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兩岸關係研究學會理事長兼秘書長 蘇嘉宏
美國前任總統老布希在1992年競選連任期間，在德州他的票倉宣佈出售150架F16戰機給台灣，中國大陸當時的不滿可以想見。美國現任總統小布希將中國大陸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對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政策以《美日安保條約》所構築的軍事同盟關係為主軸，將重心從中國大陸轉達移到“日本及日本週邊”；2001年4月23日又決定出售紀德艦（不排除在可預見的未來出售“神盾艦”之可能性）、潛艦及反潛機給台灣，中國大陸勢必不會保持緘默，理當會採取包括“強烈手段”在內的報復行動，反應前述舉動。
這些武器除了將一方面大幅提升台灣現有的防禦能力之外，另一方面也當然有借此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牽制中國大陸的作用。當然，小布希也可能如許多論者所稱，正想仿傚前總統裏根借“星戰計劃”挑起美蘇軍備競賽之故技，使得前蘇聯以傾國之力發展軍備，卻終而拖垮該國經濟，以致蘇聯解體；果若如此，台灣則將成為美國現在打算拖垮中國大陸這個新興經濟體的“星戰計劃”？現在，台灣固然在短期內提升了防衛能力，但在中美關係越來越成對立之際，台灣是否能夠如許多台灣學者所認為可以從中得利？美國現任政府一改過去的“戰略模糊”轉向而為“戰略清晰”，台灣必須真誠地面對一個問題：究竟是中美關係好轉有利於兩岸關係，還是中美關係惡化有利於兩岸關係？
台灣似乎仍然不可必避免地成了美國在遠東的“前線”，也成為中美棋局棋盤上的“棋子”；另外，台灣一向在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謹慎地步步跟隨美國腳步，但是每年固定的美國與台灣之間年度例行的軍售會議，無異於提供了中國大陸在外交上大動作地反對美國對臺軍售一個年度性、針對性的機會，這也是對中美關係每年一回合的嚴峻考驗（小布希已經宣佈不再例行性舉行，未來將視需要而召開）。2001年的美臺軍售會議時間，卻又正好碰上中美撞機事件的中美關係低潮期，台灣雖是“兩者大之間難為小”，但面對始終不願承諾放棄對臺使用武力的中國大陸，這種武力威脅當然有效地遏制了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成長空間，但也使得“一國兩制”也沒了市場，同時台灣似乎只能別無選擇地站到美國的背後。
相對於此，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美國在遠東地區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友們，不是沉默有若寒蟬，就是試圖兩邊討好；小布希政府採取強硬的對臺軍售態度除了是對美國前述盟友的一種“不得心懷異志”的警告，也是對中國大陸發出一些資訊。這些資訊可能包括「對中國大陸的警告」，但恐怕也同時隱含先行抬高身段、籌碼，預為兩岸“促談”作準備？
儘管包括陳水扁在內的台灣當局領導人多次清楚地表明，無意與中國大陸進行軍備競賽，而且軍事採購當然不是台灣防衛保障的唯一途徑，但若不能維持臺海的軍力平衡與穩定，則將不利於兩岸未來在對等的基礎上，展開建設性的對話；兩岸唯有透過“建設性對話”與“關係正常化”，才能確保真正與永久的臺海和平。但是，台灣方面發展兩岸的所有佈局的努力，難道可以脫離美國主導“對華政策”的整體大環境氛圍？
本文在此借幾本美國學者最近的幾本有關台灣問題的論作之摘要、譯介，對照最近的媒體的評論、網路資料的研析，探討“美國學者眼中的台灣問題”。之所以有必要探討“美國學者眼中的台灣問題”這個主題，主要是因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長期存在一種政學交流的機制：今日貴為執政團隊之一，來日下野之後轉任名校教職、智庫研究員繼續在專業領域中貢獻專長。而對下野者，萬莫以失權、失勢視之，焉知四年之後他所屬的團隊不會捲土重來，再次執政？所以對於政黨輪替後下野的前執政團隊，當留餘地來日相見。學者的“書生之見”，恐怕也不能加以輕忽！本文限于篇幅，幾本著作只不過佔美國中國研究學界研究成果的極小比例，但“以蠡測海、以管規天”，仍可見微知著，敬祈學界前輩、同仁指正。
一、 美國“國家利益”本位是美國學者考量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
戰後美國的“對臺政策”一直是美國整體的“對華（中國大陸）政策”的“依變項”，
從而“中美關係”這種“大國外交”的變遷也就制約著“兩岸關係”的發展。當然，美國的“對臺政策”反過來也對美國的“對華（中國大陸）政策”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兩岸關係”的變遷也牽引著“中美關係”的發展，但這種“反之亦然”的情形，相對地極其弱勢。
這並不能説美國對中國大陸存在著“偏好”或“傾向”，這應當是全球和亞洲的地緣政治現實下所不得不的決定。四月份的美國對臺年度軍售的檢討、研議，亦復如是。這不僅將影響中美關係，而且也對兩岸關係將造成相當的衝擊。
據報載，美國決策核心的內部，在對臺軍售的問題點上也存在著相當的分歧。美國國務院基於長期、一貫的對華政策之外交考量，一向對台灣態度消極（絕不主動生事），不僅軍售如此、領導人出訪過境如此、參與國際社會更加如此。除此之外，另外一種反對力量則主要來自學界中的一些相當著名之中國研究學者。有論稱之為“親中派中國通（紅軍）”，但是形容這些學者為“親中派”，並不貼切；事實上他們是基於“追求美國國家利益最大”的立場，因而在一定認知下作出“向中國大陸傾斜”的判斷，很難想像他們會背棄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對美國政府、輿論界提出任何建言。
正確地説，他們應該是“知中派中國通”。以對臺軍售而言，他們“重中（中國大陸）輕臺”，主要認為對臺軍售將會危害中美關係，其中較知名，而且立場明確的，如尼克森中心（NC）的中國研究部主任蘭普頓（David M. Lambaugh）,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TNCAFP）、亞洲基金會（AF）也有類似立場的的研究報告。
美國支援對臺軍售者，主要是來自國會參眾兩院、國防部、輿論界和一部分學界、智庫“親臺派中國通（藍軍）”，針對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的進程，衡估維持東亞西太平洋地區、臺海軍事均勢之所需，決定對臺軍售項目。一般對於臺海軍事情勢平衡的評估，通常都以2005年作為一個“兩岸軍備是否會失去平衡”的分界點：這個分界點的評估依據通常是著眼於是“美國的對臺軍售”和中國大陸的“國防現代化”，這兩者之間的速度與幅度能否取得平衡？為了避免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此一未來甚具衝突性的發展趨勢，有論者以為美國決策人士和民眾必須正視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新結成的軍事軸心及其對西方安全的直接影響，並保守估計前述失衡情況將在2002年下半年對台灣採取行動。
用“親臺派中國通（藍軍）”來形容這個群體為“親臺派”，也並不貼切；他們仍然是基於“追求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出謀劃策。國會參眾兩院、國防部、輿論界和一部分學界、智庫明顯地對目前“兩岸軍備失衡”的趨勢感到憂慮，因而表明將依據其台灣關係法，繼續提供台灣必要的“防禦性武器”，以確保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重要國家利益——“臺海安全”（如果台灣防禦能力不足，將會促使中國大陸內部的軍方或主張對臺政策強硬路線派對臺使用武力；反之，如果台灣擁有相當防禦能力之後，則可嚇阻中國大陸動武，臺海安全才能維持，美國才能不被迫介入）。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曾經做出多項贊成對臺軍售集體決議的國會參眾議員之外，新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德、第一副部長沃爾夫威茲（Paul
Wolfowitz）均是，另外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卡托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等亦有類似“向台灣傾斜”的報告。
二、 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避免與中國對抗
“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要避免與中國進行對抗”，這項基本立場在美國新舊政府再一次經過政黨輪替，小布希雖然不會完全地“蕭規曹隨”、“全盤繼受”克林頓前政府的對華政策，而且儘管中美雙方高層也正在借許多事件和場合進行新一輪的探索、摸底，但也無法看出小布希新政府會違背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之一貫性，跳突式的加以否認推翻。
