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與“全球化”的到來

    冷戰體系的結束除了導因于地緣政治、中美蘇大三角格局形成和美蘇“確保相互毀滅”之下的軍備競賽，在經濟層面主要是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橫行。伴隨著雅爾塔體系的崩解，資本全方位自由流動、貿易市場日益一體化，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和“政治民主”觀念成為現代化的基本標誌，各種複雜的、不可分割的經濟、政治關係就像是新的經緯網路覆蓋全球，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全球化是指人類各種聯繫增加到形成不可分割的網路之後，産生了彼此關聯，牽一髮動全身的全球性問題的狀態。全球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全部社會因素同整個自然界因素的相互作用、綜合發展的結果。在經濟方面全球化就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在政治方面就是世界格局多極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在軍事方面就是安全機制化和集體化；在社會方面就是交往的網路化、資訊化；在文化方面就是商業文化主導的後現代化；在對待自然環境方面就是生態工程。全球化是一個從多角度觀察認知世界各種關係的概念。與全球化一同産生的是全球性問題，一般是指那些危及人類生存，而一國又無法單獨解決的重大問題。比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人口問題、生態問題、核擴散問題、不平衡發展問題、移民難民問題、毒品氾濫問題、跨國犯罪問題和地區衝突問題，等等。

    “全球化”過程中不同文明模式的碰撞與融合

    20世紀戰爭與革命、現代化與民族獨立、冷戰體制解體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交織在一起的歷史進程，就是東西方文明碰撞和融合的具體表現形式。在最近10年中，世界秩序形成的基本輪廓大致可以體現出在當代技術縮短人類不同文明和地域之間的距離之後，人類各種文明和文化模式的發展究竟採取何種的互動形式。俄國、獨聯體國家和東歐各國在恢復本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同時，基本上放棄了集中計劃的經濟模式。中國、印度、越南和拉美國家的國民經濟在自身社會制度的特色之下正在進行徹底的改革，這就意味著在各種文明非軍事對抗的格局下，全球統一市場的經濟結構初步形成。這種結構的基本原則是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多樣化基礎上自由的企業活動和私有財産受到保護。1999年初，中國人大常委會宣佈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修改，增加將鄧小平理論和有關保護私有制的內容，標誌著中國在恢復傳統文明和融入當代國際發展趨勢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世紀80年代約有10億人在自由經濟的範圍內活動，而到了20世紀末，有30億人口進入這一體系。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有190個，124國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也將在今年底以前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震蕩與力量重組

    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的另一個特徵是貿易在許多國家國民生産總值中的比重急劇增長，表明國際商品和勞務流量、各國相互依賴和聯繫的程度及多樣性提高。容量在30兆美元的統一的有價證券市場的形成過程以及跨國公司的作用大大提高。約5萬家此類公司如今控制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資産和約10兆美元（相當於美國國民生産總值的一倍）的貿易額。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民生産總值中，初級工業品的比重正在迅速下降，以金融、保險、銷售和電腦軟體設計為代表的第三産業的比重不斷提高。發達國家只有十分之一的勞動者在物質生産領域工作，這種現象引起了社會政治結構包括教育體制、工會、政黨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變革。

    經濟迅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帶來的直接問題是大量的失業和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不少步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國民的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差距不斷擴大。當今世界上約有40％的勞動力失業，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還要嚴重，發展中國家的高失業率和發達國家人口壽命增加形成的“老齡化”，為人類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課題。21世紀人類生産的高效率之下要採行各種的生活方式。世界經濟力量的對比也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世界經濟的重要部分和全球化經濟網路的支撐樞紐。維持這種支撐主要靠著能源的控制、金融資本的規模、勞動力的品質（教育程度高）、市場的佔有量和制訂規則的優勢。同時，亞太經濟特別是大中華經濟區域（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拉美工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仍然繼續保持增長，成為抑制衰退的重要力量。亞太和拉美經濟的巨大潛力，決定了21世紀初世界經濟力量對比將重新配置，各國之間和各大文明之間的政治關係也將隨之變遷。

