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關係四處出擊 分裂活動有增無減

    台灣地區領導人以微弱優勢勝出，是一個典型的少數民意、少數“國會”、少數“派系”的先天性結構。在此種結構限制下，台灣當局領導人仍然沒有回歸民意、沒有彌合競選造成的分裂，也沒有遵循先內後外、先經濟後政治的客觀需求，企圖多頭並進，全面突破。在對外關係上，上臺不久即策劃了首次“元首外交”。這一年主要分裂活動包括：

    一是熱衷於“元首外交”，出個人風頭。去年8月13日至25日，台灣地區新領導人首次對中美洲、西非的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甘比亞、布吉納法索、查德等國家開展“民主外交友誼之旅”。意圖在國際間樹立其個人“台灣代表者”的形象。

    二是繼續試圖擠進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去年9月，台灣鼓動少數“邦交國”向聯合國提出所謂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的議案。在提案中，台灣當局公開要求聯合國扮演“兩岸和解與緩和論壇”的角色，要求聯合國“表達對臺海緊張局勢的關切”。此次台灣當局也不提“統一”，刻意突出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對等地位”。

    三是抱緊美國親臺勢力，使臺美關係在軍售和領導人過境等問題上出現危險傾向。民進黨當局全面投靠美國，採取低姿態媚美路線，改善與行政部門的關係。並利用美國國內選舉，培植與共和黨、國會、新政府之間的關係。在台灣當局的活動下，美國在2001年度對臺軍售等問題上再次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執意表示“支援台灣的決心”。

    四是拉攏日本，利用李登輝訪日事件炒熱臺日關係話題。為達成對日關係的提升，台灣當局領導人將原駐日代表升任直屬“國安會”秘書長，找來“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羅福全出任新駐日代表。在接受原國民黨時期親臺勢力資源的同時，新當局廣泛利用在日本的“台獨”分子四處活動，與日本右翼分子相結合，在日本掀起“台灣熱”，誘導普通國民的親近台灣的意識。今年４月，台灣當局又與日本右翼、在日“台獨”分子、親臺政客等相配合，演出了一幕“李登輝赴日治病救命”的大戲。並借機挑撥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感情。

    五是祭出金錢魔棒，鞏固“邦交”版圖。民進黨當局曾屢次嚴厲抨擊李登輝的“金錢外交”，信誓旦旦地承諾將摒棄這種“凱子外交”。豈料上臺後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本人以及“外交部長”等各級官員不斷宣稱“外交政策”具有“延續性”，李登輝時期作出的金援“承諾不會改變”。臺當局通過公開援助與秘密贈款等方式，花費鉅額資金穩住與巴拿馬、所羅門、馬其頓、尼加拉瓜等國的關係，臺當局及部分官員甚至明確揚言，“金援外交有合理性”、“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對這些國家的出資額還算低”，為“金錢外交”披上道德外衣。

    繼承李登輝“香火” 增加分裂活動的欺騙性

    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對外政策基本格局仍是延續了李登輝時期的內容，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前舉各項，無論“元首外交”、“實質外交”、“固邦外交”、“擠入國際組織”等，無一不是李登輝“務實外交”的再版。但與李登輝相比，他的“台獨”特性更加明顯，因此在對外關係上也更具破壞力。

    首先，他提出了迎合西方反華勢力的“意識形態外交”。上臺伊始，他即大談所謂台灣的“民主經驗”、“人權成就”，提出要在國際上推行“民主外交”、“人權外交”。台灣“外交部”將此內容概括後，提出了“全民外交”。“全民外交”聲稱要以“民主”、“民間”、“民意”的“三民”為基礎，擴展台灣的“外交空間”。所謂“民主”的“原則”，指在搞對外關係時，“特別強調”“民主”方面的“概念與成就”，以“近年來在民主方面的成就和經驗，以及國際社會給我們的肯定作為基礎，來進一步開展國際活動”；臺當局希望“民主的廣義解釋能包括人權及人道工作”，以“提醒”國際社會，臺“已經成為一個講人道、重人權、開放的‘民主國家’，必須受到尊重。”所謂“民間”的原則，指與島內各種民間團體建立“夥伴關係”，“要把外交當成政府與民間共同一起做的工作，要共同合作來拓展外交空間”。所謂“民意”的原則，一方面指“在外交政策方面必須不斷的體察民意，政策要儘量與民意結合在一起”，如臺“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最近對加入聯合國等議題進行民意調查；另一方面指建立“政府”與民間雙向溝通的機制，使一般人能夠透過這些機制“對外交事務提供一些建言和創意”，增加他們的“參與感”與“使命感”，甚至“成就感”。

