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童振源
一、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
大陸在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不久便向台灣建議兩岸進行“三通”。但是，兩岸經濟交流的速度在早期非常緩慢。雖然台灣方面因為政治上的考量至今並沒有答應直接“三通”，在80年代後期，因為台灣政策的放鬆與內部經濟轉型需要、大陸對臺商的優惠與擴大開放政策、及臺商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兩岸透過間接方式的經貿交流便開始大量往來。在1981年，兩岸透過香港的貿易額只有區區4億6千萬美元。到了1989年，兩岸的貿易額大幅成長到39億美元。再過十年，在1999年，兩岸的貿易額高達258億美元。這期間，台灣一直享有鉅額的貿易順差。在1981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為3億美元；1989年時為27億美元；199年時為168美元。
從1993年起，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與日本。在1993年，台灣對美國、日本與大陸的貿易額分別為402億美元、232億美元、與151億美元。在1999年，台灣對美國、日本與大陸的貿易額分別為472億美元、434億美元、與258億美元。此外，從1993年起，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僅次於美國。如果將台灣對香港的貿易算入對大陸的貿易，從1994年起，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市場。特別是香港在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更應該如此計算。根據台灣海關的統計，在1994年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美國、與日本出口的金額分別為342億美元、309億美元、及119億美元。
相對而言，從1990年起，台灣已經成為大陸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美國、與香港。在1990年，大陸對日本、美國、香港、及台灣的貿易額分別為166億美元、118億美元、409億美元、438億美元、258億美元。此外，從1993年起，台灣已經是大陸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僅次於日本。在1993年，大陸從日本與台灣分別進口233億美元與140億美元。在1999年大陸從日本與台灣分別進口338億美元與213億美元。
根據台灣海關的統計，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四大類：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第七類）、紡織原料及紡織品（第十一類）、基本金屬及製品（第十五類）、電子、機械用具及相關零件（第十六類）。這四類産品在1992年囊括台灣對大陸出口的61%，1994年為75%，1996年為77%，1998年為79%。台灣對大陸出口的結構與同時期整體對外出口結構非常類似而且這四大類産品也一樣。特別是，第十五類及第十六類的比重急劇增加。在1992年，第十五類只佔台灣對大陸出口的5%，第十六類佔25%。在1998年，第十五類佔台灣對大陸出口的13%，第十六類佔33%，這兩類産品佔了台灣對大陸出口的46%。相對的，第十二類（鞋類、頭飾、人造花等等）在1992年佔台灣對大陸出口的16%，但到了1998年已經衰退為2%。這樣的趨勢與臺商到大陸投資有相當密切的關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絕大部分的臺商投資集中在電子及相關産品（第十五類及第十六類）。
台灣自大陸的進口也是集中在四大類：礦産（第五類）、化學及有關産品（地六類）、基本金屬及其製品（第十五類）、電子、機械用品及零件（第十六類）。這四大類在1992年佔台灣自大陸進口總額的61%，1994年為61%，1996年為69%，1998年為73%。這四類産品也是台灣在同一時期整體進口的最大宗。尤其是，第十六類産品的比重在1992年只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0.3%，急速上升到1998年的37%。在1998年，第十五類與第十六類總共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57%。相對的，植物産品（第二類）在1992年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15%，大幅下跌到1998年的3%。第五類産品在1992年佔28%，但是到了1998年只剩下9%。整體而言，台灣對大陸的進口不再是農産品或工業原料，而是與台灣對大陸投資的部分（第十五、十六類）密切相關。