    西方在“全球化”中早已準備好的戰略理論

    當然，冷戰後新的矛盾因素也在重新啟動，民族主義和文明、宗教、文化模式的衝突是顯而易見的。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為代表的“均勢”派觀點認為，國際關係的主要動力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傳統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的對比。正在形成的國際新秩序越來越像19世紀歐洲政治，綜合國力的對比決定了外交遊戲、文明對抗、同盟的形成和瓦解、勢力範圍的變化。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96年出版的回憶錄第2卷中也附和了類似的觀點。一些西方的著名學者諸如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1993年7月在發表的《文明的衝突》論文中預言，各種宗教文化文明，如基督教、儒家和穆斯林文明的衝突必將代替原來冷戰體制之下的意識形態對抗。這種“文明衝突的理論”，其本質是將文化和文明單純地視為政治鬥爭和經濟競爭的工具，以文化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的姿態來宣揚繼續保持西方文明優勢的必要性，要求鞏固西方正在削弱的政治和經濟強權。我在1993年6月出版的《諸神的爭吵──當代國際衝突的宗教根源》一書中也論述到西方這種文明衝突的理論必將在冷戰之後逐漸成為主流思潮，並預言了中東持續不斷的衝突形勢、波黑戰爭、海灣未來、南亞地區主義抬頭和北非的原教旨主義浪潮。

    全球化之下的國際戰略布勢

    戰略佈局的根本是維護國家利益

    多極化的進程不可阻擋，美國、俄羅斯、日本、歐洲、中國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戰略佈局根本是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和經濟關係退到次要位置。

    美國“戰略防御前沿延伸”、“對任何一個大國採取不同的遏制策略”的思路仍然在起著作用，全球化給美國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強調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國要的一是經濟支撐點，包括能源來源地－－中東，農産品市場－－歐洲，技術、資金市場－－日本；二是戰略支撐點，歐洲的北約東擴，巴爾幹半島非斯拉伕化，中東的阿拉伯與以色列相互爭鬥，亞洲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的太平洋西岸島鏈對中國大陸的遏制，日美安保體制的雙重作用，南中國海多邊關係中美國的仲裁角色。美國根本目的是：不能讓歐亞大陸崛起一個與美國抗衡的大國；不能將戰爭的危險帶到美國本土；確保美國經濟、政治、軍事保持全面優勢。

    俄羅斯冷戰後真正明白西方民主化的“真諦”，是在聯盟解體、經濟崩潰之後，普京上臺後，俄羅斯政權奉行民族主義政策的力度大於俄羅斯繼續西方化、“民主化”。但是，俄羅斯不會在東歐、中歐地區與全面美國較量，科索沃問題的處理以及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態度，表明俄羅斯將採取固守底線的立場。俄羅斯國力恢復和經濟發展仍然需要時間，它對美國唯一的優勢是維持著戰略核力量對美國的威懾。所以，俄羅斯堅持1972年與美國達成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反對美國的NMD計劃。俄羅斯的策略是：避免與美國全面衝突，有限地協助一些國家（中國、印度）與美國對抗或者是相互之間對抗，為俄羅斯的發展提供一個不受戰略威脅的周邊環境。

    日本不會放棄重新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努力。日本右翼勢力能有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始終不認為自己在二戰中是非正義的一方，戰敗的結果也使日本人對美國有深仇大恨。二戰中，日本是唯一受到核彈轟炸的國家，戰後日本在美國佔領下進行了政體改造，日本本土至今仍有美國的軍事基地，日本自認為現在還是一個有限主權國家。隨著日本逐步修改和平憲法，增加軍費，更多地在國際事務中運用軍事力量，日本將增加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干預權。在亞太地區，日本將首先爭取日本在能源海域（釣魚島、南中國海），能源通道（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各種權力，日本還將力求在台灣海峽顯示出自己特殊的影響力和作用。

