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副教授 翁嘉禧
一、前言
檢視海峽兩岸近年來的互動，就像在雲霧中看山景，真是有點“霧煞煞”或是出現“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迷惑。然而兩岸的經濟交流，不論從人員、貨物、資金、訊息等方面來觀察，依然呈現高度熱絡，但又常出現微妙且不穩定的現象。因此，在這詭計多變的世局裏，尤其當新世紀開始，如何研判兩岸的經貿關係，則是一項極重要卻又高難度課題。
台灣因天然資源較短缺，必須以貿易來互通有無，並取得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原料、技術與市場，進而發展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既然“貿易是經濟發展的引擎”，今日隨著海內外經濟環境的大幅變化，加上近來，台灣更遭逢政經情勢的劇變，因此，研擬重大經濟政策，以適應艱難的經濟轉型，乃勢所難免。再觀之大陸近年來的開放改革，正如火如荼的推展，為開闊更寬廣的經貿關係，亦是一條應循的正道。因此，本文擬以“比較利益”的觀點，來剖析兩岸的經濟關係及相關政策的趨向，藉以厘清兩岸經濟交流的一些難題，謀略為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提供另一類型的思考空間。
二、比較利益理論的涵義
隨著國際互動關係的更密切，在現今世界裏，一個國家或地區已經很難再閉關自守，亦即需加強國際貿易，並從貿易中取得利益。就參加貿易的個別國家或地區而言，貿易利得乃是依據各國的資源秉賦，在現有的技術水準下，專業生産具有比較利益的商品，並輸出此種産品，以交換本身比較不利商品的輸入，就進口者而言，所能獲得的貿易利益，大致可列舉如下：
（一）國內的消費者，可以消費更多的商品數量，以達到更高的消費水準。
（二）進口現階段國內資源與技術水準不能産生的商品，以擴大增消費品種類，來滿足消費者各種不同的慾望。
（三）進口品質優良，價格低廉的産品，可刺激國內生産者，藉著競爭而獲得進步。
而就出口國家而言，參與國際貿易所獲的利益，並不亞於進口國所得之利益，警如：
（一）增加生産因素的就業機會，使閒散的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因而提高國民所得水準。
（二）由於産品推廣到國際市場，産量提高，可追求生産方法的規模經濟，使生産設備獲得充分的使用。
（三）由於專業化生産具有比較利益的産品，而減少生産比較不利的産品，可使國際資源的分配更為合理。
關於進行貿易的雙方，無論是相對出口國或是進口國，或是相對的大國或小國，皆可獲得某些利益。而上述的利益，唯有在自由貿易的體系裏，且在堅持比較利益的原則下，才能獲得更充分的保障。或許有人會懷疑，在現實的世界裏，比較利益理論，適合作為貿易政策的有效指導原則嗎？在此僅扼要闡述比較理論的倡導者：李嘉圖及黑克夏—歐林的比較利益理論，或許有助於對該理論的了解。李嘉圖首先以英國及葡萄牙生産酒、布為例，説明在兩種産品的生産均佔絕對有利的國家，可專業于相對有利産品的生産，而在兩種商品均處於絕對不利的國家，可專業于其不利的相對程度較小商品的生産；然後兩國進行貿易，則仍皆獲得貿易利益。他利用這個例子的主要目的，在説明自由貿易及國際性生産專業化的互利性。而黑克夏—歐林理論，則指出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乃因各國有不同的要素秉賦，而且不同的商品使用要素比例不同，一國輸出商品必為其要素秉賦相對豐富者，而輸入者必為其要素秉賦相對稀少者。因此，一國只要使用相對豐富的生産要素去生産某種産品，即可獲得比較利益，而且貿易的結果，可促使兩國生産要素相對報酬趨於相同。
然而強調保護主義者，則引用李斯特（Friedrich List）、熊彼得（J.A.Schumpeter）、楊格（A.A.Young）等人的理論，來反擊比較利益理論。譬如舉出短期間的不穩定性、長時間商品交換比例的變化及社會與私人成本的不均衡等問題。面對這些強烈的抨擊，自由貿易擁護者亦提出強而有力的辯駁，他們不相信惡化的商品貿易平衡，乃顯示經濟根本無力進行調整，相反的，他們認為這是對變動的比較利益之正常接受。他們並以美國為例，説明該國商品的凈輸出，已由資本、技術的凈輪出取而代之；亦即美國的比較利益，係以進步的勞務、技術的增加或補充其他國家的資本，以補償比較利益活動——商品貿易所發生的逆差。又如二次大戰後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像日本及台灣，經濟得以起飛，是基於能超脫靜態比較利益的概念，放棄所擴大生産規模，並有計劃地擴展外銷，以突破傳統國際貿易靜態比較利益之範疇。