如上所言，兩岸的貿易與台灣到大陸的投資有相當密切關係，因此分析台灣對大陸投資的情形將是理解兩岸經貿交流的核心。在1987年台灣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因此臺商開始對外大量投資。到了80年代末期，臺商受大陸廉價勞動力及潛在市場的吸引，很快便將投資重心轉移到大陸。根據台灣的統計，從1992年起，大陸已經成為台灣在每一年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到1999年底，台灣累計對大陸投資總計145億美元，相當於台灣總對外投資額364億美元的40%。在短短十年之間，大陸成為累計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整體而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灣的對外投資在部分屬於尋求海外加工的中小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大陸及東南亞國家。在9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包括愈來愈多資本與科技密集的大型企業。這些企業不僅尋找海外加工基地，還希望開發大陸潛在的龐大市場。
事實上，台灣的官方數據嚴重低估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根據台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懷南的估計，在2000年底，台灣對大陸累計投資總額高達四、五百億美元。根據大陸的統計，到2000年6月，台灣累計對大陸投資的協議金額為458億美元，實際金額為247億美元。從1991年到1999年，平均每件投資案大約在一百萬美元，平均每件投資案件規模成長約20%。
至2000年6月，台灣對大陸累計的直接投資佔大陸全部引進外資的7.6%。台灣是大陸的第四大外資來源，僅次於香港（49.7%），美國（8.4%），日本（8.1%）。然而，大陸的數據依然低估台灣對大陸的真正投資金額。在90年代中期以後，很多臺商因為台灣政府“戒急用忍”政策，將錢匯往稅賦優惠國家註冊的控股公司，再投資大陸。在1995年，台灣對英屬中美洲的投資只佔當年台灣總對外投資的15%，但是到了2000年前半年卻高達31%，成為台灣對外援第二大投資地區，僅次於大陸的37%。2000年初台灣的國僑與旺宏企業便分別對維京群島的控股公司投資8200萬及7500萬美元，國巨企業則對其在百慕大的控股公司投資2億5千萬美元。事實上，這些台灣資金很大一部分是流向大陸。在1995年維京群島對大陸的投資僅佔當年度大陸總體外資的0.8%，但到了2000年前半年卻高達9.7%，已經超越美國與日本，成為僅次於香港的大陸外來來源。
在臺商投資大陸的産業及地區分部，由於沒有大陸的資料，所以只能採用台灣的資料。至2000年7月，台灣累計對大陸投資40億7千萬美元（佔台灣對大陸總投資額的25.8%）在電子及電器製造業、13億4千萬美元（8.5%）在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12億5千萬美元（7.9%）在食品及飲料製造業、12億4千萬美元（7.8%）在塑膠製品製造業、10億8千萬美元（6.8%）在化學製造業、9億1千萬美元（5.8%）在非金屬及礦産物品製造業、8億美元（5.1%）在紡織業、6億9千萬美元（4.1%）在運輸工具製造業、4億9千萬美元（3.1%）在機械製造業。以地區來分，台灣對廣東的累計投資額為54億6千萬美元（佔台灣對大陸總投資額的34。6%），對江蘇及上海共投資53億1千萬美元（33.6%），對福建投資16億3千萬美元（10.3%），對河北投資9億2千萬美元（5.8%），對浙江投資6億8千萬美元（4.3%），對山東投資3億7千萬美元（2.4%）。這六個沿海地區總共佔台灣對大陸全部投資總額的91%。
二、 岸經濟分工與全球經濟分工
基本上，資源稟賦、資本、技術與管理能力等比較利益決定了兩岸的經濟分工。兩岸的經濟分工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産業層面、企業層面以及生産層面。
産業層面：投資帶動貿易
隨著台灣在80年中期以後大幅對外投資，台灣的出口結構也産生劇變；愈來愈多的中間財和資本財（半成品、設備、零組件及機械等）、愈來愈少的消費商品。中國財與資本財在1987年時佔台灣總出口的41%，到了1993年，這些出口比例增加到69%。相反的，非耐用消費財則從1987年的34%，跌落至1993年的18%。其他類産品項目的比例幾乎沒有變化。
