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部主任 董立文

    影響兩岸關係的兩大因素（台灣與美國的總統選舉），在過去一年都陸續的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變數的匯和效應正逐漸的顯現，雖然對臺海局勢造成一些重大效應，但尚未形成一相對均衡狀態。在此，謹就過去一年的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個人的觀察意見，請各位批評指正。

    一、台灣的政治發展與大陸政策分歧

    2000年“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由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先生當選 ，不但結束了國民黨在台灣五十年來的統治，實踐了“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精神，更從根本上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形勢，簡言之，臺海形勢的性質正式由國共關係轉化為兩岸關係，國共內戰的歷史觀受到挑戰，兩岸的政策均主動或被動的重新洗牌。從某個角度而言，這給台灣提供一個重新核討與反省兩岸關係的機會。

    從去年的5月20日做為一個起點，陳“總統”的大陸政策經過一年的發展，逐漸的形成一種體系，他的內容包括：“在大陸無意對臺動武的前提下的四不一沒有”；“對話、交流、擱置爭議的九二精神”；“跨黨小組的三項認知、四項共識的結論”；“兩岸政治經濟統合論”；“民主、對等、和平”的主張與“兩岸交流各項政策鬆綁”的取向。客觀上，陳“總統”的大陸政策造成新的兩岸形勢，意即“一個未來中國”對“一中原則”；“九二精神”對“九二共識”；“政經統合”對“中國統一”；“民主、對等、和平”對“一國兩制”；“中華民國的國民”對“中國人”。從這個層面而言，對兩岸關係發展亟需新的認識與新的對策。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與去年的“總統”大選，兩次都造成了兩岸關係的危機，所以，從宏觀的角度看，的確是台灣的民主體制在衝擊著大陸政權，只不過，北京那邊是用統獨相爭的語言來掩蓋這項事實，同時，面對著台灣的民主變局——這個變局是以人民直選最高領導人與政黨替為主要特徵，大陸正逐漸摸索出面對變局的自處之道，也慢慢的學習到如何的看待台灣的民主，而自己發展出一套詮釋台灣民主的模式。

    畢竟，這是兩岸關係的結構問題，很難想像北京會對具有中國情懷的民主台灣使用什麼武力發動戰爭，所以，對於陳水扁的大陸政策，及大陸的回應聲明，都必須放在這個結構下來觀察，視察結果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就是陳水扁的強調民主對等與人權價值，而大陸的回應是以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為基礎，不幸的是，民主人權與民族主權在現在的兩岸關係上，被各自的政府解釋成一種很難調和的對立的矛盾。

    台灣的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對於大陸政策的主張，政治對立的情況也很有顯。陳“總統”上任後在大陸政策上所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凝聚台灣內部大陸政策的共識。2000年6月推動成立“跨黨派小組”的目的，即在“凝聚全民共識，促進族群和協，維護臺海和平及發展兩岸關係”。但在六至九月間，朝野雙方卻引爆了陳“總統”接不接任“國統會”主委，及“國統會”要不要召開的激烈爭論。“跨黨派小組”遭到在野黨刻意抵制，此後，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對政府的大陸政策採取嚴厲批判的態度，在政策與行動上與執政黨保持區隔。台灣內部政黨間的大陸政策共識，不但沒有建立，反而隨各項公共政策的對立，而愈益分歧與多元。

    國民黨主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認為該黨主導創建的“國統會”與“國統綱領”，對維護兩岸和平有正面的功能。國民黨黨主席連戰先生並提出“邦聯制”的構想，期望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提供一個較為明確的目標，並進一步能夠列進國民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綱之中。

    親民黨黨主席宋楚喻先生，則提出“兩岸都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的概念，並進一步的説明親民黨是“務實派”，其兩岸政策的基本綱領文件，具體主張以“兩會九二共識”為基礎，重啟兩岸對話。宋楚喻強調：“親民黨願意在兩岸問題與陳水扁合作。但是新政府要尋求島內共識之前，必須先整合其內部的共識”。無論如何，在民進黨內部、政府團隊與朝野各黨派之間，如果沒有最大公約數出現的話，台北的確很難有堅實的立場，要求北京重開協商與談判。