1995年、1996年臺海情勢幾度緊張之後，1997年3月31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德國的《星期日世界報》上發表文章，公開呼籲美國政府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要避免同中國進行對抗。基辛格認為，美中之間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而如果敵視中國成了我們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經常現象，我們就將找不到同盟者。基辛格的看法甚具典範性，他的文章重點如下：
1． 真正的挑戰在於，要保衛我們的利益及和平解決，同時又不奉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對中國來説，台灣不是外國而是一個1895年被日本佔領、從而開始了對中國領土蠶食的島嶼。中國對這種被認為是分割行動的反應，猶如當年美國北方各州對南方各州企圖脫離美國的反應最後導致美國的內戰。對北方各州來説當時涉及的不是自決問題，而是國家統一的問題。
2． 儘管目前在美中之間存在緊張，但在雙方塑造亞洲和平發展方面仍有共同的利益。匆匆忙忙進行對抗不應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美國政策的目標。
1997年在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之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表示：“在有關台灣問題上，美國政策最重要的因素是不會變的，亦即不能使用強迫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接受一個中國的概念……，關鍵在於兩岸人民得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的歧見。”1997年11月，美中關係研討會上，美國前國防部部長史勒辛格認為：“中國現在和近期內，在軍事上尚未對美國構成威脅。將來中國強大了，有力量威脅美國，但中國並非必定對美國採取威脅的政策。中國會不會對美國威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現在和將來如何對待中國。如果美國堅持認定中國是未來的敵人，就可能逼使中國真正成為美國的敵人。”
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台灣的比重到底多少？美國對於台灣所帶來的問題，其中最關切的問題是什麼？所採取的態度又是如何？1998年3月，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雷克訪問台北時，會見台灣高層人士指出：“一、兩岸應儘速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對話，且對話應包括會談內容與會談本身兩個重要層面。恢復會談，即可使事務性及政治性議題有所進展，對兩岸關係及區域性穩定都重要，並可促進雙方建立互信。二、有些人可能會有錯誤的印象，認為美國與台灣、中國大陸的關係會做某種平衡，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國內對處理中國問題和對臺問題確有不同意見，‘美國與台灣的關係，與中國和美國關係，並不完全一樣。’三、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越好，對台灣更好；因為美中關係好，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大，美國對台灣的和平政策就更能獲得保障。就長遠看，中國大陸會更民主，所以時間是站在民主這一邊的。”一般認為，雷克這一段談話的用意旨在提醒台灣當局不要誤會美國是在兩岸之間採取平行發展的政策，促使兩岸復談的動機也很明確。當然，只要兩岸關係不至於出現持續性的緊張或陷於不可測的變局，即一時之間不至於危及美國維繫東亞地區和平的戰略思維，美國保持對華政策的模糊性即可，不必急於表現出孰輕孰重之別，而相信這也將是美國對華政策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發展的主軸。
美國200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是，對北京批判性較高的共和黨小布希的當選，他可能會使得既有的“中美關係”未來發展，至少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當中比較“遲緩”，小布希的當選很有可能仍意味著“中美關係”的互動會有另一輪新的探索。就以1998年6月的“三不”為例，克林頓和小布希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似乎愈益顯明。
美國對華政策的“三不”立場，雖是逐步形成的；但“不支援台灣獨立運動”、“無意追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援台灣加入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這三項説法卻在克林頓第二任期內，親自從他的口中獲得表明。除了表達的層級節節升高之外，這對照美國自尼克松以來的“一個中國”對華政策而言，尤其是其中的“不支援台灣加入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的“第三不”，絕對不能只是以“既有政策的重申”等閒視之，這應該是一個“新政策的確立”。
中國大陸促使克林頓公開表明1998年6月提出的“三不”對臺政策，其實是和中國大陸對台灣內部獨立意識高漲的疑慮有關的，美國原本可以“一個中國”的“既定政策”加以響應，但克林頓卻清楚地向中國大陸傾斜的結果，這和當時台灣當局繼而在時間點非常密接的1999年7月突然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兩者之間很難説沒有任何因果關係。“新三不”使得美國喪失過去保持“創造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而在兩岸關係上維持平衡的戰略地位，將“一個中國”附加以“三不”限縮範圍後，實益尚且不明，但台灣因之而反彈式地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則對原本緩和的兩岸關係形勢，實時帶來重挫。
小布希總統上臺後，繼鮑威爾國務卿重申1982年的對臺“六點保證（1982年7月14日，裏根政府透過適當渠道向台灣保證，美國政府；一、未同意設定終止對臺軍售的日期；二、未同意在對臺軍售之前，先與北京諮商；三、不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擔任調人；四、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五、未改變對台灣主權的主場；六、不逼迫台北與北京進行談判）”後，再由國務院重新闡釋對臺政策定位於“一個中國大陸、和平解決、台灣同意”的三個支柱上，不再引述或沿襲克林頓“‘一個中國’附加以‘三不’限縮範圍”的政策，顯然是回到裏根、老布希主政的共和黨政府的“克柯林頓時代”，這對台灣而言固然會有“舊情綿綿”之感。但是，中國大陸將會如何應對？深值關注。
在前述美國立場“從一度漸趨明確，退為原有模糊”的態勢下，2001年3月，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邦聯牽涉到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國家的組合，本質上不是一個單一主權國家；聯邦則不符合中國的歷史的傳統和國情。”一般以為，江澤民這次講話等於是中國大陸當局公開地、正式地否決了兩岸未來走向邦聯、聯邦統一模式的可能性，這相對於中國大陸當局過去迄今的“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立場，無疑是一大倒退。
中美雙方不約而同地在對台灣政策立場上轉趨保守，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台灣當局不免觀風望色，遲疑不前。中美撞機事件發生以來，台灣有不少論者以為中美關係這一輪的緊張中，台灣可以獲利。但事實上，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不論誰輸、誰贏？他們之間輸贏的都是台灣，即使台灣獲得美國軍售神盾的承諾，也很難推斷台灣就因此而獲益。
三、 美國學者對台灣政治發展有高度評價
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界對於台灣問題的關注，除了臺海安全情勢之外，最被重視的莫過於戰後五十年來的台灣民主化的政治發展過程，在這方面美國學者的著作非常之多，共識普遍地予以高度肯定。這種看法，並不會因為這些學者們立場比較“親台灣”或“親中國大陸”而有所不同。例如：馬若孟在其所著的一本新作中稱台灣為“中國第一個民主政治”，並以之為該書書名。
1996年3月，喬治亞理工學院國際關係教授高龍江親自到台灣觀察選舉之後，將觀察結果結集出版為“對峙：中國、美國和台灣的民主化”（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一書。1996年台灣的第一次總統直選引發了美中之間的軍事攤牌，導致了美國海軍自越南戰爭結束之後在東亞的最大集結。高氏這本書第一次探索了這一歷史衝突的起源及中國、美國和台灣的三角關係。在分析了引起台灣海峽危機的關鍵決策和誤解之後，作者警告這場對抗可能預示著中美關係衝突時代的到來，這一危機標誌著中國第一次對美國使用核威脅，也使美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更相信“中國威脅論”。作者還分析了中國在這場危機中的得失，以及這場危機對中國、美國、台灣、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亞洲國際格局的影響和意義。