根據經濟學家高長與鄭竹園的研究、及台灣“經濟部”國貿局的報告，台灣出口形態的轉變是受到台灣公司的海外分公司所帶動。尤其是在臺商投資大陸的初期，很多臺商都很依賴台灣的原料與機械設備。大陸的數據也顯示大陸的進口為外商所帶動。在1990年時，在大陸外商所帶動的進口為123億美元，佔大陸總進口的23.1%；到1995年，這些進口增加為629億美元，佔總進口的47.7%。在1998年，外商帶動的進口已經高達767億美元，佔總進口的54.7%。
根據一項1992年對431家不同産業的台灣公司的調查，他們在大陸分公司從台灣的母公司或其他公司進口71%所需的原料及零組件。在另外一項類似的調查中，臺商在1995年從台灣進口的69%的機械與設備。根據高長在1998年的研究，65%的臺商從台灣進口原料。根據台灣“經濟部”的兩項報告，在1995年和1998年，台灣分別提供大陸的臺商53%和44%的原料。在同時期，臺商分別從台灣進口56%和48%的零組件與半成品，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高長、等的研究，在90年代初，投資所驅動的出口大約佔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Chen Xiangming的研究，在1996年時，67%的兩岸貿易是大陸的外商對台灣的貿易。
在某種程度上，台灣從大陸的進口也與台灣到大陸的投資有關，特別是在電子産業方面，根據台灣“經濟部”的三項報告，在1998年以前，約10%到13%的臺商産品是回銷台灣。此外，台灣從大陸的進口大部分是台灣投資大陸最多産業的産品。例如，在1998年，台灣從大陸進口的前幾項産品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鋼鐵、機械用具及其零件、礦物燃料成礦油及其蒸餾産品、石料涂墻及石灰水泥。這些産品佔台灣自大陸進口的57%。在1999年，這些産品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62%。
企業層面：企業間與企業的分工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有著“雙元經濟結構”的特徵：中小企業生産勞力密集的出口産品，大企業生産供給島內市場的中間財與資本財。在1987年台灣大量對外投資之後，台灣的內部經濟結構産生巨大的轉變：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移往海外，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大企業取代中小企業，成為台灣出口的主力。在1987年，中小企業佔台灣總出口的67%；到了1997年，中小企業出口的比重減少18.3%，只佔台灣總出口的49%。
在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出口的目的地也有很大的改變。之前，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是美國。在台灣對外大量投資之後，台灣出口的市場很大一部分轉移到大陸和東南亞國家，而這些出口主要是由投資所驅動的中間財與資本財出口。也就是説，在80年代以前存在台灣內部分工，已經轉型為由中小企業對外自由競爭所驅動的企業間國際分工。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建立海外的生産基地，並由大企業提供中間財與資本財。
除了企業間（包括産業內及産業間）的國際分工，兩岸經貿關係還存在企業內的國際分工。根據台灣“經濟部”一份1998年針對1264家企業的調查報告，35%具有對大陸投資的台灣企業表示他們在台灣生産的産品較大陸的分公司高級或附加價值較高，只有4%持相反的看法。按照企業規模分，44%的大企業表示他們在台灣生産的産品較海外分公司高級或附加價值較高，只有2%持相反看法。相對的，只有24%的小企業持相同的看法，4%持相反的看法。因此，愈是大型企業愈傾向實行企業內部的分工，台灣生産較高級或附加價值較高的産品，大陸的分公司則生産勞力密集的産品。就小企業而言。企業內部的分工仍然存在，只是程度上較大企業為低。
生産層面：投入、生産、行銷與技術
除了台灣提供給生産投入在大陸臺商之外，台灣的母公司也提供技術給大陸的分公司，並負責産品的行銷。根據高長與季聲國的研究，台灣的母公司提供出口服務給46%在大陸的子公司，並且提供生産技術給54%的大陸子公司。根據Charles kao,Chu-Chia Steve Lin,Cher Hsu,及Wennie Lin在1995年的研究，在台灣的母公司提供行銷（包括出口）服務給81%（復選題）在大陸的子公司，35%的大陸臺商也負責行銷的業務。此外，母公司提供市場資訊與産品研發服務給85%（復選題）在大陸的子公司，也有25%的大陸臺商提供這方面的産品研發工作。