    歐洲雖然基本實現了共同市場和一體化，但是巴爾幹半島的種族、宗教衝突隨時會將西歐、東歐、中歐拖入傳統國家、民族矛盾之中。美國對歐洲在政治、經濟上頤指氣使的政策，早晚會導致歐洲在全球化立場上加大與美國的分歧，歐洲與俄羅斯、亞洲的合作必將強化。歐洲會在經濟、政治、外交上與美國維持“和而不同”，但是歐洲不會在軍事上與美國對立。南亞和中東地區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將不斷刺激“地區主義”的發展，而近代帝國主義殖民化遺留下來的問題，更使得這些地區國家關係錯綜複雜，是非難斷。而這些地區國家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難以遏制的“核擴散”，以及貧富懸殊將成為21世紀人類發展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取得了百年來最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超過22年的高速增長率，已經引起全世界關注，引發了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警覺。中國“韜光養晦”的戰略決定了不會主動與美國對抗，但是中國需要維護最基本的國家利益和尊嚴。雖然中國在對外開放中曾經忍辱負重地失掉了很多的利益，中國作為大國最根本的利益是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不解決台灣問題，兩岸人民永遠生活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中華民族永遠受制於人，中國就沒有資格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因為日益敵對和可能進一步分裂的台灣將不斷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牌。美國目前擺出來的姿態是：“無論中國現代化進程向何種政治模式發展，中國的發展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不再需要一個負責任的中國，美國要一個繼續積貧積弱，受到美國壓制的中國”。

    從理論爭議到實踐層面的較量

    強調亞太地區儒家文明的優越性的趨勢近些年也表現出來，比如西方學者和台灣地區、日本、南韓的學者對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文化總結，頗有些批判西方文化的味道。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一系列論述中，不難看出一個鮮明的主題──“亞洲傳統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儒家道德原則指導下的生活方式”優於“西方物質文明至上的頹廢的生活方式”。他的觀點受到亞洲各國的認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甚至將這種觀點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理論對抗西方對其政治制度的干涉。亞洲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也在中國持續發展中體現出來，其中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和家庭穩定優於個人利益的文化原則，以生存權利的方式對抗著西方的“民主化”浪潮。於是，東西方矛盾在意識形態方面表現顯然越來越集中在對對於民主和人權問題的解釋上。但是，1997年開始於泰國隨即蔓延到整個亞洲和世界的金融危機，又對這種自認為東亞模式不敗的思潮當頭棒喝，西方似乎是有預謀地對亞洲經濟和政治制度動手了，大規模的金融狙擊和投機行為，使亞洲國家蒙受重大損失，隨後，西方的資本大量的撤離，造成亞洲嚴重的經濟衰退。原因簡單地不能再簡單，西方要保證他們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的絕對優勢，他們要壓迫亞洲全面服從他們所制訂的規則，他們表述為“使亞洲各國成為國際大家庭中負責任的成員，使之能遵守通行的國際規範”。

    不能忽視文明之間的對抗

    問題還遠沒有解決，中國、東南亞、印度、中亞、中東、非洲都開始運用自身傳承了十幾個乃至幾十個世紀的文明和文化來與西方制訂的國際規則對抗，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認識到，西方文明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遊戲規則對非西方國家的文明和地位始終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壓制態勢，而改變態勢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的同時，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