1996年3月，美國與中國在台灣海峽經歷了兩國自60年代末有關越南問題以來第一次軍事對峙。高氏認為，這場危機具有以下重要的意義：
1． 它表明，由於一個民主的台灣的出現，中美關係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不確定的、不安定因素。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現在以一種直接的重要的方式與這個島上內部的政治進程聯在了一起。通過政治競爭取得政權的合法性已經與對台灣的集體變同感密不可分。這一動力使台灣在國際舞臺上更為有力，它的行動不再會與一個獨裁者的夢想有關（就像50年代蔣介石對外島的政策。）但是，這增加了中美兩者國之間的風險。
2． 1996年的危機表明，中美兩國在台灣的不同利益，如果處理不當會導致戰爭。台灣的民主進程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多年來影響的結果，因此，保衛台灣的民主符合美國的觀念。這樣，美國就面臨著風險。中國一直期望通過由國民黨繼續在台灣掌權的方式實行和平統一，但現在與台灣統治者達成任何協議都不能無視台灣民眾的意見。北京“和平統一”的戰略遇到了挑戰。
3． 危機對中美兩國有關對對方的看法産生影響。冷戰結束後，對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儘管在美國的民眾和領導人中有著不同的看法，但直到1996年初，持“中國威脅論”觀點的人仍只佔少數。可是，臺海危機可能使美國的輿論發生了逆轉。中國有許多人曾認為，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美國對台灣會撒手不管或已經不管了。危機後持這一看法的人少了。這種清醒的意識如能使北京和華盛頓決策時更為現實主義從而避免戰爭，將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使中國領導人在下一次對台灣行動時提升對美國的作戰準備，那將是一件壞事。
4． 危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中國與亞洲許多國家有領土、領海爭議。中國的軍事力量的擴展引起了這些國家的擔憂。危機使所有有關國家擔心，中國會使用軍事手段達到自己目的。這也肯定會加速區域性的合作以制衡中國。
對照“江八點”和“李六點”，其實兩者之間在語調上都是溫和的，並且都強調增加接觸的必要性。通過各種形式的接觸可以尋找到共同點，甚至可能“一個中國”的原則和統一的最終目標形成共識。但在三個互相關聯的核心問題上，分歧是嚴重的：
1． 江要求台灣接受一種附屬於北京的地位，李堅持兩邊平等。
2． 江要求台灣停止“務實外交”，李堅持北京停止反對台灣擴展國際關係的努力。
3． 江堅持北京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權力，李要求北京放棄這一權力。
雙方可以通過談判擱置這些爭議而尋找共同點，但北京的強硬派反對這種立場，認為這會被分裂主義者和外國霸權主義勢力視為軟弱和默認“二個中國”、“一中一台”，因此要求採取強硬行動，包括軍事行動。在台灣問題上，一般都認為中國大陸的軍方主張採取強硬政策。但是，美國在海灣戰爭中的輕易取勝使人民解放軍十分震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會準備與美國軍事對抗嗎？對這一問題，高氏的解釋是：
1． 中國的戰略思想通常這樣認為，正是因為敵人會試圖利用中國的弱點，所以軟弱的時期需要強硬的政策。通過武力行動表明中國不會因恐嚇而示弱，可以制止佔有優勢的敵人。50年代初參加朝鮮戰爭、60年代末與蘇聯對抗等都是例證。
2． 對抗並不必然導致戰爭，它可能制止戰爭。一種確定的針鋒相對的對抗政策並不一定需要軍事對抗。中國可以採取戰爭外的其他手段。中國領導人有將對抗提升至更高的軍事層面的主動權。
3． 中國對威懾的理解是，對被察覺的外國侵略者施以有限打擊，可以迫使其改變政策。時機適當的這樣的打擊可以阻止侵略的擴展，否則會在日後導致更大的戰爭。
根據以上的觀點，高氏認為，中國在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對台灣的軍事高壓手段，是阻止美國持續擴展的對中國侵略的一部分。通過使美國面對與中國對抗的現實，儘管是間接的軍事對抗，通過表明美國在外交上的優勢地位並不能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反華行為，北京企圖制止它認為的美國對華侵略。
北京在台灣海峽的軍事高壓的行動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對台灣和美國，它分別有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對台灣的最低目標是迫使台灣中止“務實外交”，最高目標是迫使其接受“一國兩制”。對美國的最低目標是，使美國確信在台灣問題上違反中國的原則所要付出的代價，最高目標是勸説其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雖然理智的中國領導人不會贊同對美國首先使用核武器，但確有一些人認為，使美國領導人擔憂可能發生核戰爭有利於中國的利益。中國在1995年至1996年之間發出的核信號是為了告訴華盛頓和美國公眾中國決心對台灣使用高壓手段，美國的干預會導致中美間一場無限制的、代價昂貴的、難以結束的戰爭。高龍江教授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的核威脅。
事實上，北京的行為以一種1971年以來未有過的方式使台灣問題國際化了。各國被迫重新考慮長期來在台灣問題上的神聖立場，並得出結論，這些立場並不意味著寬恕對台灣使用武力。一種新的國際共識開始形成，那些先前感到不應在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表態的國家表態了。由於走得太遠，北京觸發了對己不利的國際輿論。
在1996年的軍事行動中，北京對美國和台灣都未達到它的最高目標，但北京確實達到了它對美國的最低目標。在這之前，許多美國的領導人和分析家都認為，北京不會因對台灣使用武力而冒經濟發展受損的危險，因為美國的支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在之後，這種幻想已不再普遍。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北京不斷重申的保衛“主權”的立場。北京還使美國的政策作了有利於它的重大調整。美國允諾既不支援台灣獨立，也不支援台灣進入聯合國。作為美國的對手，中國還由此加強了它的大國地位。它成功地與美國進行了軍事對抗。這一成功增強了主張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採取強硬的對抗政策的好戰者的地位。
北京是否達到了它對台灣的最低目標卻不太明顯。在這之前，台灣許多人尤其是民進黨支援者認為，由於兩岸的經濟聯繫，北京對台灣動武只是一種恐嚇，並被國民黨用來作為維持政權的一種手段。台灣以後尋求國際承認的努力可能會謹慎些，而國民黨以此爭取選票的號召力也小了。
但北京取得上述成功的代價是巨大。在中美關係方面，美國對它在兩岸關係上故意模糊的政策作了重大調整。美國表明它準備並有能力快速地、有力地進行干預，一個中國的政策是建立在北京和平處理兩岸關係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政策的明確有助於增進雙方理解，可能對中美關係産生積極影響。但它也使台灣更指望美國的保護，而不利於北京的和平統一戰略。1996年危機增加了中國與美國對抗而不是合作的可能性。
危機期間媒介的報道，使公眾知道了台灣的民主化及其在一個專制的大國威脅下堅持民主的膽量，從而更同情這個小國。這使北京孤立台灣努力更為困難。日本對台灣政策的轉變也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危機之後，日本開始在兩岸關係和台灣的民主化問題上表態，而這是北京以前極力阻止的，
在兩岸關係上，北京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台灣獨立的可能性目前小了，但一國兩制的可能性也小了。北京的行為實際上增強了李登輝在1996年大選中的地位。危機也將導致台灣防務的進一步加強，而這之前對巨大的防務開支的批評十分強烈。但是，北京對危機的評價是取得了很大成功，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理解。中國和外部世界對這場危機的不同評價是台灣問題最危險的一個方面。外國政府和公眾將中國的行為看作是一種威脅，但中國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外國對此做出批評和抵制的反應，中國領導人則將此視為對中國敵對的一個證明，由此可能採取更強硬的政策。
1996年的危機是一種穩定的危機。中國和美國都有認為它們的目標能通過與對方作戰達到，也都知道這樣一場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雙方都試圖限制和控制對抗。但下一次危機將不那麼穩定。北京將預見並做好美國干預的準備。一旦做好與美國對抗的準備，不付諸實施會被看作是領導人不堅強的象徵。預見干預是走向預見戰爭的一步，一旦領導人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邏輯就起作用了。