根據台灣“經濟部”1999年的報告，台灣的母公司提供行銷服務給68%（復選題）在大陸的子公司，而57%的大陸臺商也自己負責行銷。再者，台灣母公司提供生産技術給92%的在大陸的子公司，在大陸臺商從合作夥伴獲得生産技術的只有12%，另外有18%的大陸臺商自己研發生産技術。根據另一項“經濟部”報告，“台灣接單、大陸出口”的比例日趨提高，在1997年這項比例為23.6%，到了1998年提升到16.3%。也就是説，台灣母公司接獲的外銷訂單中，有26.3%的貨品是由大陸的子公司出口。
全球商品鏈與生産網路
事實上，兩岸的經濟分工是以全球商品鏈與生産網路為基礎的廣泛全球經濟整合之環。Gary Cereffi.Pan Mei-lin.及Chen Xiangming都以全球商品鏈解釋包括台灣與大陸在內的新國際分工形態。他們認為臺商在海外的生産已經形成在太平洋盆地的垂直國際分工。台灣提供原材料、機械、以及外銷訂單。大陸與東南亞的勞工則生産成品，然後再出口到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在每個全球商品鏈中，台灣、香港、與大陸的分工都是基於他們各自的比較利益：台灣的資本、製造業技術（包括機械、設備、及中間財）、及管理經驗；香港對國際市場的出口、國際金融服務、和轉運中心；大陸的廉價土地、原料、及勞動力。
再者，Barry Naughton以“中國圈”來形容在華人地區內部受到台灣與香港投資驅動的全球生産網路。在“中國圈”內，臺商與港商將低技術、勞力密集的生産階段移往大陸生産，然而保留附加價值較高的部分在台灣和香港。因此，全球生産鏈迅速在跨國界之間成形；台灣與香港則專注在高附加價值與技術密集的生産，大部分一般性的加工生産則轉移到大陸。
自從80年代後期，台灣、大陸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轉向反映了區域之間的全球生産鏈的重組。特別是，這些貿易轉向很大一部分反映了以台灣、大陸、與美國為核心的全球生産鏈。基本上，中間財與資本財由台灣輸往大陸，在經大陸的勞工加工之後，再將成品輸往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此外，台灣對發達國家的出口迅速減少，主要是被在大陸的臺商出口所取代。因此，在臺商大量投資大陸之後，産生三項顯著的貿易轉向效果：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中間財與資本財急遽增加、由臺商製造的大陸勞力密集産品對發達國家出口快速增加、以及台灣對發在國家出口的勞力密集産品大量減少。
自從80年代後期，台灣對大陸及美國的出口發生劇烈的轉變。在1986年，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占了台灣總出口的48%，當時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只佔台灣總出口的2%。在1999年時，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只佔台灣總出口的25%，相對的，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則增加到18%。此外，台灣的全性貿易順差不斷減少，從1987年的最高點187億美元，減少到1999年的109億美元（在1998年為59億美元）。然而，台灣對大陸的貿易卻持續攀升，從1987年的9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68億美元。
自從80年代後期，大陸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也迅速增長。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從1989年到1999年十年期間，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增加大約七倍。在1999年，大陸對美國的出口為818億美元，進口為131億美元，大陸享有687億美元的順差。
事實上，在大陸的外商對於大陸的出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95年，由外商製造的大陸出口額為469億美元，佔大陸總出口的31.5%。相較而言，在1990年外商的出口額為78億美元，佔大陸總出口的12.6%。到1998年，在大陸外商的出口額為810億美元。相當於大陸總出口的44.1%。
特別是，在大陸的臺商對於促進大陸出口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嚴宗大在1992年的研究，在大陸臺商生産的産品之中，85%的商品出口到第三國。高長髮現在1994年大部分大陸臺商的出口比率為85%，甚至有些高達100%；相較之下，大陸其他外商的出口率只有27%。根據台灣“國貿局”的估計，在1996年時，70%的大陸臺商成品被輸往美國。根據台灣“經濟部”的估計，在1998年前，大約45%到52%的大陸臺商産品是被輸往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三國。
