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不妨舉一個例子説明我們所採取的做法。我聽説，某軍長在給一位師長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扼守某個陣地。於是，我命令馬上把這段話勾銷。只有集團軍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我對他們説，除非我親自勘察了地形，觀察了現場的情況，並確定有這樣做的必要，否則，我決不下達死守陣地的命令。

    軍長和師長們對於我的有關配置強大的兵力以便在晝間實施反衝擊的指示還是遵照執行的，但是，我發覺他們助措施不夠有力。結果，我們失掉了許多重創敵軍的好機會。我知道，我必須竭盡全力，確保不再發生此類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失敗情緒，但是，總部乃至華盛頓認為我們有可能被迫全部撤離朝鮮半島的這種帶失敗情緒的看法多少會傳到下邊。十二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將如下看法通知麥克阿瑟：中共部隊現在十分強大，如果他們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聯合國軍撤出朝鮮。

    在中國的新年攻勢取得勝利之後，麥克阿瑟同意：如果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改變其決定(不向我們提供大規模增援；不封鎖中國海岸；不空襲中國大陸；不許轟炸滿洲的基地；不放國民黨軍隊“出籠”)，則在沒有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況下，“我們的部隊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儘快撤離朝鮮”。

    我從不認為敵人能把我們趕出朝鮮，也不同意從朝鮮撤退。當然，我是隨時準備遵照上面的命令將這支軍隊帶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過“三八”線。但是，我認為，不管什麼決定，都應儘量提前作出。這樣，如果下達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準備，秩序井然地撤退，將部隊順利地由港口運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決定實施預先毫無計劃的撤退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沒有時間蒐集足夠的船隻儘快將部隊順利轉移出去；無法預先週密地部署防禦圈；無法按照輕重緩急的順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動。如果做出了撤退的決定並過早地洩露出去，甚至僅僅出現有關這種決定的謠言，這會對南朝鮮政府産生怎樣的影響，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強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決定，一定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嚴防走漏風聲。

    此外，還有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即如何來安置南朝鮮的軍隊、地方官員以及戰俘。我們決不可將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武器裝備又很差的南朝鮮士兵(在以往的艱苦歲月中，他們一直很英勇地與我們並肩戰鬥)、李總統及其政府棄置不顧，丟給虎視耽既的敵人。我們只能堅決履行我們的義務，保障這些人員以及政府和民間機構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全體人員的安全，除此而外，沒有其他辦法。我當時估計，這一類人員的總數接近一百二十萬，並且就此向上面作了彙報。

    戰俘問題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我們真要撤退，如何處置這些戰俘，我還沒有現成的辦法。但是，我認為，我現在就得將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而且，還必須強調一下問題的複雜性，因為，為了看管這些戰俘，我們要派出很多的部隊，並且要為戰俘撥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資。

    這個問題以後究竟會棘手到何種程度，我那時當然是沒有預料到的。

    關於在何種情況下撤出朝鮮的問題很快就定了下來。

    杜魯門總統以其一貫具有的洞察力做出決定：只有迫於軍事上的需要，美軍才撤離朝鮮半島。他授權麥克阿瑟，在他認為迫不得已時，可以自行將部隊撤出朝鮮，以便確保部隊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衛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們仍須做好實施遠距離後退的準備，我們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關於敵人的實力情況，我們此時了解得仍然不夠。敵人每天都在廣播上吹噓，決心要把我們趕人大海。這一回，我不想組織臨時性的防禦圈，也不想組織間隙很多的防禦。所以，我指定加裏森·戴維森准將(後晉陞為中將和西點軍校的負責人，在獲得將軍軍銜之前曾是工兵軍官)在遙遠的南面設置一道防線，以保衛釜山港地區。於是，戴維森動用了成千上萬的朝鮮勞工，開始規劃一個縱深很大的防禦地域，構築大部分塹壕體系，選擇炮兵陣地，甚至還設置鐵絲網。我乘坐飛機由低空沿著選定的防線走向飛過，感到很滿意。因為，萬一我們真的被迫佔領這一防禦地域，我們將可以在這裡牢固地堅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檢查該地區工作情況的幾週之後，我再次乘飛機飛越“戴維森防線”，這項工作的進展速度和效率繪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從未佔領過這些位於我們後方大約二百英里處的防禦工事，也沒有檢驗過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説這項工作沒有起到絲毫作用。附近貧困的農夫幾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為自己壘墻、墊堤，並且“解放”了大部分鐵絲網，對於他們，這些鐵絲網就象市場上任何暢銷的商品一樣，是很寶貴的東西。