    二、美國的對華政策調整與美中關係

    去年十一月美國進行總統大選，小布希以極小的差距入主白宮，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政策及對臺政策隨即調整。布希總統在競選時期提出“強大的國防軍力原則”，內容包括“堅持針對明確的目標進行部署”及“建構面向未來的軍隊”；並將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認為“我們對待大陸應該不懷惡意，但也不抱幻想”。布希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確實在國防戰略上做出重大調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國防檢討報告”、布希總統決定建構“全國導彈防禦系統”；宣稱未來要把美軍建立成一支快速、匿蹤、高科技的部隊，都是這種思想背景下的産物。

    布希總統上臺之後雖然淡化了大陸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説法，但是許多跡象顯示他的對華政策明顯的傾向台灣，包括對臺軍售的突破性發展，准許陳水扁過境美國的相關安排等，使得大陸公開宣稱“對中美關係造成破壞性損害”。然而，迄今為止，大陸並沒有改變對美外交的基本方針，但是有新的應因策略出現，北京的表態與反應，可以從下列的面向作一觀察：

    （一）大陸尚未改變“增進合作；柔性勸説”對美外交政策的方針

    克林頓政府時期，江澤民就擬定了對美外交“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十六字方針，並且極力的説服美國把中國當做一個“大國”來看待。布希總統上臺之後，中美關係雖然經歷了撞機事件，及美國調整國防戰略與對華政策的影響，但是迄今仍未改變對美外交的方針，但正進入了一段“勸説等待”時期，而對美國的動作採取低調反應的態勢。

    （二）大陸沒有改變對國際形勢及中美關係基本框架的根本認識

    儘管大陸媒體對布希總統的作為出現強烈的批判，也有許多大陸學者專家從對抗美國的角度出發，呼籲大陸“清醒認識，及早因應，抵抗霸權”，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陸官方的看法還沒有改變，意即認為和平與發展仍舊是世界的主要潮流，而國際格局的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的深化，所以大陸仍會致力於經濟建設與現代化的發展。

    （三）大陸保持樂觀態度認為美國對華政策主軸將是“接觸”

    大陸重視布希政府對華所傳達的各項訊息，並沒有忽略美國對華政策“接觸與交往”的一面，這裡包括布希總統所説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在於促進美中關係的成熟穩定”；以及克林頓當面向江澤民公開轉達的訊息，即布希政府希望改善與大陸關係的意願。江澤民的回答是積極認同，最近大陸外交部的官員發言，向美國表達了大陸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抱持樂觀的態度。事實上，大陸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軸仍會走向“接觸與交往”。

    三、民族主義激蕩美、中、臺三方關係

    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下，中國大陸、美國與台灣民族主義卻同時高漲，應如何解釋呢？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是危機意識下的産物，這種危機意識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時，中國的社會思潮主于兩種抗爭，一是啟蒙，一是救亡，結果，救亡戰勝了啟蒙。從“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人擔心亡國滅種。這種心病是毛澤東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應該要治愈，但是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時，利用了中國人亡國滅種的焦慮，這種焦慮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話語。現在，大陸的話語叫做“落後就會挨打”，擔憂在全球化時代會被開除球籍。就是這種危機心態塑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可説是大陸利用這點來塑造中國的民族主義。

    90年代以後，大陸的民族主義更是這類危機意識下的産物，他的危機來自三方面，而且更具體：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二是政治發展過程不民主化的危機；三是經濟發展導致地方區域發展嚴重失衡的危機。這三種危機塑造了今天大陸的民族主義，因此，大陸的危機式民族主義與西方民主自由的民族主義，是大不相同的。1996年以前，大陸對臺政策裏，民族主義的呼喚是“合則兩利、民族共榮”，也就是大家合作，中華民族會更好。此間“江八點”是一個很好的民族主義政策聲明，它談到愛國主義裏的政治統一問題、民放經濟和文化問題，完全是民族主義式的。但這種正面意義來呼籲民族大團結和民族合作的方式到1996年李登輝訪美後，發生重大轉折。