另外，有多項針對臺商對大陸出口貢獻的研究。根據高長的研究，在1995年時，大陸臺商總共出口214億美元，佔了大陸總出口的14.4%。根據筆者的研究，在1996年時，大陸臺商總共出口278億美元，佔大陸總出口的18.4%。再者，大陸臺商對美國出口的估計大約在72億美元到112億美元之間，相當於大陸在1996年對美出口512億美元的14%到22%。
因此，台灣出口製造基地的轉移對於台灣在美國及日本的進口市場的佔有率産生立即而嚴重的衝擊。根據美國商務部，在1987年時，台灣的商品佔美國進口市場的6.1%，大陸只有1.6%。此後，台灣的佔有率下跌到1993年的4.4%，到了1997年只有3.8%。相較之下，大陸的佔有率攀升到1993年的5.5%，到1997年時高達7.2%。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日本進口市場。根據日本財政部，台灣商品在日本進口市場的佔有率從1987年的4.8%下降到1993年的4.1%，再下跌到1997年的3.7%。然而，大陸的佔有率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1993年的8.5%，然後再竄升到1997年的12.4%。
在1989年到1999年之間，台灣在美國及日本勞力密集商品的進口市場受到嚴重的衝擊。然而，台灣在美國市場佔有率的急劇減少卻相對應著大陸佔有率的快速增加。例如，在1994年之間，70%的台灣鞋業與95%以上的台灣制傘業都已經遷移到大陸；在1994年時，大陸制的鞋子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高達45%，相當於台灣在1986年的佔有率。到了2000年，大陸折佔有率持續增加到77.5%，台灣則只剩下0.7%。再者，台灣的玩具出口在1988年為34億美元，大陸則是不到4億美元；到了1995年，台灣的玩具出口只剩下27億美元，大陸卻在短短七年之間增加9倍為34億美元。因此，貿易轉向後效果可以相當程度解釋美國與台灣及大陸之間貿易逆差的改變。
三、兩岸經濟相互依賴與全球經濟相互依賴
兩岸貿易依賴
根據台灣“陸委會”的估計，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度（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例）不斷地增加，從1987年的2.3%竄升到1999年的17.5%，從1993年起，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僅次於美國。部分因為台灣對大陸進口的限制，所以台灣對大陸供給的依賴度（台灣從大陸進口占台灣總進口的比例）到了1999年仍然只有4.1%。整體而言，在1999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賴度（台灣與大陸的雙邊貿易佔台灣總貿易的比例）為11.1%。同一年，大陸在台灣的進口信賴度為12.9%，出口依賴度為2.3%。從1992年起，台灣已經成為大陸的第二大進口供應來源，僅次於日本。整體而言，在1999年大陸對台灣的貿易依賴度為7.2%。
兩岸貿易經濟依賴
然而，貿易依賴度只顯示如果兩岸貿易中斷對台灣或大陸貿易往來的潛在影響。相較于大陸，台灣是一個高度貿易外向國家。因此貿易依賴度會低估兩岸經濟關係中斷可能對台灣經濟所造成的衝擊，也就是無法反映真正兩岸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因此，要衡量兩岸經濟依賴度，應該衡量兩岸貿易中斷可能對兩岸“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影響，而不是對貿易量的影響。雙邊貿易（出口或進口）往來的總量佔該國GDP的比例可以被稱為“貿易（出口或進口）經濟依賴度”。必須注意的是，這項指標可能超過百分之百，因為貿易（出口或進口）是生産價值的總量，而GDP則是附加價值的總和。例如，香港在1992年的全球貿易經濟依賴度便高達252%，其中貿易量為2429億美元，GDP為964億美元。
在1987年時，台灣對大陸的出口經濟依賴度為1.2%，進口經濟依賴度為0.3%，貿易經濟依賴度為1.5%。相1993年，這些指標分別為6.3%、0.5%、及6.8%。在1999年，這些指標分別為7.2%、1.5%、及8.7%。相較之下，在1987年時，大陸對台灣的出口經濟依賴度為0.1%，進口依賴度為0.4%，貿易依賴度為0.5%。在1993年，這些指標分別為0。2%、2.3%、及2.5%。在1999年，這些指標分別為0.5%、2.1%、及2.6%。相對而言，在1990年代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度為大陸對台灣經濟依賴度的三倍。貿易經濟依賴顯示台灣對兩岸貿易依賴度遠較大陸嚴重，這主要是因為台灣與大陸 相稱的經濟實力。