總之，依比較利益原則進行貿易，其所獲得利益不僅在於分工專業化使經濟效率提高，並作為已經建立起來的出口産業憑藉，以延續經濟成長。因此，自由貿易擁護者堅信自由貿易是互惠互利的，且堅決地服膺比較利益原則，並以之作為一國經濟資源最適分配的最佳指導原則。
在實際觀察雙邊的經貿關係，我們似可根據商品的輸出入指數，藉以來反映雙方的比較利益類型。再根據此系數之值，來判定兩地區的貿易形態。如果兩地區的比較利益，具有明顯的差異，則兩地區間易於發生垂直分工的現象，這表示在産品貿易上係為一種産業之間的貿易；由於其産品具有異質與互補的性質，所以其貿易的方向與關係，將較為穩定。反之，當兩地之間的比較利益相近，則兩者之間如發生分工，通常是一種水準的分工。這表示在商品貿易上，係為一種産業之內的貿易；由於其産品性質相近，幾乎可以互相替代，所以其貿易關係較為不穩定。
或許海峽兩岸雙邊貿易，尚須考慮其因素，不可能完全依據比較利益原則，然而過分追求現階段各種條件尚未達到經濟效益的産業，則往往得不償失。故如何審度當年的經貿關係，並精確地將比較利益落實的政策中，應是雙方可共同努力的目標。
三、兩岸相對比較利益的觀察
根據兩岸交流事實來綜合研判，現階段對台灣比較有利的條件，例如：
一、大陸從台灣進口物品，短期內大致集中在工業生産的輕工業原料，此類以台灣已有相當基礎的人纖及電子零件為主；另一類則為本地所謂的傳統性工業産品，目前卻適合大陸需要的。因此，在面對國際貿易漸趨萎縮之際，大陸市場至少可使台灣增加一個景氣調節的緩衝區。
二、大陸的加入市場，雖使得台灣許多下游産業受到競爭，但未嘗不是好事，誠如尹仲容先生所説：“腐肉不除，新肉不生”，競爭可提升産業的體質。而許多中游産業卻發生互補現象，此種情形，如能妥善運用，大陸市場的開拓，可能成為台灣工業升級的墊腳石。
三、“在商言商，將本求利”，按照一般廠商樂觀看法，如果能加強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台灣似乎可利用大陸廉價的原料、勞力的廣大的市場，以取得龐大的利潤，為某些産業創造第二春。而大陸也可以吸收台灣的資金、技術、人才和行銷經驗，以加速産業發展，大力推動經濟現代化。這樣的結合，如能和平相處，海峽兩將可兩蒙其利，不僅可共存共榮，而且完美的經濟雙向水準分工。
另外，亦可觀察出當前台灣顯然較居劣勢的條件，包括：
一、由於雙方仍處於對峙狀態，故貿易的結果，極易成為報復的途徑。例如大陸可能選擇對台灣損害最大的某些産業，尤其對僅供調節市場短期不平衡之用的産品，暗加抵制，即可造成台灣經濟相當程度的損失。此種情景，如同燕巢于危幕之上，魚遊于鍋鼎之中，一旦幕落水沸，安全實在堪虞。
二、大陸人民所分配較平均，致使市場的消費結構，欠缺層次性的差異，又因市場機能尚無法充分反映訊息，消費者主權仍不夠充分，故人民的需求，常隨政策的轉變，迅速且密集移轉，致常發生某項産品目前供不應求，但不久之後，卻發生市場已趨飽和，亦即有強烈“同步性震蕩”的現象，此將導致台灣出口市場的極端不穩定。
三、隨著經濟情勢的轉變，部分廠商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工及豐富的資源，而前往大陸投資設廠，以保持其出口産業的生存，原是無可厚非的經濟活動。惟此類産品在國際市場上與台灣同類産品競爭，甚至內銷台灣，而發生對外投資的“逆輸入效果”。
四、兩岸經貿政策的演變
就經濟上的資源稟賦觀察，兩岸的經濟存在需求的互補性，彼此可依其比較有利方面進行貿易。例如台灣擁有充沛的資金、技術和管理行銷知識；相對的，大陸則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廉價勞力和土地。因此，雙方經濟呈現高度的互補性。然從另外角度觀之，在整個國際市場上，台灣經濟的發展仍處在中級發展階段，尚未完全擺脫以勞力密集的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結構，且台灣的中小企業佔多數，産業的升級速度有其瓶頸，故就現實環境作評估，大陸亦是台灣的強勁競爭對手。此種呈現高度互補性與互競性的經貿關係，亦是台灣在制訂對大陸經貿政策時，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一）台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
台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若對照大陸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大致上可劃分四個時期來分析。