堅持和平解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爭端可以看作是（美國的）一項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服務於利益，但並不産生利益。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不是貿易和文化交流，而是不讓在台灣出現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實體遭到中國大陸的撲滅。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應該建立於一個道義和現實的一體化框架基礎之上。美國應該使用武力維護在太平洋西岸出現的民主政體。它們的生存在根本上確保下世紀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這個方式使用美國的武力也符合美國的道義原則，並符合太平洋的地緣政治現實以及面對一個強大的反民主的中國這一環境下美國的安全。
四、“從模糊到清晰”：美國“不獨、不武”的立場始終不變
曾經擔任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主管國際安全事務，1998年初曾訪問台北的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院院長奈伊，在1998年3月8日于《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文認為，應該放棄過去美國所抱持的刻意模糊態度，清楚地宣示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美國將不會承認，也不會協助防衛；更甚者，美國將促使其他國家也不要承認“台灣的獨立”。他和雷克的看法顯然不同，而且也一度影響克林頓政府，他的意見主要如下，認為由於情勢改變，美國應該澄清對台灣政策如果美國再繼續推行這種刻意模糊的政策，恐怕將引起災難後果。民主發展是台灣的一項重要成就，但它也為台灣問題帶來了與日俱增的不確定因素。1998年11月的一項地方選舉中，傾向“獨立”的民主進步黨打敗了執政的國民黨，並準備繼續向西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進軍；而另一方面，北京則早已經多次提出警告，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他們將使用武力。在1995到1996年的小型危機中，中國大陸針對台灣發起了六次的軍事演習，其中包括對台灣海峽的導彈試射，以抗議李登輝進行被他們視為逐漸走向獨立的活動，為此，美國還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峽。但無論如何，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多數美國人反對介入中國對台灣發起的戰爭。宣佈“獨立”只能使台灣得到些許象徵性的收穫，但台灣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發展，卻將因此而臨嚴重危機。另一方面，北京早已經明白表示，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他願意讓台灣維持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但目前的情況，兩岸間除了可觀的貿易、投資及旅遊交往以外，正式談判已經中斷了將近兩年。
奈伊提出一項包含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三個部分方案，企圖維繫一種“動態平衡”的現狀，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在政治上改變上述情勢；但是，因長期的政治演進、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最終將改善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奈伊的這一項包含三個部分的方案內容摘要如下：
1． 為了保持台灣情勢的長久穩定，美國應該明白宣示，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中國”和“不使用武力”。此外，美國也應該表示，如果台灣宣佈“獨立”，我們將不會承認也不會協助防衛，更甚者，我們將促使其他國家也不要“承認台灣的獨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重申，我們不按受任何武力的使用，因為台灣方面任何一種失敗的獨立宣示，都將不能造成任何情勢改變。
2． 這項方案的第二個部分涉及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表示，如果台灣方面明確否定宣佈“獨立”的念頭，則北京也將不會反對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生存空間。在前述前提下，北京讓台灣擁有更多參加亞太經濟論壇、奧林匹克運動會等類似機構的機會，這就是説，只要台北明確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將獲得更多在國際上表達意見的機會。與此同時，北京還應該強調，對香港適行的“一國兩制”將擴大到“一國三制”，使台灣可以真正維持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
3． 這項方案的第三部分，要求台北明確表示放棄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加強兩岸間的對話，並增加與大陸方面的投資與人員交流。
這個方案，目前仍僅只是個提議。固然，奈伊認為如此可以降低目前情勢的危險性，但如果繼續依據美國目前的刻意模糊政策，則結果將很可能是爆炸性的。此外，奈伊認為他的這個提議也提供給海峽兩岸一個協商的架構，雙方透過實際細節的討論，可以決定出何者構成“走向獨立的一步”，何者是“拓展國際空間”。批評者可能指責這個方案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忽略了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但歷史告訴我們，自決既不是一種明確的法律原則，也不是一個舉世皆準的道德主張，“自決”甚至經常因此導致災難，南斯拉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如果同時維護民主自由與和平，能成為實際決策者面臨的真正道德問題，這個方案就是可行的。
2001年4月，年度的“美臺軍售會議”之後，美國公佈一項以向台灣出售“至多8艘柴油動力潛艇，四艘基德級驅逐艦，12架P—3型反潛機”為核心的總體計劃並宣稱“很明顯，總統關於對臺軍售決定是根據他所認為的台灣面臨的威脅做出的。而判斷那種威脅的根據就是中國的軍事計劃。總統的軍售決定顯然是同那種威脅相對應的。” “這個決定以他和他的國家安全小組就中國對台灣構成的威脅所做出的評估為依據。這包括中國的一切軍事行動，包括在台灣海峽對岸部署導彈。”雖然，這項計劃推遲決定出售包括裝備先進的神盾雷達系統的海軍艦艇，但對此美國官方仍預留餘地地表示：“通常的做法是，台灣總是可以再提出要求和建議。”其後，小布希總統並進一步在2001年4月29日“執政百日”的稍早，表達一連串對臺海情勢的重要態度：
1． 美國履行台灣關係法之義務認真、堅決：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女士在紐約時報發表公開聲明説：“‘台灣關係法’明確規定美國有義務保證台灣的和平生活方式不遭武力的破環。很明顯，他（總統）所説的話表示他對履行這一義務有多認真，多堅決。一個安全的台灣將能更好地進行海峽兩岸的對話。”
2． 美國為維護台灣關係法之精神，武力顯然是一種選擇：4月25日對美聯社表示：“我要説的是，中國必須明白，如果情況需要，我們將維護台灣關係法的精神，他們必須了解這一點。很清楚地。他們必須明白我們將這樣做……中國方面必須理解（武力）顯然是一種選擇。”4月24日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4月25日播出）説，“他將‘不惜一切’保護台灣防止中國的攻擊”。
3． 堅決支援“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宣佈獨立不合乎“一個中國”的政策），和平解決分歧：4月25日從白宮現場直播小布希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約翰 金的採訪中，約翰 金問小布希，這是否可以説並不構成對以往政策的重大改變。約翰 金説，在過去的二十年裏，美國歷屆總統一直對他們將如何保衛台灣有意含糊其詞。小布希回答説：“我認為中國方面必須聽到，我們像其他歷屆政府一樣，是一個願意維護台灣關係法精神的政府，而且我將這樣做。不過，我認為重要的是，人們也應該注意到我的政府是一個堅決支援一個中國政策的政府。我們期望任何分歧都能和平解決，這是我真正希望人們聽到的資訊……對我來説政策確實沒有任何變化。這是其他歷屆總統説過的，我也將繼續這樣説。” “我當然希望台灣支援一個中國的政策。宣佈獨立不合乎一個中國的政策，我們將設法同台灣一起確保這不會發生——我們需要和平解決這個問題。” “在我們支援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我們國家將幫助台灣保衛自己。我們期待、希望並相信任何意見分歧都將得到和平解決。”