    在中國軍隊的進攻迫使我們撤過漢江之後，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問題才引起我的重視。在我擔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的最初日子裏，我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敵人即將發起的這次攻勢上。不出所料，在進行大規模炮火準備之後，敵人中除夕這天伴隨著刺耳的中國軍號聲、用不堪入耳的蹩腳英語尖聲威脅著發起了進攻。這一通宵送交給我的報告清楚地表明，敵人的這次進攻動用了很大的兵力，我們大概無法抵禦。好在我們的後方陣地已經設置就緒，所以，我此時還抱有這樣的希望，就是通過實施強大的反突擊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

    元旦上午，我驅車由北面出了漢城，結果見到了一幅令人沮喪的景象。朝鮮士兵乘著一輛輛卡車，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們沒有秩序，沒有武器，沒有領導，完全是在全面敗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著各種徵用的車輛逃到這裡來的。他們只有一個念頭——逃得離中國軍隊愈遠愈好。他們扔掉了自己的步槍和手槍，丟棄了所有的火炮、追擊炮、機槍以及數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這些我連話都聽不懂的嚇破了膽的士兵大規模憒逃，那是枉費心機。但是，我還是得試一下。

    於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當中，高舉手臂，示意一輛迎面開來的卡車停下。另一頭的幾輛卡車沒有減速便從我身邊繞了過去。但是，不久，我還是攔住了一支載著南朝鮮軍官的卡車隊。頭一輛卡車上的軍官沒有聽懂我的意思，不服從我的示意。不久，整個車隊又開動了。現在，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深遠的後方設立許多哨卡，由我們自己的憲兵在軍官帶領下在那裏值勤，以恢復對部隊的控制。這種辦法果然發揮了作用。混亂不堪的隊伍重新編成了許多分隊，裝備了武器，補充了口糧，並且在各自的指揮宮帶領下派往新的防禦地段。此後，這些人大都象訓練有素、指揮得當的大多數勇敢士兵一樣，仗打得很好。（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天，南朝鮮部隊被敵人的坦克嚇跑了，但我絲毫也不責怪這些未經考驗的部隊。很少有什麼東西乍看上去能比敵人坦克更嚇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著硝煙，似乎正對著你的腦袋。它轟轟隆隆地越過了一切障礙想要追上你，把你消滅掉。我甚至還見到過美軍部隊在坦克轟鳴著向他們迫近時嚇得丟掉步槍、逃進樹林的情景——這還是在己方領土上舉行演習時發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彈。)美第19步兵團的一個營在其友鄰的南朝鮮部隊崩潰之後，也被捲入了無秩序的退卻。那天上午，我在師的傷員後送站找這個營的一些傷員談了話，發覺他們情緒十分低落，沒有美國士兵在傷勢不太嚴重時通常所表現的那種重返部隊的迫切心情。問題很清楚，要想使部隊鼓起所需要的鬥志，還有許多工作有待我們去完成。

    總的説來，第8集團軍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幾乎帶上了全部的武器裝備。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

    在我們的背後，是無法徒涉的漢江。江面上充塞著大塊大塊的浮冰，有可能把我們僅有的兩座浮橋衝散，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漢城以北某處江面仍未消退的洶湧潮水波及這裡的冰塊，更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有十多萬聯合國軍隊和南朝鮮軍隊連同他們的全部重裝備(包括英國的“百人隊長”式坦克和美國的8英寸榴彈飽)擁擠在漢江北岸的一個狹小的橋頭堡內。我們感到壓力很大的問題是，有可能很快出現這種情況，即數千名驚慌失措的難民會沖倒我們的守橋警衛，令人絕望地將橋梁阻塞——而敵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護，果斷地將其陣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將我渡口置於其射程之內。