    國際戰略運勢中的中美關係與台灣問題

    超級強權對崛起的中國大陸採取壓制姿態

    1990年以後西方興起的“中國威脅論”和1993年亨廷頓提出的的“文明衝突論”，現在都在美國派上了用場。美國右翼所強調的西方文明模式－－科技主導的資訊社會，需要在全球化之下有一個配套的戰略布勢，其根本點是：一要能源，二要人才，三要市場，四要在全球地緣要衝保持美國的軍事存在，五要太空戰略進攻的急所。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向著與中國敵對的方向發展，調整方向大致已經定下來了，但尚未走到底線。今年4月下旬，小布希公然講出“協防台灣”論調，宣佈向台灣出售40億美元的先進武器，此後又允許陳水扁過境美國，與美國國會重要人物會面，明顯地把台灣作為牽制中國大陸的一枚棋子。布希政府官員又在各種場合強調美國戰略重點將從歐洲轉向亞太地區。當然，布希對華政策改變有著美國政黨政治和國內兩黨制衡的因素，布希的許多政策都在與克林頓互別苗頭，並擺出爭取下屆連任的姿態。克林頓時期是國會反華，政府和稀泥，而現在是政府帶頭反華，國會唱配角。

    一般推論美國對華政策走到最壞方向是顛覆中國大陸政權或者支援台灣“公開宣佈獨立”。但是，美國的戰略仍然決定於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美國對華對臺政策受制于國際格局中大國關係，包括多極化對美國的制衡。也要受制于美國國內的經濟狀況和財政政策。美國要維持經濟增長，靠國內高科技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只是杯水車薪，對美國數兆美元的經濟規模沒有太大的作用。美國右翼勢力以為必須用上千億美元的投資，來刺激美國經濟持續增長，要達成目標，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增加國防預算，增加防務預算、增加最容易推銷産品（軍火）的生産。而增加這些方面投資的最大理由就是：在政治上、戰略上製造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中國。而用台灣問題來牽制中國，是最為有效和便捷的方式。如果中國大陸與美國全面對抗或進行軍備競賽，就會落入美國拖住中國發展的圈套；如果中國大陸聽任美國為所欲為，又會被美國全面壓制，失去大國的尊嚴，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更為無力，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將萎縮。

    中國大陸始終是被動一方，但是會對美國奉陪到底

    然而，中國大陸畢竟與前蘇聯不同，中國軍事力量不如前蘇聯，但是，中國有著改革開放23年積累的巨大經濟發展力。中美之間經濟關係密切，兩國之間仍然存在著合作的基礎和條件，近些年來，中美之間多次處理危機，包括臺海危機、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等，使雙方確也建立了一些磋商機制。而且，在全球化格局之下，制約美國的國家很多，無論是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文化上，美國在國際上樹敵甚多，美國沒有建立國際反華聯盟的條件。如果中美因為台灣問題走向戰爭，中國大陸沒有後退迴旋的餘地，事關中華民族的利益，事關中國大陸政權的存續，事關5千年文明的尊嚴，中國大陸肯定會奉陪到底。而且，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核大國，會有很多的制約美國發揮戰略優勢的手段。中美因台灣問題一戰的結果無論如何，台灣都將面臨毀滅的命運，這一點無須爭辯，任何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

    當前，兩岸對抗的天平－－“傳統內戰狀態下的臺海天平”因為加上美國全面介入因素的而不斷地嚴重傾斜。以往的兩岸內戰中，蔣氏父子奉行對美國既聯合又防範的政策，體現了為中國而守島的國民黨傳統勢力的民族主義情結。而陳水扁主政，根本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拒絕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加上島內採取“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製造綠色恐怖，全面依賴於美國的軍事支援，謀求在各個方面漸進地、小步快跑式地實現“台灣獨立”。現在的台灣當局正在跳出中國內戰的圈子，將台灣問題徹底國際化，並幻想在美國的保護下維持和平分裂，甚至一些民進黨人士還幻想“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培養溫和勢力，逐漸接受台灣獨立的現實”，島內主其事者的這些無知和不負責任的政治舉動，正在進一步加大兩岸的“政治天平”的全面失衡，因為不承認是中國人、追求“台灣獨立”而引發戰爭的危險迅速增加。