4． 嚴肅對待中美關係，對不同意見將劃定界線：同樣是上述的訪談中，小布希説：“同中國的關係‘困難’而‘複雜’，但美國政府‘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一關係。我們將發現我們在一些領域能達成一致，我們也將發現我們在一些領域有不同意見，但我們將以尊重的態度這樣做。有些時候，我們將不得不劃定一些界線，我將願意這樣做。”
5． 保留繼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的權利：4月24日對《華盛頓郵報》（4月25日刊出）説，他計劃取消美國政府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年度審議。布希説：“我們已經向台灣方面表明我們將不再進行這些所謂的年度審議——我們將根據需要舉行會談。” “很顯然，我們保留繼續向台灣人提供防禦性武器的權利。”
小布希的上述説法，包括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主席湯瑪斯（共和黨，懷俄明州）、剛自國務院退休的芮孝儉（1991至1995年駐節北京）、1985至1989年擔任駐北京大使的羅德、1995至1999年擔任大使的尚慕傑、1989至1991年駐北京的李潔明等四位前駐北京大使、前任官員與國會議員2001年4月27日在“百人會”年會中相繼指出，美國關切臺海和平毫無疑問，布希總統也有意傳達堅定的資訊，但是不能遺漏布希接著強調的“一個中國”、“確保台獨不致出現”等語，才能全面理解美國對華“臺海部分”政策並沒有改變。但是，他們也不約而同地對於改變“戰略模糊”而為“戰略清晰”，多所疑慮。會中，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則公開批評小布希“盡其所能協助台灣自衛”的宣示，已改變過去“戰略模糊”政策，美國因應情勢的彈性因此受到限制。在裏根及老布希政府擔任美駐北京大使的羅德也駁斥白宮辯稱布希談話，並不代表“政策轉變”的説詞。
五、兩岸關係的定義：“國家內的政體間關係”
“分裂國家的衝突：中國和南韓的案例”（Conflicts of Divided Nation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Korea）的作者顧衛坤（音譯，Weiqun Gu）認為，冷戰時期最為引入注目的發展之一是分裂國家的産生，它本身又是冷戰時期國際政治中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之一。分裂國家中對立政體的關係既不同於一般的國際關係，也不同於常見的國內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對此，顧氏以“國家內的政體間關係”概括這一帶有冷戰時代特徵的特殊關係。他認為，分裂國家中兩個政府的關係是自成一類的關係，它與一般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都不相同，因此應有一個新的名詞來加以定義這種關係，這樣的關係可以稱之為“國家內的政體間關係”（intranational interstate relations or transpolital relations），它同時既有國際關係，又有國內關係的特徵。
以現在還存在的兩個分裂國家——中國和南韓為例，分析這種政體間的關係，可以看出，分裂國家內的對立政體間的關係發生衝突的三種主要形式是：“軍事衝突”、“國家合法性的競爭”和“國際上爭取合法性的競爭”。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社會經濟方面的衝突”，但與上述三種衝突相比就顯得無關緊要。國家內政體間的關係和衝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政治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對相關國家的國內政治甚至生死存亡都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對這樣的關係進行研究有助於溝通政治科學的兩大領域（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主題（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並不是不相關的，而是統一的。
研究分裂國家中兩個政府間關係的學者常常將這種關係要麼看作是國際關係，要麼看作是國係關係。然而，事實上，這種關係與上述關係都不相同。它不同於國際關係是因為，兩個事實上存在的政府通常互不承認對方的正統性甚至合法性，而同時又互不將對方視為外國。因此，與典型的國際關係相比，這樣的關係通常不太受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制約。它不同於典型的國內關係是因為，不存在主導兩者間關係的共同權威，儘管它們屬於一個國家。可以認為，這種關係存在於一種“自然狀態”中。通常，分裂國家中兩個政府的關係在一個長時段中，要比它們與外國包括那些意識形態、政治和軍事上的敵對國的關係更難處理、更具衝突性。
中國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最具可能性、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前景是綜合因素的結果，而不是任何一種單一因素。這樣的情況是：民進黨執政並宣佈正式成立台灣共和國；島上出現動亂，台灣本地人與外島人之間、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以及軍隊內依據地域組成的不同派系之間的衝突（可能是暴力的）升級；發生軍事政變，導致台灣政府決策機構迷失方向，並且軍隊中可能出現分裂或違令；島上的某些集團請求中國大陸出面干預以恢復秩序；中國大陸確信美國將不會以軍事手段進行干預等。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以想像中國大陸會使用大規模軍隊對付台灣。這樣的干預可能會先以海軍進行封鎖，然後視其效果，或轟炸台灣最終全面登陸，或開始與台灣內部反對獨立的政治家進行談判以解決危機。
雖然台灣現有的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性質的，但如果大陸出現機會，它是否會完全放棄使用軍事手段的選擇仍是不確定的，儘管1991年5月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口頭承諾無條件的和平手段。1989年6月4日以後，台灣的一些官員在公開場合討論了發生內戰和解放軍分裂的可能性。在類似的情況下，台灣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仍是可以想見的。多年以來，台灣都受益於美國的軍事支援、武器出售、有關中國大陸的軍事情報交換和兩國軍事機構間的其他往來。“（臺美）共同防禦條約”廢除後，除此之外了軍事支援外，其餘關係仍然延續。由於台灣與美國間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仍十分密切，因此，台灣未來對中國大陸的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可能脫離當時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
在過去1949到1991年的42年之間，根據顧衛坤的分析，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領導人經常在下列問題目上互相競爭：
1．哪一個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做得更好？
2．哪一個政府繼承了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
3．如何統一中國？
4． 誰是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
但兩者之間究竟是誰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誰出賣了國家利益？曾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互相爭論和攻擊的主要話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國民黨由革命型政黨轉變成為民主型政黨，更多的台灣本地人進入權力高層，以及長期的分離和不同於大陸的發展，一種台灣的民族主義正在出現，它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雖然有關聯，但卻是獨立的有自己特徵的。由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不再訴諸相同的民族主義，雙方以民族主義為合法性來源的爭執不再尖銳。但在某些問題上，雙方的競爭仍將繼續，如釣魚島主權問題。
顧衛坤分析中國大陸的統一政策有以下特點：
1．它試圖訴諸民族主義，向兩岸的中國人強調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它認為，如果台灣不響應它的呼籲，就會受到全世界中國人的質疑。但它不理解，台灣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同於大陸的民族主義，因此它訴諸民族主義的實效是有限的。
