這種情形在福建、廣東的閩南語系中也屢見不鮮。這就是所謂福佬客的由來。

    客家人世居閩西南、贛南、粵東等地區。從客家人的發展史觀之,應是從福建的汀州開始。特別是閩贛交界之處。譬如從閩西長汀開始向贛南移民,然後再向粵東移民;如今客家以汀江流域、贛江流域、梅江流域等三個地區為主要。而汀江、贛江、梅江等三條河流域為客家人聚集之地,則被譽為客家人母親河。這已如上述。

    客家人移民特質的文化性格之一是缺乏一定的安全感。這在衣冠南渡之時,中原士族之官宦世家、仕族、武士、臣民等的南遷,客居在閩、贛、粵等三角地帶,為了防患外族人士的入侵或政敵的傷害,廣泛興建土樓,其中有所謂的圓樓、方樓、鳳凰樓、八角樓等等。其主要目的不外是預防外侮和敦親睦鄰等。客家人因為軍史文化背景特殊,因為缺乏安全感的保守心態,所以他們比較重視鄉土的保護,這種保鄉衛民的心態也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發展的形態。另外,他們為了心靈上的寄託,所以也比較信奉鬼神和迷信。客家信奉中原各種民間信仰如關公、八仙、城隍爺、土地公、觀世音菩薩、濟公活佛等等,應有盡有。閩南人則特別信仰廣澤尊王、太子爺、媽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師等等。閩南漳州人、泉州人等的民間信仰,客家人都同樣敬拜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客家人還把這些外來的民間信仰,本土化之。例如閩南人的海神媽祖,在福建沿海地區,把媽祖奉為救濟海難的“海神”,客家人則變成為保山衛民的“山神”。此外三山國王廟是客家人所特別崇拜的山神。三山國王為一山神:來自廣東潮州的揭陽地區的山神。三山是指巾山、明山、獨山等三座山,三山國王的山神最為客家人崇拜信仰的代表,客家人的民間信仰是多神論,此與閩南人相同,但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義民與亂民

    客家人因為在客家母親河地區的經濟發展困難,何況在承平時期人口繁殖快速,民生日益困難,於是有人口再外移的趨勢。以明末清初為例子,客家人口外移主要的三個方向以中國大陸內地、海外、台灣為代表。明末清初戰亂不止,戰亂嚴重的四川省幾乎變成無人之地,田園荒蕪。於是客家人大量從廣東移往湖南、四川等地居住但在移居過程中也散居在所經各地。另外,海外的客家人,龍其是東南業地區的華僑客家人隨鄭和下西洋以後大量增加。台灣的客家人在鄭成功佔領台灣以來陸陸續續有客家人移居台灣,但清朝康熙六十(西元一七二一)年,朱一貴起義被鎮壓後,清政府放寬客家人從大陸移居台灣。台灣客家人於是大量增加,定居於西北台灣的挑園、新竹、苗栗等山地與丘陵地。一般來説偷渡到台灣的客家人則集中在南台灣的高雄、屏東等地。客家人移居台灣的人數較少,較晚,影響力較少,所以只能到山地和丘陵地住。

    客家人在海外,很像猶太人。他們或許在本國沒有辦法發揮其才能,一旦到海外以後,其生命力和生存的潛力就大大施展出來。客家人在工商界、學術界、政治界、藝術界等的傑出表現,似有猶太人的影子,令人敬佩。還有客家人為漢越人的共同體,但基本上客家每人平均自命為中原人士,以正朔的中國人、中原人自居。一般來説,客家人比較支援中央政府的大一統思想。客家人有所謂的硬頸精神的忠義之風。客家人反對分裂主義,重視氣節和忠孝義理,並且也富有尚武的精神。這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有其特別的意義。這也可從以下幾個史實得到證明。