1、1984年以前：徘徊觀望期
鋻於兩岸長期以來的對峙，加上大陸適逢改革開放的嘗試階段，又因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一貫是採較保守的策略。因此，可明顯看出在這一階段，台灣方面完全處以觀望層面，並未採取公開明朗的對大陸經貿政策。而在整體策略上，“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立場，一直是決策人士所堅守。直至此一階段末期，才逐漸允許轉口貿易及放寬對大陸的民間交往。
2、1985年—1990年：摸索前進期
1985年7月，政府宣佈轉口貿易三不原則，正式採取保守的防弊措施，惟經過多年的試探摸索，到1987年7月，才有突破性的進展，正式開放探親及開放部分大陸農工原料的進口，此種以經濟因素作為開放兩岸經貿關係的考慮，轉變以往排斥兩岸經貿的態度，可算是一項創舉。
1989年5月政府便積極研擬“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作為處理兩岸人民事務的準則，此項條例于1990年11月獲“行政院”通過：“經濟部”則根據該條例之授權，積極研擬“對大陸地區間接輸出貨品管理辦法”及“對大陸地區投資與技術合作管理辦法”，這些相關法令，規範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的原則和具體作法：
在原則方面，強調：（1）島內安全與經濟利益平衡的原則。（2）間接允許，直接不準的原則。（3）政府許可的原則。
在具體作法方面，主要為：（1）正面表列六十七大類，三千三百五十三項産品可間接赴大陸投資。這些業別和産品別，主要是傳統工業、消費性電子業與農業機械、拆船等勞力密集、産業關聯性低及在台灣不具發展優勢的産呂項。（2）投資規模：一百萬美元以下，可事後報備：一百萬美元以上，需向“經濟部”投資審委員會事先申請。（3）在“條例”施行前未經核準而已在大陸地區投資的廠商，在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個月內，向“經濟部”申請許可。（4）貨品輸出方式應經由第三地區為之，買方應為大陸地區以外，且經政府列為准許直接出口的國家或地區的廠商。（5）違反間接投資和貿易規定者，將課以行政罰鍰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3、1991年—1995年：積極開展期
從兩岸關係發展歷程來看，1991年可説是一人轉捩點。1991年1月“陸委會”正式成立，緊接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民間團體誕生，及“國家統一綱領”的頒布，研議多時的大陸政策最高指導綱領與大陸工作組織，終於建構完成。兩岸的關係正式由隔絕走向交流，由對立改成緩和，亦由紛亂摸索邁向制度與理性發展的新階段。1992年5月擬定“大陸地區産業技術引進辦法”，1992年7月完成“兩岸人民關係條件”，對有關投資，貿易及金融活動，正式有積極引導及規範法令，10月間並開放158項服務業，間接赴大陸投資。1993年以後，兩岸的非官方會議不斷舉行，對於一些經貿政策，雖然採極審慎的作法，但穩健與持續性的調整開放腳步，對於兩岸經貿的發展仍大有助益。
4、1996年以後：停滯轉型期
自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引發兩岸緊張氣氛，以及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大陸試射導彈，兩岸關係急劇逆轉，在兩岸經貿上，台灣在1997年遂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加上東亞的金融風暴，使兩岸經濟關係蒙上一層陰影。繼之，2000年的台灣的政權更替，本土意識強烈的民進黨執政，兩岸經濟關係遂陷入更低潮，新的經濟關係與策略，一時未能開展。
（二）大陸對台灣的經貿政策
大陸自1978年底提出“對外實施開放，對內搞活經濟”主張后，遂積極揚棄“閉關銷國”政策。並努力推展“門戶開放”，尤其面對政策情勢的劇變，亦加速了臺海兩岸經貿的發展。歸納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對臺經貿政策，主要包括：
1、設立經濟特區及開放港口城市：