    冷靜看待處在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

    美國現在的對臺策略是製造“新的模糊”，用支援台灣“實質獨立”來牽制中國集中精力邁向現代化進程，遲緩中國大陸崛起的速度。美國新政府莽撞的政策，目前已經使得台灣當局一些人有了“危險的思考”，他們認為“美國會支援台灣走向獨立，而中國大陸內受制于經濟建設，外受制于美國的壓力，根本沒有採取武力反獨的實力，兩岸和平分裂是今後的趨勢”。而他們還對大陸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進行武力反“獨”的做法，極盡攻擊之能事，而對美國在國際上奉行霸權主義的軍事行動津津樂道。事實上，美國歷來好用武力解決問題，在台灣問題的處理上一旦美國貿然與大陸開戰，台灣將成為“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必將“喚醒中國人民百年來積弱恥辱的集體記憶”，中國大陸13億人民將傾全力完成祖國統一，而台灣2300萬人中未必有多數人會為分裂和“台獨”充當犧牲品。

    當然，世界政治秩序已經建立在全球化基礎上，美國不可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獨霸世界，國際格局也不可能回到徹底的冷戰體系。我們要有足夠的理智來處理中美關係。美國國內有識之士也認識到，傷害中國就是傷害全球化經濟體系，傷害美國和其盟國的利益。美國軍方一部分人代表著冷戰中的傳統政策，強調“中國威脅論”，但軍方也不是“冒險主義者”，布希上臺前給了“軍火工業體”以承諾，他的幕僚和智庫中許多人是“軍工工業體”中的成員，他們要經濟利益和官場實惠，理想主義的成份並不多。而美國主流社會大多希望中國能成為與美國共同維護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負責任的戰略夥伴。中國大陸正成為世界第一大新興市場，美國不可能孤立中國。

    等待接通管道的兩杯水，“管道”是一個中國原則

    對台灣而言，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歷史大勢之必然，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外交準則，也是全球化格局中不可逆轉的經濟、政治結果，台灣方面喜不喜歡都得接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勢頭不會衰減，加入WTO之後，大陸的經濟增長點將集中在住房、教育、金融保險、醫療、電信等産業，而且由於中國大陸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各地都有著不同的經濟需求，不同地域的資金流動、人才流動、産業轉型、轉移將呈現出“梯次互補態勢”，東南沿海一線，東北、華北、中南、華南一線，西南、西北一線，三種不同發展水準地區的互動，將使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有取之不盡的動力－－“落差尋求平衡的需求”。海峽兩岸之間同樣存在著這種狀態。今天，臺商和台資在發揮著“兩岸經濟落差不斷平衡”的角色，這種角色的政治意義在於，兩岸社會在各种經濟聯繫中不斷走向“一體化”，兩岸有原本相同血緣、文化；又在“一體化”中具備了同樣的消費水準、同樣的生活價值觀、同樣的經濟往來形成的處事規則；一旦兩岸實現全面“三通”，兩岸的差別將有如兩杯不同水準而接通管道的水，迅速持平，趨同、混一，那時兩岸之間關乎統一的各種“政治安排”，不也能夠“水到渠成”嗎！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之間溝通合作的基礎，台灣方面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不僅符合其作為中國人的基本文化定性，符合台灣長治久安的發展，也符合全球化趨勢的基本要求。當前，台灣陳水扁當局的錯誤在於採取鴕鳥政策，無視國際格局和世界大勢，違背全球化趨勢，把台灣拖向一種狹隘、自我封閉和與大陸為敵的格局中。而全球化格局、中國大陸的發展和全球中國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堅強意志，決定了台灣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地緣上、戰略上、血緣上、永遠離不開中國大陸和中華民族。美國可以打“台灣牌”于一時，可以延緩中國現代化速度，“台獨”也可以挑動“歷史悲情”在島內政治生態下得勢于一時，但這些都阻擋不住全球化浪潮之下，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大趨勢。(2001年6月13日寫于北京)

    華夏經緯網200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