兩岸金融依賴
事實上，兩岸最重要的經濟互賴是金融互賴。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不僅造成兩岸貿易依賴，同時也對大陸經濟發展有不小貢獻。兩岸貿易的中斷或在大陸臺商經濟活動受到影響，都會對大陸的經濟發展産生衝擊。根據Thomas Chan,Noel Tracy,及Zhu Wenhui，在1994年前，在大陸的臺商總共雇用三百萬大陸勞工。根據高長的研究，在1995年時，臺商對大陸投資32億美元，佔大陸資本形成毛額的1.1%；臺商總共雇用三百九十萬大陸勞工，相當於大陸都市勞動力的2%；臺商的産出總共336億美元，相當於大陸工業總産值的3.1%；臺商出口高達214億美元，相當於大陸14.4%的總出口。此外，在1994年，臺商總共上繳34億人民幣的稅收，相當於中央政府稅收的1%。
根據高長的研究，假設臺商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與台灣對大陸累計投資成比例，我們可以據此推估臺商在1999年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根據大陸的統計，台灣在1995年對大陸的累計投資總額為114億2千7百萬美元，在1999年時為238億6千4百萬美元。困此，用來推估1999年的乘數是2.09（23864/11427）。在1999年，臺商投資26億美元，相當於大陸資本形成毛額的0.7%；臺商總共雇用八百二十萬（2.09 3.9）大陸勞工，相當於大陸都市勞動力的3.9%；臺商的産出總共702億美元（2.09 336），相當於大陸工業總産值的4.6%；臺商出口高達447億美元（2.09*214），相當於大陸22.9%的總出口；臺商總共上繳98億人民幣（2.89 3.4）的稅收，相當於中央政府稅收的1.7%。
兩岸經濟互賴度
既然兩岸經濟的往來是在貿易與金融兩個層面的互賴，因此有必要提出一個較為全面性的兩岸經濟互賴指標：“兩岸經濟互賴度”。該依賴度將以對兩岸GDP的影響為基礎，衡量兩岸經濟往來對於兩岸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是説，
兩岸經濟互賴度=兩岸經貿往來所産生的經濟貢獻/台灣或大陸的GDP
首先就兩岸貿易面而言：根據多項貿易自由化的研究，貿易自由化的“外貿乘數”大約介在15%至35%。所謂“外貿乘數”指的是透過開放或增加貿易所能獲得的經濟實質效益或福利。根據全球貿易分析計劃模型的模擬，Yang Yongzheng估計四種大陸貿易自由化的可能性對於大陸總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包括大陸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發在國家的身份加入WTO、關稅減讓及均等化及不參加烏拉圭回合等可能性。根據他的研究，大陸“外貿乘數”分別為27.4%、23.6%、13.7%、及35%。美國農業部的華裔學者王直及G. Edward Schuh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的世界貿易模型，模擬台灣和大陸加入WTO的潛在影響。根據他的估計，台灣的“外貿乘數”為22.3%至32%，大陸的“外貿乘數”為19.4%至28.7%。縱上所言，台灣和大陸的“外貿乘數”介於14%至35%之間。
在1995年與1999年時，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總值分別為225億美元和258億美元。如果將這兩個數額乘以14%和35%，將得出兩岸貿易為台灣與大陸增加的經濟福祉。在1995年，兩岸貿易為台灣與大陸增加31.5億美元至78.8億美元。在1999年時，兩岸貿易為台灣與大陸增加36.1億美元至90.3億美元。
在1995年，大陸臺商的總産出為336億美元；在1999年時為70億美元。假設大陸臺商的附加價值為産出的26%。那麼，在1995年時臺商所增加的附加價值為87億美元（336 26%），在1999年時為183億美元（702 26%）。
在1995年時，台灣的GDP為2574億美元，大陸為7029億美元；在1999年，台灣的GDP為2959億美元，大陸為9893億美元。因此，在1995年時，台灣的兩岸經濟依賴度為1.2%（31.5/2574）至3.1%（78.8/2574），大陸的兩岸經濟依賴度為1.7%（[31.5+87]/7029）至2.4%（[78.8+87]/7029）。在1999年時，台灣的兩岸經濟依賴度為1.2%（36.1/2959）至3.1%（90.3/2959）；大陸為2.2%（[78.8+87]/7029）至2.8%（[90.3+183]/9893）。由此可見，台灣與大陸的兩岸經濟依賴度相當。