    客家人與閩南人本為同根生,只因為文與地理背景彼此互有不同,所以客家人與閩南人的民族文化性格是有些差異的。何況閩南人當中的漳州、朱州也有些必然性的不同。閩南人地處“七閩”之地的漳州與泉州,與該地越人世代定居於沿海地區,所以性情比較開放。比之客家人于山間與番族相結合,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閩南人中的漳州人務農,泉州人經商。務農為生的漳州人比較傾向於安土重遷的鄉民性格,其民族文化性所表現出來是愛護鄉土,不善辭令的憨厚務實、不投機取巧的民族本質,此與泉州人以經商為主業的民族文化性格,是有明顯差距的。在台灣的漳州人一量定居在台灣以後,就是以鄉土為主,因為落地生根、愛鄉愛土,有時也會因此而失去理性。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一些事件,大體上皆是由漳州人帶頭的,例如西元七二一年朱一貴(漳州長泰人)事件、西元一七三二年吳福生(漳州平和人)事件、西元一七五七年的黃教(漳州龍海人)、西元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漳州平和人)、西元一八三二年的張丙(漳州南靖人士事件,以及西元一八六二年的戴潮春(漳州龍溪人)事件等等都是如此。相反的,擺平這些事件的“義民”都是客家人或泉州人。客家人經常以捍衛中原正朔為訴求,泉州人多少也有此傾向,在台灣例如新竹埔的義民廟則供奉了許許多多民族英雄諸如沈葆禎、劉銘傳、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等人,而在南台灣的高雄等地則對於朱一貴、林爽文、黃教、戴潮春等人則是崇拜不已。目前的台灣人多少有統獨之爭,就又以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台灣“總統”選舉觀察之,南台灣漳州人民居多,陳水扁的得票率則高於宋楚瑜,北台灣泉州人居多,宋楚瑜的得票率則高於陳水扁,這只有宜蘭縣除外,原來北台灣的宜蘭縣陳水扁得票率高於宋楚瑜,此乃因為宜蘭縣的漳州移民佔了百分之七十八。同理也可看出台北市北區陳水扁相對的高得票率,而台北市南區則相反。這個範例相當有趣,也值得重視。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泉州南安人)攻臺得力於客家人劉國軒(福建永定人)的兵力,當時也得到荷蘭人統治時期漢人的響應、起義,於是鄭成功收復了台灣。清朝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施瑯(泉州晉江人)攻臺,也同樣得力於劉國軒的號召與響應和漢人的起義。於是開創了大清政府統治台灣二百一十二年的歷史。上述兩項改變台灣的主核都是領先武力和台灣內部人士的支援,當然此與那時荷蘭人以及明鄭之鄭克爽統治台灣時期經營不善、失去民心有關。當中客家人與泉州人則扮演了重要的功能。這些事件又與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漳州人起義,也多少依靠泉州人與客家等可以相提並論,互相印證。

    在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兩蔣(蔣中正、蔣經國)統治下的台灣,在海外的台灣客家同鄉會、台灣客家同鄉聯誼會等一般來説是支援一個中國的主張,並且多少年個傾向於一個統一的中國。可是台灣同鄉會則是明顯的主張分裂中國的台灣獨立思想,台灣同鄉聯誼會則傾向於支援當時的國民黨領導,可是兩蔣以後的台灣同鄉聯誼會則明顯的傾向於李登輝的思想路線,逐漸與台灣同鄉會分裂主義思想相結合。此時令人回憶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之戰以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客家人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等人籌組“台灣民主國”,國號永清(永戴聖清),有文化傳承本質上的意義,此一問題,令人有進一步認真思考的必要。這個答案多少也可以從五十年來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客家人、泉州人、漳州人等的遷民結構和選舉行為去進行分析。