從1980年2月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1984年4月再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及加速海南島建設，到1985年2月進一步將長江、珠江三角洲及閩南、漳、廈、泉三解地帶，辟為沿海經濟特區；1985年3月再開放遼東半島及膠東半島，匯整大陸對外開放的範圍，係由點到線，再由線到面，並由外而內，形成一條對外開放的弧形地帶。
2、加強外貿體制的改革：
主要重點包括：（1）採取政企分離制，擴大地方自主權；（2）改革外貿管理，實行“權、責、利”分明的統一體制；（3）打破中央統收統支的“大鍋飯”制度，採行自負營虧的外貿財務體制；（4）實行外匯留成制。
3、提供優惠條件以吸引外資及台資；在許多重點地區提供優惠條件，例如：（1）在經營管理上，企業可自行招聘職工，並自訂勞動管理、工資標準等規章；（2）在課稅方面，可享受各種減免；（3）在土地使用方面，免征土地使用費5—10年；（4）在外匯管理方面，採更方便的優惠措施等。
開放後的十年，即從1988年起，採取更積極明朗的優惠作法，如在1988年7月發佈“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對臺商之優惠措施比照外商，對臺商之資産不實行國有化，以及可適用涉外經濟法規等。又在1989年3月國務院公佈給予臺商優惠的新措施，例如承認台資在沿海地區的土地開發經營權，以及公司股票、債券、不動産之購買權。當時序進入90年代後，各種對臺貿措施更不斷出爐，如1991年7月提出對臺經貿五原則，1992年元月鄧小平南巡後，再度肯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路線，至1993年4月新加坡“汪辜會議”後，兩岸的經濟事務性會議，即地入新的里程碑。而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推出全面性深化經濟改革措施，及加強對外開放，94年3月的“臺胞投資保護法”的訂頒，更是進一步肯定臺海經貿的重要性。又1994年4月的對臺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更是呈現加強雙方實值關係的時代意義。
綜觀近十餘年，大陸頒布了許多涉外和對台灣有關的法令和政策，大體而言仍存在幾項值得深思的問題：（1）政策缺乏持續性和穩定性，顯現鬆緊不定的變動，也造成兩岸經貿關係的起伏波動；（2）不公佈的“內部”規定太多，令人難以適從；（3）法規相互矛盾與混亂，地方的法規與中央的政策難以配合。
五、從比較利益看兩岸經貿關係的趨向
雖然台灣商人縱橫全球市場，但對大陸地區則有一段時期相當陌生，此乃因從國民黨政府自大陸撤退來臺之後，臺海兩岸由於敵意甚深，雙方正式商務活動幾近斷絕。但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全力推動對外開放改革，積極拓展對外關係，兩岸的經貿亦始有突破性的開展。
（一）雙方轉口貿易的新發展
臺海兩岸因尚未採行直接貿易，現階段主要係透過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轉口貿易。大陸自1979年開放外貿時，台灣兩岸經香港的轉口貿易額約為七千七百八十萬元，至1993年則高達八十七億，十餘年間成長約112倍，除了1982年、1983及1986年，因特殊原因致成成長為負數外，其餘年度皆成雙位數以上的高成長，另外值得注意的，乃是台灣經香港對大陸的轉口貿易，累計的經貿順差達250億以上，就現階段而言，大陸市場正好彌補歐美市場之不足。但很顯然的，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存度則快速增加，其可能衍生的政經課題，實值得深入探討。
觀之轉口貿易的商品結構，可察覺商品之替代趨勢及工業升級的快慢。台灣從大陸經香港轉口的産品，幾乎以上工業用原料及零配件為主，重要的包括人造纖維紗、布、機械設備、電機與電子零組件，及塑膠原料等。大陸出口到台灣的産品，則以非食用燃料用原料為大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製造性材料佔大陸出口商品的比重，有逐漸擴大趨勢。此一現象顯示，在1980年初期，臺海兩岸屬於産業間貿易，兩岸以互補方式進行交易，即台灣出口工業原料與機械設備至大陸，大陸則出口農業原料到台灣；但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陸出口至台灣商品有轉成工業原料與化學産品的趨勢，此時台灣兩岸貿易趨向産業內貿易，兩岸産品有替代趨向，此實值得經濟規模較小的台灣特別留意。
又若從90年代以來臺海兩岸在東南亞及國際市場的互動關係來分析，一些是勞力密集與資源稟賦具比較利益的産品，大陸已漸後來居上。台灣如何把握時效，結合鄰近的國家資源建立起上、中、下游衛星産銷體系，乃是加入WTO急需規劃的課題。