2．這一政策是非意識形態的防禦性的。它並不挑戰台灣的現有制度，實際上默認了台灣在社會經濟上的相對成功和大陸的相對失敗。但它要維持中國大陸遭受權力分配和共産黨的權力。
3．中國大陸呼籲的統一實際上是鬆散的聯邦，也就是名義上的統一。
與“一國兩制”不同，台灣的統一方案是“一國一制”。這一制度可能是聯邦的，但肯定是憲政的、民主的制度，軍隊屬於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不是分屬大陸的共産黨和台灣的地方政府。這是一個比中國大陸建議的要緊密的更一體化的統一政體。但這就意味著，隨著兩邊的高度融合，大陸必須作出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1949至1994年間，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在國際社會上爭取合法性鬥爭可分為如下的三個時期：
1． 1949至1971年間，美國的支援使台灣在競爭中佔上風。60年代末，中國大陸獲得57個國家承認，但被排除在聯合國外；而台灣獲得68個國家承認，並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
2．1971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由於進入聯合國而佔上風，它得到136個國家的承認，承認台灣的國家下降至20多個。
3．1989至1994年間，雖然中國大陸仍佔據上風，但由於國家環境的變化和台灣戰略的調整，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改善。幾乎所有的大國都提升了與它的關係。
儘管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對發展與大國的關係投入更多的關注，但是許多第三世界的小國、弱國、窮國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在聯合國有投票權。在70年代初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解決後，中國大陸和台灣對第三世界國家都有所忽視，但1989年以後，由於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中國大陸加強了這方面的努力，而台灣也由於調整了戰略，對第三世界國家更為關注。
1989年以前，國際環境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命運的變化是更具影響力的因素，但在1989年以後，雙方本身的行為則成了變化的主要動力。
在中國和南韓這兩個國家內正體間關係的事例中，儘管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它們間的差異之處更為重要，並由此産生了不同的交往模式，以及未來不同的發展前景。不過，顧衛坤認為有兩件事對它們來説是相似的。第一，隨著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和南韓自己對它們國家內政體關係的未來將起更大的作用。第二、根據這四個政體內精英的利益、地位和態度，以及它們的文化和歷史，中國和南韓可能遲早會統一，而且很可能是和平統一。
兩岸關係發展的未來前景有如下幾種：一、中國大陸繼續經濟改革，但拒絕在政治改革上邁出大步；拒絕放棄在某種情況下對台灣使用武力的選擇，拒絕公開承認台灣是一個與中國大陸分離的平等的政治實體。這實際上是維持現狀。二、中國大陸開始政治改革；宣佈無條件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承認其是一個平等的政治實體，並不阻止其進入國際社會。隨後雙方舉行公開的政府間談判，建立既不是國際也不是國內關係的臨時區域間關係，以待最後統一。三、中國大陸決定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歡迎國民黨和其他政黨回大陸參加競選，中國最終統一於民主聯邦制。為提出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顧氏認為上述三種更具可能性。在這三種可能性中，第一種將主導最近二、三年，第二種可能成為未來五至十年內的主流，第三種的前景較為悲觀。
如果中國大陸是認真地尋求中國的和平統一的話，達到這一目標的最有效的戰略是加速政治和經濟改革，以縮小兩岸的差距。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儘早統一，並以有利於所有中國人的方式結束衝突。“一國兩制”的方案實際上是一個邦聯的方案，它可以作為短期的過渡方法但不可能是長期的解決方法。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邦聯長期存在的成功事例。
六、美國學者非常關注臺海情勢
“變化國際環境中的台灣安全”（Taiwan’s Security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一書中，作者希奇（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認為，台灣政府在後冷戰時代面臨的最關鍵的問題是重估台灣的安全環境。圍繞著這個主題，作者討論了台灣的安全關注、台灣軍隊的結構和構成、台灣的防務戰略等。並探討了近年來國際體系的變化給台灣帶來的機會和挑戰。作者認為，冷戰的結束以及近年出現的幾個長期趨勢增強了台灣的安全，然而，中國大陸內部出現的政治發展抵銷了國際體系變化給台灣所帶來的某些受益。這些政治方面的考慮是1995至1996年間海峽兩岸關係惡化的首要原因。
台灣安全的衡量基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仍然存在。四十多年來使台灣鉅額軍事預算、普遍徵兵等被認為完全正當的那些主要危險仍然存在。但是，冷戰的結束給台灣提供了新的機會和挑戰。近年來，台灣經歷了一個質變，成為亞洲少數幾個機能上完全民主化的國家之一。它的軍隊也隨之發生了劇變。與中國大陸一樣，台灣推行了“精兵”的政策，強調軍隊的品質（武器及訓練）而不是數量，並日益重視海軍和空軍的現代化及防衛技術的研究和發展。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台灣的防務問題要受到公眾的監督，並被廣泛討論和爭辯。這些爭論可能會對台灣安全政策産生真正的影響，台灣的防務政策可能會或者必然會因此作出調整。某些變化會是意義深遠的，但仍有待觀察。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決策者很高興地談論和平和世界新秩序。而台灣則談論軍備競賽、武器擴散和權力真空。台灣的決策者不可能急劇地改變現行的防務戰略，而是計劃加強與美國的軍事關係，更新武器系統，對面對冷戰結束後的威脅和安定。新的武器裝備、美國的安全承諾以及台北與北京間的不斷增長的聯繫，將仍是台灣抵制中國大陸侵犯和維護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戰略基礎。
冷戰時期北京與華盛頓之間事實上的聯盟關係，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而破裂。中美兩國現在發現它們在許多問題上利益衝突。儘管雙方有高峰會和其他高層會談，但大多數分析家不認為在最近的將來兩國關係會有改善，中國大陸的分析家也持這種悲觀的看法。中國的出版物將美國看作中國未來主要的軍事對手，認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兩國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差異，中美關係的根本改善是不可能的。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對台灣意味著什麼？近年來的發展表明，華盛頓加強了與台灣的關係。華盛頓不僅對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敏感態度不予理睬（如允許李登輝訪美），而且國會和輿論呼籲打“台灣牌”的呼聲日益高漲。只要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維持在一個可控制的層面上，台灣當局強調，他們不願被用作“牌”。他們也十分關注美中關係的急劇惡化會對台灣安全帶來的威脅，並表明無意加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
冷戰結束後，台灣領導人不再強調台灣本身武器系統的研製，而是轉而向海外購買先進武器。儘管這有些困難，但台灣的官員相信得大於失。外國的武器在幾個方面增強了台灣的安全：
1． 這些武器提高了台灣的防衛能力，從而抵制了中國大陸的侵犯。
2． 台灣自己製造武器是費錢低效的事情，而向國外購買則價廉質高。例如：向國外購買的戰鬥機要比“台灣自己的IDF戰鬥機（世界上最昂貴的戰鬥機）先進且便宜。”
3． 向外國購買武器有助於使台灣的實業界相信，台灣有能力防衛自己。
4． 1996年北京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將使台灣購買更多更好的武器。台灣準備購買美國的潛艇，並對購買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顯示出興趣。