    四、閩儒、客儒、臺儒

    客家人、閩南人、台灣人等三者所居住的地區都是中原儒家文化影響力甚深的地方,

    三者各因承受的歷史地理因素不同,其所展現出來的文化表徵也各有所不同。這可從民間信仰、儒家理學、以及族群性格等三方面分析之。

    客家人、閩南人、台灣人等三者均重視民間信仰的多神論,由於移民的本質,缺乏安全感,三者均膜拜鬼神和祭拜祖先,但難免有超過迷信的俗套,這些人的地區廟宇林産,其密度之高冠蓋全國,尤其是台灣,堪稱全球寺廟最多的地區。“天人合一”的宗教觀深植民心。客家人膜拜山神,以三山國王為主要,也把媽祖海神當成山神供奉。客家宗教文化特色具保守特性與包容性。傳統中國各種民間信仰,在客家地區應有盡有。閩南人的民間信仰呈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縮影,除了媽祖海神以外,漳州人膜拜開漳聖王和保生大帝等等,泉州人膜拜廣澤尊王和清水祖師等等。台灣的客家人、閩南人等民間信仰並沒有因為客家人、漳州人、泉州人之間明顯區別,這是因為台灣地區閩客之間融合頻仍,特別是漳泉移民的密切交流與融合。

    儒家宋明理學的大本營即在閩南、閩西、贛南及粵東等地。朱熹、五陽明皆為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倆眾皆為客家人。朱熹長期在漳州講學,是閩派理學的開山祖師。遂使閩南人、客家人的儒家理學遭受到外來思想不斷的衝擊與融合。如今已自成一個富有閩南海特色的新宋明儒家理學文明。客家儒學一向傾向於保守內斂,比較傾向富有傳統中國儒家思想中的三從四德習性。客家硬頸精神的儒家思想,對於忠孝節義的情懷特別堅持。百姓亦文亦武,耕讀傳家蔚為成風氣,如此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台灣歷史地理環境有異於閩南。由於東西交流文化頻繁,已逐漸成一種閩南人、客家人的儒家理學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結合體。這是所謂客家文化的黃色大陸文明,閩南文化的黃藍色(大擊與海洋)文化文明,台灣文化的黃藍色融合而正尋找一個富有台灣本土色彩的綠色文明。這個綠色文明乃是台灣一些政客刻意塑造出來的,他是有意識形態的限制,無法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或多或少已造成了台灣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的傷害。

    就以儒家理學來説,台灣以媽祖文化為代表,是“釋道儒”的結全體,這與閩南以大道公(保生大帝)與祖師爺(清水祖師)文化為代表的儒家理學“儒釋道”的結合體有些不同,這也有異於以三山國王(山神)文化為代表的客家理學“道儒釋”的結合體。臺儒、閩儒、客儒三者同源,其實很難找到儒學理學明顯的歧異點,以上的分析也許有些勉強,但其歷史地理背景的不同變遷,多少也産生一些儒家理學異化,這也在所難免,基本上應與宋明理學儒釋為主要所融合的思想體系一般來説相去不遠。客家人、台灣人的族群性格亦略有所不同。閩南人一般來説性格較為豪放富於開展、開發與開拓的精神,其特性具有創業精神。其中亦有漳泉之間的差異但本質上大體相似。客家本性較為保守安分守己,腳踏實地、奮發圖強、刻苦而勞、克勤克儉、忠群體國。台灣人中閩南人、客家人族群性格共同點難免有誠如日本統治台灣時(西元一八九八年)第四任總督兒太源太郎的政務長官後藤新平所認定的台灣人有畏威而不懷德的心理,這或許是台灣特殊移民的社會,缺乏安全感,為了求生存而産生的一種投機、茍安心態。這個文化也許是一個必然性反映吧!因此日本對台灣統治的哲學是軟硬兼施的懷柔政策。

    台灣人的民族文化、國民性等與中國各省各地區一樣皆有其獨特。中國文化呈多元一體,所以中國有二十五史中,“中國”這個名詞出現者多達二千二百五十九次,就以司以遷史記中出現“中國” 名詞也多達一百一十八次之多。因此可以説是中國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共同的中國,她也是一個歷史的常態;所以大家都要挾天子以令諸侯,耍尊王攘夷,要逐鹿中原,並認為王業不能偏安。這是中國歷史文化意義的道理。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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