（二）臺商赴大陸投資的新動向]
近幾年來，台灣的企業興起海外投資熱潮，商人的出走，引起産業空洞化的恐慌，各界乃呼籲把根留在台灣的聲音。為何企業辦會決定海外投資設廠呢？下列幾點因素是常被提到的：（1）台灣日異活躍的勞工運動及初級勞工缺乏；（2）台灣不斷的加強環保意識與激烈的環保運動；（3）與工業發展、環保問題、勞工問題直接相關的法令不完善或升級不易進行；（4）處於民主與多元化的社會，各種統獨之爭或政治活動頻繁，使得社會有一定程度的不穩定；（5）政府在運用法律、資訊、稅收、金融等方式，引導式扶持産業轉型方面做得不不夠等；（6）工資遽升、地價高漲等不利投資因素；（7）東南亞、大陸的新優惠措施、廉價的投資成本與豐沛的天然資源等，皆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從統計資料觀察，近幾年台灣的海外投資，主要集中在大陸、東南亞、北美、澳洲等地區，尤以前二者進行最積極。觀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除了與台灣鄰近外，當然有很多值得考量的因素，尤其一些結構性的難題，需要長時間來解決。由於大陸積極推動開放改革，全力拉攏臺商。雖然大陸相對於東南亞投資的投資環境見得佔優勢，但是整體而言，台灣赴大陸投資顯得較熱衷，兩岸的經貿關係顯現較高的熱絡。
對於臺商到大陸投資，大致可分三階段，第一波的企業外移是為了降低成本，以出口導向的中小型傳統企業為主，形成“台灣接單、大陸出貨”的兩岸垂直分工體系。第二波始於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逐步開放內銷市場，臺商投資轉為大型傳統産業，形成“大陸生産，大陸內銷”的上中游整合成為在地化生産體系。第三波則從1997年以後，在大陸一連串經濟改革及展望加入WTO下的佈局，臺商投資擴及到資訊科技，“大陸接單，大陸出貨”的出口導向産業成為主流。臺商的經營模式，則從單純的獨資生産，擴及運用大陸資本市場，成立大陸營運總部，台灣將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進一步整合到中華經濟圈的全球佈局。
長久以來，令人困擾的問題之一，即企業熱衷大陸投資，是否會遭遇被當地社會體系孤立或逐步吞蝕的危機。事實上，臺商向來學習採取獨資方式，産銷一體，並且以出口為主要導向，因此，就現階段而言，企業對大陸投資抱持謹慎與保持距離的態度，聯合外國企業以集體形式進行多角化的投資，是必要的作法。
臺商赴大陸投資，從早期的零星、隱蔽式進行，到現在由暗轉明，由隱蔽轉向公開，整個投資動向，至少呈現下列特點：
1．投資金額呈現巨幅的成長，在1985年前，以商在大陸投資金額約一億多美元，現今估計超過五百億美元以上。
2．投資地區：剛開始是沿海的幾個經濟特區，現在則沒沿海向內陸省份發展，設廠地點亦由零星而集中。
3．投資期限由以往二、三年回收的短期投資策略，朝向長期的一、二十年的長期投資計劃。
4．投資項目由勞力密集轉趨資本密集和基礎設施等，生産方式也不再限于簡單裝配加工；就連貿易業、房地産、金融、旅遊觀光飯店、高爾夫球場等服務業皆可望增加。
5．投資規模由小變大，已從早期的單獨作戰，走向合縱連橫的大兵團作戰；並由個別産業轉趨上、下游聯鎖性産業齊赴投資。
6．投資形態包括獨資、合資、合作經營等，近年來大多采取獨資設廠方式。
7．投資技術層次：近年來技術層次有攀升跡象，例如養殖技術及中文電腦硬體皆未受管制而大量流入大
8．投資效益：目前仍有厚利可圖，根據調查顯現，超過半數的台資廠商有利潤或有進一步增資計劃。
六、結語
我們皆需要回顧歷史，並以之作為借鏡，觀察海峽兩岸經貿的互動，帶有高度的互補性與互竟性關係，加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包袱，致使兩岸在研訂經貿政策，常面臨兩難的困境。大致而言，現階段台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仍採審慎而略帶保守的政策，亦因此而喪失很多商機，台灣今日經濟陷入窘境，與此思考模式似乎脫不了關係。當新世紀開始，兩岸亦將先後加入WTO體系，雙方經貿的直接互動必須更加密切，此時更不需淡化強勢的對峙，共謀區域內的穩定發展，彼此依循比較利益原則，彰顯各自有利因素，創造貿易的最大利得，以確保産業的永續經營，並提升人民的福祉，此乃華夏子民共同的期盼。
中國網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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