台灣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經濟巨人，使許多人重新思考有關經濟現代化的觀點。台灣的政治改革也使世界十分驚奇。無論這些經濟和政治巨變的原因是什麼，這兩方面的發展都加強了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改革使它克服了北京設置的障礙，重新融入了國際社會。許多國家的政府現在願與台灣維持更密切的關係。一些國家願意賣武器給台灣，另一些國家願提升對台灣的“外交關係”或批評北京對台灣的武力恐嚇。同時，台灣當局在海內外都享有更多的“合法性”。而且，台灣可以成為中國大陸和平的政治經濟變革的催化劑。許多學者相信，一個民主化的中國會是一個更和平的中國。
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90年增強了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務實外交”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台灣對國際關係的新取向在後冷戰時代獲得了知音。新的國際環境和對國際關係的新取向使台灣在重新進入國際社會的鬥爭中取得了一系列小的勝利。
某些人認為，“務實外交”對減少海峽兩岸軍事對抗的危險性不起作用。有些人甚至説，某些“務實外交”——如李登輝的“度假外交”和台灣“重進聯全國”的請求——只是激怒了北京。但是，台灣當局的官員認為這些批評“毫無道理”，並指出，台灣的“安全”關注不僅僅與中國大陸攻擊帶來的直接危險有關。
“務實外交”在幾個方面有助於台灣的“安全”。它加強了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地位，削弱了中國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抑制了“台灣獨立”的情感，推進了台灣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正如一位台灣學者所説：“務實外交是國家生存的手段。”
冷戰的結束並不是導致“台灣獨立”傾向增長的唯一原因。其他一些因素——如“天安門事件”、1994年後千島湖事件和北京在國際上孤立台灣的努力——都對此起了作用。但是，台灣當局認識到，新的國際環境正有助手“刺激”島上的“分離傾向”。近年來國際體系的變化也鼓勵了臨近的新疆的分離主義情感增強了。北京向該地區調遣了軍隊，與企圖離開中國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維吾爾人發生了衝突。
中國境內的分裂主義運動正在發展並獲得廣泛的支援。但北京不會容忍建立“獨立”的台灣、西藏或新疆共和國。事實上，“台灣獨立”現在被認為是中國面臨的四個主要威脅之一。隨著“台灣獨立”傾向的增強，中國正改進它對此作出反應的能力。
冷戰的結束加速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亞洲的軍備競賽。這兩者對台灣的“安全”都是一個挑戰。研究表明，在軍備競賽與戰爭爆發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亞洲高度軍事化的國家可能會以武力解決有爭議的領土爭端。台灣對這種衝突的前景十分警覺，認為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及南中國海的武力衝突對台灣的“安全”都是一個威脅。
中國大陸軍事能力的發展對台灣的“安全”也是一個威脅。雖然北京正在增長軍事力量可能不是直接針對台灣的，但它削弱了台北對北京的防衛能力。台灣官員對中蘇恢復軍事合作及其對“台灣安全”的意義特別不安。北京先進的蘇制SU—27型飛機要比台灣的F—5E、F—104和IDF飛機更強。而且，從莫斯科獲得的飛行中加油技術使北京能擴大它的航程，即使在四川和北疆的飛機也能對台灣構成直接的威脅。
蘇聯的崩潰也在其他方面危及台灣的“安全”。在中蘇衝突最嚴重的時期，解放軍面對著蘇軍約四十六個師近百萬兵力，以及部署在中蘇邊境的導彈和轟炸機。台灣的官員擔心，蘇聯威脅的減弱會使中國大陸將它的部隊部署于其他地區。因此，後冷戰時期，共産主義對台灣的威脅不是減少了，而是加強了。台灣的官員認為，北京已經將它在北部邊境地區的部隊調遣至東南沿海地區。
近年來，美國國內一股新孤立主義情緒正在增強。與此同時，美國正減少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而更強調經濟利益。這些對台灣將意味著什麼？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反對派遣美國軍隊幫助台灣抵禦來自大陸侵略。台灣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只有39%的台灣人相信美國人會派軍隊幫助台灣。台灣當局的官員認為，台灣必須準備自己防禦自己，而不依靠美國的支援。台灣的官員對美國減少其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憂心忡忡。在未來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中，美國很可能會在貿易問題上採取更為嚴厲的舉措。台灣的官員擔心，經濟上持續緊張的關係會最終危及台灣與美國的緊密關係。由於台灣在防務上極大地依賴於美國，與美國在貿易方面的緊張關係將使台灣的“安全形勢”更為複雜。雖然冷戰的結束和一些長期趨勢有助於加強台灣的“安全”，但並不能確保台灣的“安全”。海峽兩岸非經常性的衝突是可預見的，其中某些可能是很嚴重的。但是只要台灣不主張從中國正式分離，並保持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中國大陸，海峽兩岸的衝突凈維持在一個可控制的水準上。
至於台灣的“長期安全”，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可能會因形勢而作某些微妙的調整。但美國不會改變它對“台灣安全”的根本立場，即遵循台灣關係法的條文，向台灣提供對其自衛必須的武器。進而言之，儘管國際體系發生了變化，美國不應改變它對台灣前途的政策，它應繼續反對捲入與中國的“統一”或台灣的“自決”有關的問題。對“台灣安全”和未來的政策，雖然是含混的和模棱兩可的。但符合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利益。
七、結論
從來兩岸關係形勢，始終一方面受到中美關係發展的制約，另一方面也都是兩岸內部政經情勢變遷之延伸而交互影響。中國大陸進入新一輪權力交接的佈局，為了免於被評價為一個“軟弱”的國家領導人，面對中國大陸普遍的反美情緒，中國大陸加強對台灣壓力的機會的可能性，將可預見。但是，打開兩岸當前僵局也並非一籌莫展，以下意見祈請指教：
1． 厘清2001年3月，辜振甫先生在海基會舉行第四屆董監事第六次會議的講話，“究竟是‘個人意見’，抑或是‘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有意作為’？”：2001年3月，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公開指稱，他所認知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錶述”，並不是指我們不談一中的問題，而是當時兩岸會決定擱置一中爭議，務實開展各項事務性對話。辜振甫這段談話究竟是他的“個人意見”，抑或是“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授意”？台灣新政府能不能以公開正方式錶明：“立場和辜振甫一致”、“蔡英文主委在立法答詢時引述辜振甫談話，並表明立場一致”等。准此，台灣若能回到“兩岸兩會十年來交流的‘既有基礎’（簡稱‘既有基礎’）”上，但台灣不言明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大陸也可以順著自己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進行復談、協商；這就是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甚至是擱置“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改以“兩岸兩會十年來交流的‘既有基礎’”稱之，以深富兩岸中國人的智慧、涵養之“創造性模糊”來暫時梳理紛亂的兩岸關係。
2． 不掌握時機，辜汪會談或許可能成為“歷史絕響”：現在的兩岸關係，在時間上因為辜、汪兩位老先生年事已高，卻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理構“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在議題上因為陳水扁主導的“務實轉型”路線，同時遭遇“外源性衝突（中國大陸尚難接受）”、“內源性衝突（黨內派系、基本教義派支援者的異見）”，彼此互信不存，一時之間無法開展新格局；在節奏上兩岸之間，兩岸“你來我往”的互動雖能自製，但從“台灣立委選舉”、“中共十六大接班”等一連串可能插槍走火的大小危機經常存在，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也就跟著難以化解。目前根本就沒有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實際做法、建議，坐困愁城，切缺具體做法，兩岸關係不會因此自行變好！