全球貿易互賴
在90年代，台灣、大陸、與他們的主要貿易夥伴（美國、香港、日本、新加坡、和南韓）已經和太平洋盆地發展出相當密切的互賴關係。不過，全球分工不僅使得彼此的貿易關係變成複雜，同時也造成貿易統計上的困難，特別是台灣、大陸、香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數據。因此，在討論全球互賴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貿易夥伴之間的統計差異。
在討論美國與大陸之間的統計差導時，Barry Naughton認為美國與大陸的進口數據差不多是“正確的”。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統計的進口相當於對方宣稱的出口加上經由香港的轉出口部分。他認為，為了簡化和一致性，採用每個國家的進口數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如果中國出口到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數據考慮到中國經香港轉出口的部分，香港真正從大陸進口的數據應該採用大陸對香港的出口數據。例如：在1998年，香港統計顯示香港從大陸進口750億美元。但是大陸的資料卻顯示大陸出口到香港只有387億美元。 這些差異應該可以説是大陸經香港轉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部分。此外，我們也必須修正香港的出口數據，因為很多從其他國家經香港轉出口到大陸，或大陸經香港轉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些都被算入香港的出口。
經此調整之後，在1998年時，台灣對亞太地區（台灣、大陸、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和南韓）的出口依賴度為81%，大陸為91%。台灣對此地區的進口依賴度為58%，大陸為71%。大陸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和進口依賴度都比台灣高出很多。
再者，另外五個經濟體對於亞太地區的出口與進口依賴度也都非常高。在1998年時，香港對亞太地區地進口依賴度為77%，出口依賴度為68%。美國對亞太地區地進口依賴度為30%，出口依賴度為23%。日本 對亞太地區地進口依賴度為47%，出口依賴度為61%。新加坡對亞太地區的進口依賴度為51%，出口依賴度為36%。南韓對亞太地區的進口依賴度為50%，出口依賴為54%。整體而言，區域內的貿易依賴度（這七個經濟體在區域內的貿易量佔總貿易的比例）為44%。也就是説，在1998年時，每個經濟體與其他六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平均而言佔了該經濟體對外貿易總量的44%。
如此緊密的國際貿易互賴關係將使得任何國家希望在政治上利用雙邊的經濟關係獲利變理更加困難。雙邊的經濟關係不再是雙邊，本質上是多邊或全球的關係。任何雙邊經濟關係受到破壞，甚至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巨變，對於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體都將會有擴散、深無、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影響。1997年至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便是最好的例證。
例如，大陸的臺商大量出口到美國，如果美國對大陸實行經濟制裁，將會對臺商與台灣經濟造成嚴重的後果，在1995年2月，美國威脅將對大陸十億美元的出口進行關稅制裁。根據台灣學者鐘琴的估計，台灣將因此損失2億7千4百萬美元的外銷訂單。也就是説，大陸可能被制裁出口總額之27%為大陸臺商所生産。此外，在1991年之後，台灣企業也加入大陸及香港要求美國延續大陸的最惠國待遇，因為很多出口到美國的大陸商品為臺商所製造。此外，儘管大陸在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期間以導彈試射與軍事演習威脅台灣，在1996年5月，有台灣經貿大使之稱的辜濂松反而在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文呼籲美國延續大陸的最惠國待遇，他認為“最惠國待遇對大陸是好的，同時也有利於台灣。”