    其次，不惜一切手段發展對臺利益有關鍵性影響的對美、日、歐等的“實質關係”。對台灣而言，雖然在口頭上喋喋不休地宣傳對“邦交國”臺如何重要，如何感謝“友邦”的支援，但台灣各界也毫不掩飾地聲稱，“少幾個多幾個窮而小的國家對台灣來説沒有什麼實際影響”，相反，發展與美國、日本、歐洲地區國家的關係，才是關鍵。“邦交國”只是台灣的“門面”，而後者才是正品。因此，台灣地區領導人將這一部分列為重中之重。在對美關係上，新當局深知兩者完全是非對稱性的關係，臺對美只有俯首、服從才有可能贏得同情與支援。故他對美國基本是全盤附和，如片面鼓吹臺的“民主成就”；在兩岸關係上順從美國之意，放出各種口惠實不至的“善意”，儘量避免激化兩岸矛盾；在臺美軍購上，以柔性姿態聲稱購武是為了維護所謂的“臺海和平”！在對日關係上，利用近幾年日本國內右翼反華勢力和親臺勢力增強的機會，配合日本右翼勢力向日本政府施壓，並在日本政府內個別右翼分子的支援下，達成李登輝訪日的圖謀。在對歐盟關係上，幾經折衝，使台灣與歐盟關係出現一些變化。

    其三，他網羅了大批“台獨”分子進入“外交”領域。在民進黨上臺後，最無法令他們放心的是“國軍”和“外交部”。眾所週知，雖然受到李登輝“暗獨”的影響，但穩定了近半個世紀的“外交隊伍”卻並未完全被李登輝操控。民進黨認為，“外交隊伍”仍是堅持“大中國思想”最堅決的領域，民進黨“立法委員”張旭成更毫無顧忌地聲稱，“外交”由這樣一批人負責，令他們無法放心。上任後，民進黨當局先後起用了大批李登輝的紅人和海外“台獨”分子，向“外交隊伍”“摻沙子”。“外交部長”田弘茂已加入美國籍，長期在美學習、工作，與美各界關係密切，也是深得李登輝信任的智囊；臺駐日代表羅福全，係台獨組織“台獨聯盟”的骨幹，長期在美國、日本工作；“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正副負責人羅致政、楊黃美幸是老牌“台獨”分子。此外如駐美副代表李應元、駐加拿大代表陳東壁等，均為長期鼓吹“台獨”的人士。上任至今，臺當局已先後三次分批完成了對“外交”系統的人事調整。

    火上澆油 分裂活動嚴重衝擊兩岸關係

    李登輝的在國際社會推行所謂“開拓國際生存空間”的分裂活動導致兩岸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良性互動流失殆盡，使台灣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敏感化，並使台灣問題成為本地區最具破壞性的議題之一。人們本寄望新領導人能為兩岸關係帶來新思維，他也曾聲稱要做台灣的“尼克松”（指將推動兩岸關係實現突破），曾向島內民眾和國際社會保證會穩定、緩和兩岸緊張局勢。一年以來的實踐表明，他完全背棄了上述承諾，其所作所為將台灣帶向更危險的道路。

    他上臺所策動的一系列“外交”分裂活動，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造成了負面影響。

    一、緊張態勢依舊，兩岸僵局難解。

    兩岸關係緊張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台灣當局在島內和國際上製造分裂活動，使“台獨”勢力坐大，喪失兩岸對話和交流的基礎。台灣新當局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海協會和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一個中國”共識，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甚至對台灣“憲法”的“一個中國”精神也不願接受，使兩岸難以找到對話和會談的立足點。這是兩岸關係的“本源”、“內裏”。同時，台灣地區領導人繼續在“外交”上製造事端，直接加劇了兩岸的緊張局勢，兩岸在國際上進行的“分裂反分裂”、“台獨反台獨”鬥爭空前激烈。島內曾有人提出所謂兩岸“外交休兵”，以便為兩岸緩和創造良好氣氛，但這一年的情況説明，這僅僅是台灣當局的緩兵之計！

    二、加劇地區不安，衝擊中國與部分國家的關係。

    在台灣當局處心積慮的分裂活動影響下，台灣問題成為一個對地區安全和穩定産生重大影響的議題。為了反擊“台獨”分子的分裂活動，祖國大陸不得不加強軍事建設，不得不作好打擊“台獨”的一切準備。這些正當行動在“台獨”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的宣傳下，某些有心人士將其誇大為“以武逼統”，甚至鼓吹“中國威脅論”。一年來，中國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的關係都曾受到台灣當局分裂活動的破壞，中美、中日甚至因為台灣問題而出現外交鬥爭。

    三、兩岸資源流失，國際社會小心翼翼。

    無可諱言，台灣當局為了擴大所謂的“國際生存空間”，在國際大撒金錢，白白浪費島內人民的血汗錢。近一年來島內經濟長期不振，失業率持續升高，“經濟奇跡”成為昨日黃花。在這種情況下仍繼續扮演“散財童子”，不但冷血，也是對台灣人民的背叛。台灣當局的予取予求，也使極少數國家有機可趁，妄圖大發兩岸的“分裂財”。同時，台灣當局的活動和經營，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困擾。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不得不花費巨大的精力來處理台灣問題，使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友好合作關係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作者劉宏為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網200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