3． 汪道涵先生“八十六字”的深遠意義：汪道涵先生曾經提出“八十六字”，兩岸應該予以正視；大陸權威的意見闡釋説，“一個中國的分治”這句話中，“一個中國”是“前提”，“分治”則是“現實”。不用“分治的中國”，怕的是結果成了“兩個別國”；用“一個中國的分治”，而不稱“分治的中國”，乃前者實就是“一國兩制”的另一種寬鬆的表達形式，不稱“分治的中國”，是因如此提法實無異於“兩個中國”，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當然，也可以説“一個中國的分治”是“用你們台灣的語言”來詮釋大陸“一國兩制”的概念。“共議統一”是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這個議題不能用強加於台灣的方式為之。
4． 中國雖公開肯定“國統綱領”，但擬以“香港模式”實現“三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大陸將仍然堅持“一個中國”這個“名分秩序”，不會退讓。2000年11月，前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轉任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及在珠海舉辦“兩岸關係論壇”，當時唐樹備本人與國臺辦副主任王在希在會中一方面肯定“國統綱領”，但也一方面擬以“香港模式”實現“三通”；最近，2001年4月，錢其琛公開提到：“把兩岸三通看作一個國家內部事務，即可以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儘快地通起來”，這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得“三通”不受“一個中國”的爭議等政治面的干擾，早日實現；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兩岸兩會交流十年來的“既有基礎”、“制度化交流機制”受到冷落、架空。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岸兩會復談無法期待；若伴隨“入世”而來的“三通”有關議題，迫切至一定程度，中國大陸將主導兩岸互動以“香港模式”為之，台灣不得不被迫接受，相當程度地受制於人。
5． 抓緊目前的機遇，理性控制雙方“你來我往”的節奏：所有兩岸關係問題的鋪陳與解決，都可以是兩岸關係一回又一回的“你來我往”；關鍵就在於這“你來我往”的節奏，是否能夠受到雙方面有意識的理性控制，乃至於互相配合？雙方如果能“你慢慢來”，而“我慢慢往”，節奏越慢就越不容易出差錯。“台灣之父”傳位給“台灣之子”後，中國大陸現在是“聽其言，觀其行”，但是台灣至少應該響應以“陳不做，呂不説”，讓事情冷卻，可惜台灣的新政府為什麼老是不想踩踩煞車？
6． 兩個“緊張期”之間是一段“和緩期”：每到台灣和美國選舉總統的“大選年”前後，就是新一輪“中美關係”、“兩岸關係”的“緊張期”；但是，兩個“緊張期”之間的卻是一段“和緩期”，眼前這段“和緩期”正在悄悄地流逝，如不能有所為，當為兩岸同悲！自1998年以來，兩岸兩會對話中斷後，如欲再重新開始，根據過去的經驗少説也要兩年或更長的時間，這段時間的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陳水扁想要連任，也必須對台灣政經問題的源頭——“兩岸關係”，交出一張成績單。算一算，2004年3月競選連任之前，但是兩岸關係議題畢竟有限，除非在2003年年終以前交出“三通”成績單，否則會因為交白卷而落選。而要在這個時間點之前交出“三通”成績單，2002年就必須先期讓兩岸關係“暖車（warm up）”，當然這將更是關鍵的一年。目前看來，還有任何其他比“辜汪會談”更好的“暖車”方法嗎？根據過去經驗，1998年6月，中美之間的“克江會談”是成功的；從而1998年10月，兩岸之間才會實現“辜汪會談”。這個過程與結果，既是中國大陸“大國外交（其實是‘元首外交’）”、“以美制臺”的對臺根本戰略，也是美國有意“促談”的一項産出。現在，小布希公開表明2001年10月將往訪北京，小布希目前一連串看似對臺友好的談話不過只是要和中國大陸上談判桌前，抬高籌碼的架勢而已，台灣應會在這之後，清楚感受到來自美國的“促談”壓力。2001年10月的“布江會談”後，12月台灣“立法院”的換屆改選，政黨政治勢力版圖即將改寫；明年開春過後，“行政院”跟著改組，新人新政或許能重開辜汪會談的新局吧？
7． 辜汪會談重開意味著“江八點”的階段性成功：以汪老在中國大陸學問修養之豐厚、人脈地位之崇隆，可説是無人能出其左右，汪若尚且不能去，幾年後恐怕也沒有人去得了。國家主席江澤民理論上的任期，到2002年只剩兩年不到的時間，江如果不能于任內藉汪訪台之行立下兩岸關係的初步框架，則他的繼任者就更加無此能力。汪如果因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而至今不能來，勢必將使得“辜汪會談”成為歷史絕響；汪放棄了這個“直接面向台灣人民，當面向李登輝、陳水扁説不的機會”，也就意味著中國大陸放棄了汪可以來臺扮演“北京的超級助選員”、“和平統一使者”角色的努力。汪個人對臺事務的直接政治影響力固然會受到影響，整個中國大陸涉臺系統也將在決策體系中式微，乃至於對臺政策決策核心移轉于軍方，從而影響中美關係與亞太安全情勢。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新一回合中國大陸權力移轉繼承過程中，會否因為“江八點”無法取得一定程度的階段性成功，從而對江的“權力分配者”地位帶來負面影響？深值觀察、注意。
8． 台灣下一任“總統”未必就會更好：中國大陸方面不能感性地掌握台灣人民群眾對李登輝的愛憎情緒，卻常見將台灣人民對這一個頭面人物的“擁李”、“反李”情結和“統獨意識”混淆，這或許是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可能的“誤區”，例如：從中國大陸的媒體報道中可以看出，北京對“宋張配”果真當選，兩岸政治僵局短期內仍不易解開，“對抗性”或許會因為前述的偏好而有所降低，汪辜會談也應可在選後重啟，但指望兩岸關係馬上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則不免太過樂觀。中國大陸在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之後，一直以“聽其言，觀其行”的消極態度面對這個台灣內部的政治現實，除了迄今沒有轉變的跡象之外，甚至有“下一任會更好”的期待傾向。中國大陸不願意和現在在位的台灣當局領導人交手，政學界人士都非常一致地關心類似“連戰還有下一次嗎？”、“宋會否以‘連宋配’贏回政權，‘用四年副總統、換得八年總統’，兩岸關係得到二十年的緩解？”、“國民黨的‘連馬配’會不會成型？”、“‘連胡配’會不會是國民黨‘連馬配’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宋楚瑜東山再起的希望有多大？”等類似問題，顯然是把希望寄託于2004年這個不可知的未來。姑且不論這個希望將來會否落空，這卻已經使得中國大陸當局失去了眼前至少三年多的時間，兩岸關係在這段時間中前景更不確定。
9． “台獨路線務實轉型”已是陳水扁大陸政策的主軸：陳水扁的“三一八當選感言”、“五二○就職演説”、“雙十演講”、“跨世紀談話（統合論）”共四篇有關兩岸關係的重要談話，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有關兩岸關係的重要談話都圍繞在“台獨路線”的“務實轉型”這一條主軸之上，陳水扁正在主導一條在台灣內部的統獨光譜位置上已經明顯向中間位移的政策路線，這個“非台獨化（降低台獨色彩）的務實轉型”是陳水扁同時化解民進黨內部“內源性衝突”、降低兩岸之間目前“外源性衝突”的重要步伐。儘管陳水扁的善意應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來自他身旁的領導團隊中的雜音經常令人感到錯愕不已：在中國大陸的眼中，陳水扁恐怕不只是一個“少數的總統”，同時更是一個“內部整合不全的總統”。中國大陸應該整體觀察台灣當局領導人在任期開始的一年中所作的努力，公正而正面地給予一定的肯定評價，一味地負面批評對兩岸關係並無助益。陳水扁的當務之急是努力地整合黨內派勢力、修明台灣內政讓自己的民意支援度不斷提高，並且在第一個任期中一直保持支援度在相當的高度，一方面讓自己有機會連任成為實質的“多數總統”，另一方面讓自己在兩岸關係上有機會、有實力上談判桌。
10．陳水扁成為“台灣尼克松”存在一定程度可能性：陳水扁也是當前台灣內部在“客
觀上最有期待可能性”成為“台灣尼克松”，與北京完成“關係正常化”，同時又能獲得台灣大多數人民信任他不會“出賣台灣”者。這種正面的解讀，值此困頓之際亦不應忽視！但是，新當選的陳水扁沒有“接不接國統會主委”的問題，只有“廢不廢”、“修不修國統綱領”的問題，這是國統會的組織法規所明定的，一旦陳水扁當選並就職的那時起，陳就“已經是”、“當然是”主委。陳水扁過去在民進黨內公開提案不讓黃信介去當“國統會”的副主任委員，因此自己必須借著“接不接”這件事情來拋出一個議題，來為自己“解套”。另外，有人批評阿扁靠新建一個“跨黨派小組”來“架空”“國統會”，其實這也未必，因為他也可以藉此來“轉型”，從“台獨路線”轉型到真正的“新中間路線”上，這是比較樂觀的看法。大多數北京人士的看法可能認為，陳水扁骨子裏頭對“台獨”有特別感情，但他搞不清楚自己是靠“新中間路線”還是“台獨路線”來當選的？明明是“新中間路線”淡化了他的“台獨路線”色彩，加上人民對黑金的厭惡、國民黨的分裂，讓他執政的，但是他卻不能拋開自己的票房毒藥，可見“台獨”才是他的“心靈原鄉”，北京對此當然是沒有任何期待，這種疑慮是兩岸關係最大的負面因素之一。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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