任何台灣、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雙邊關係中斷，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遠超過1997年到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因為台灣、香港、與大陸（大中華）在世界經濟舞臺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在1995年時，大陸為全球第7大經濟體，台灣為第19大經濟體，香港為第27大經濟體。該年，這三個經濟體的GDP總共為1兆1千5百億美元。在1999年，大陸為全球第9大貿易體，香港為第10大貿易體，台灣為第15大貿易體。這三個經濟體的貿易總量為9知5百億美元，相當於世界貿易總額的8.2%。在1999年底，這三個經濟體共擁有3571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相較之下，在1995年時，引爆亞洲金融危機的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GDP總共為5千億美元，相當於“大中華”的43.5%，在1999年，這四個經劉體的總貿易額為4001億美元，相當於“大中華”的28.8%。
全球金融互賴
全球經濟互賴除了貿易互賴之外，金融互賴更是顯著。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南韓、及英屬中美洲，對台灣及大陸均有大量的投資。在1998年底，這六個地區對台灣總投資239億美元，相當於台灣獲得直接外資的73.1%。在1999年，香港、美國、日本、台灣、新加坡、及維京群島、及南韓為大陸的前七大外資來源，總共投資2622億美元，佔大陸累計實際金額的85.3%。
本質上，國際金融互賴，特別是有價證券投資，對中國政治變動或衝突特別敏感。在1999年底，每天有1兆5千億美元在全世界以電子通訊的方式流動，然而，1999年的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只有8650億美元。例如，在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大陸在南斯拉伕的大使館，因而引發大陸各地兩天激烈的反美示威抗議。在一天之內，上海股市的綜合指數下跌4.4%，香港的恒生指數下跌2.2%，大部分的投資人擔心情勢可能繼續惡化，將嚴重危害大陸與美國的關係，也將影響“大中華”內部的經濟關係。
在1999年7月9日，台灣“總統”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認為台灣應該與大陸建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為造成另一波的兩岸緊張。在7月14日，台北的股市加權指數下跌3.9%。然而，大陸的股市也受到相當嚴重的傷害：上海B股指數下跌5.3%。深圳B股指數下跌2.9%，在7月16日，因為新聞報導大陸進行軍事動員，台北股市下跌6.4%。，上海指數下跌5.5%，深圳指數下跌4.3%，香港指數下跌1.6%。在7月19日（隔天交易日），台北的股市因為台灣政府的干預，已經趨於穩定，但是上海的指數持續下跌9.5%，深圳指數下跌8.8%。尤其在大陸資本市場仍然為開放的情形下，兩岸危機對目前大陸股市的影響是非常突出的。
2000年3月16日，大陸總理朱鎔基對“台獨”嚴厲警告的一天后，台灣的投資人在台北股市開盤之後，便盡可能的出脫手中持股，造成台北股市市場不久之後便下跌4.5%。因為台灣政府大量介入股市，台北股市開始回穩，終場台北股市以上升0。5%做收。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與大陸的股市指數均重創。香港恒生指數下跌2.3%。深圳的B股和A股指數分別下跌將近5%。上海的A股指數下跌4.5%，B股指數則下跌2.5%。
在2001年4月初，大量美國公司獲利的警訊及大陸與美國之間的偵察事件造成亞洲與美國股市之間的連鎖反應。在4月2日至4日三天之間，道瓊（Dow Jones）指數下跌3。7%，納斯達克（Nasdaq）指數下跌11.3%；香港恒生指數下跌5.5%；台北加權指數下跌6。9%；上海A股下跌1.1%，深圳A股下跌1.6%，深圳B股下跌4.5%。在4月25日，據報導，由於深圳與上海股市盛傳大陸將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以報復美國軍售台灣，以及另一個消息指出，大陸即將宣佈國家將減持國有企業的股份，導致上述兩地A股與B股市場大幅滑落，深圳B股指數大瀉超過6%，上海B股指數則下跌3%。因為大陸在加入WTO之後，將對金融市場做更大的開放，大陸經濟與金融市場將會更加容易受到國際政治與經濟衝擊的影響。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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