    大陸愛國式的民族主義對兩岸關係構成三種很嚴重的影響。其一，以愛國主義為主體的對臺政策，造成大陸認為，只要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感情，再加上武力迫談以及他有能力阻斷國際干涉，那麼他就可以實踐“一國兩制”的方針。

    在這種思考下，大陸完全忽略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過程與對國際空間尊嚴的要求。第二個副作用是，大陸呼籲台灣要合則兩利，要民族大團結，共創光榮中國或未來中國。但是未來中國如何美好，如何繁榮，台灣是不被准許參與討論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民眾漸漸疏離。第三個負面影響是從2000年開始，自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大陸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強調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台灣這個地方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現代化及成為二十一世紀大國的戰略地位很重要。換言之，是強調台灣這塊土地的需要，而不是對台灣人民的擁抱。於是，兩岸民族主義愈來愈被激化，當然，加上台灣本身的變化，及台灣民族認同的增強，對兩岸民族主義有愈趨對立的現象。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反美情緒升高，但是到目前為止，如前所述，大陸高層並沒有因布希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及美國全球戰略而改變其對美外交方針。可以看出，大陸領導階層對美政策是相當理性與冷靜的。相反的，不理性與不冷靜卻轉移到台灣方面，大陸官方媒體因為美中的衝突較量，對台灣的遷怒愈來愈明顯。因此，台灣在未來應該求取三個平衡：一是對美“外交”與對大陸政策之間的平衡。二是大陸政策交往與嚇阻之間的平衡。三是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的平衡。

    四、兩岸關係的契機與變數

    雖然民主體制與專制政權二者本身就很難走到一塊，但是兩岸關係的穩定，不但對雙方的執政者有利，是兩岸人民的福祉與願望所在，而且也是國際社會的希望，所以，現階段兩岸政府都會盡可能的穩定兩岸關係，在這個地方，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三通”問題，已經成為兩岸政府相關政策領導人的共同話語，大有機會成為兩岸僵局的一個突破口，兩岸政府應該把握住這個良機，藉由“三通”談判讓兩岸政府向對方所表示過的善意，都有具體落實的機會，也用“三通”本身更拉進兩岸人民的距離。

    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對台灣來説，不是回不回避的問題，對大陸來説，也不該成為是不是“和平解決的底線”的問題，目前問題的重點在於，如何找到一個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釋。關於這點，北京的態度在“5.20”以後似乎表現不再那麼僵化，現在北京的要求是“回到九二共識”，但是爭議仍然存在，因為，台北對北京在1992年之後處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態度，也相當的反感，至少是抱持相當大的疑慮，現在並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若要台灣回歸到大陸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哪怕是“共識”，大陸都有必要對“中華民國”釋放更多的善意，具體而言，就是“中華民國”的國際存在的問題。

    一黨專制的大陸政權的穩固是維持臺海現狀的條件；民主多元的大陸則是中國統一的前提。臺海現狀的穩定，不可否認的是有賴於大陸政權的穩定，相對的，大陸政權的穩定，也有賴於臺海現狀的穩定，可以想像的，民主台灣即使在“一國兩制”下達成中國統一，都會是大陸專制政權內部統治的一大問題，所以，穩定的現狀，對現階段的兩岸政府都有利。所謂大陸政權的穩定，就是江澤民核心所代表的集體領導的穩定，目前，大陸經濟發展形勢雖然不錯，但是，大陸所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仍很嚴峻，而政治接班的問題也緊接著到來，成效如何還有待後續的觀察。陳“總統”所面臨的難題也類似，所以，未來應該是兩岸政府忙於解決內政問題的一年，兩岸關係也許還是在這種情況下，起起伏伏的走下去。

    目前，有些新的變數正在發展之中，包括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定型、台灣年底“立委”與縣市長選舉的結果、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變革、大陸十六大的權力繼承安排、北京二○○八年舉辦奧運的準備，都將對兩岸關係産生影響，為雙方的政策制定增加不確定的因素。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