    在與美軍的兩位軍長、南朝鮮陸軍參謀長和美軍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團長研究討論之後，我們發覺，如果敵軍一面對我實施正面進攻，一面對我敞開的東部側翼(這裡的南朝鮮軍隊已倉皇逃走)實施深遠包圍，就會使我全軍處中危險的境地。我還找不到充分的根據證明部隊能守住各自的陣地，即使下達死命令他們也未必能堅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國駐朝鮮大使通知李總統：我們要再次撤離漢城，由前進陣地實施的撤退行動即將開始。

    我還通知我國大使和南朝鮮政府仍留在漢城的部分機構：自下中三時起，橋梁和來往要道除軍隊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車輛必須于下午三時以前撤離漢城，三點以後，民間車輛和行人禁止通行。

    當然，發佈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為人所服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貫徹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此，我同意加強一般性的憲兵交通管制。我對第l騎兵師師長助理、查爾斯·帕爾默准將(後晉陞為將軍)很信任，讓他親自在大橋一帶全權負責交通管制，以我的名義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證第8集團軍源源不斷地通過。如果讓數十萬膽戰心驚的難民離開通往安全地帶的唯一公路和橋梁，他們究竟會作出何種反應，我們是無從預料的。因此，我特別命令帕爾默准將，要他指示手下的憲兵，如果難民拒絕離開公路，就向他們的頭頂上方鳴槍；如果還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訴諸最後手段，直接向不聽招呼的人開槍射擊。

    朝鮮人是個溫馴的民族，早就學會了適應艱苦的條件。

    他們默默地服從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隊去嚇唬他們一下都毫無必要了。

    我留在現場，在主橋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觀看著由徒步士兵、卡車、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種運輸工具組成的漫長的隊伍緩緩通過。當龐大的8英寸榴彈炮和“百人隊長”式坦克開過來的時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嚨上；浮橋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懸在那裏。我知道，擁有戰鬥裝載的“百人隊長”式坦克重量超過了這座橋規定的負載能力。但是，浮橋還是經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後一輛沉重的坦克總算順利地開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來。我乘坐吉普車過了橋，擠進各色各樣的車輛之中，朝著設在永登浦的只打算過一夜的臨時指揮所進發。此時，在我的背後，耐心等待的成群難民象古老傳説中的一隻甦醒過來的野獸一樣動彈起來。

    武器裝備完好無損的第8集團軍在漢江以南有了實施機動的餘地，他們佔領了堅固的防禦陣地。集團軍所屬美軍三個軍中的兩個軍(美第10軍此時尚在南面集結兵力)和兩個南朝鮮軍，依託有利地形扼守著一道防線。不久，第10軍便可加入戰鬥。美第1陸戰師和第2、第3、第7師也將齊裝滿員地重返前線，隨時準備給一切敢於繼續推進之敵以嚴厲的懲罰。

    但是，在轉入進攻之前，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還要克服薄弱環節，總結教訓，糾正錯誤的做法，以及恢復部隊的自尊心。設在東京的總部、美國國內的整個軍事機構以及設在日本的後勤支援司令部，現在都在十分緊張地工作，以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裝甲部隊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強，我們的部隊也開始為訓練有素的士兵所充實。

    口糧的標準和品質有了提高。戰地內科和外科醫療條件達到了第一流水準，成為所有軍隊中最好的戰地內外科醫療。

    經過選拔的優秀軍官接替了營、團指揮職務，不久便克服了我們在訓練上存在的基本弱點。

    當我接管第8集團軍的時候，集團軍前進指揮所由於在當時來説很合理的原因而設在最西側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揮所則位於交戰地區後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為直接指揮戰鬥的指揮所是不應當設在大城市的大樓內助，這種地點容易從身體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員與部隊人員隔離開來。上級司令部的軍官和工作人員會因此而很難同他們所服務的部隊打成一片。結果，上級機關與部隊之間也就無法做到相互尊重與信任；而這種尊重與信任則是軍事上取勝的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被迫撤出漢城以後的頭幾個星期，我把隨同我行動的前進指揮組的人數壓縮到最少的程度。這些人中有我的兩位傑出的助手：一位是沃爾特·溫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後來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職期間，我們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喬·戴爾，他已在我之先到達朝鮮，我深感幸運。再就是我的一個勤務兵、一個專車司機以及一個無線電吉普車司機兼報務員。我知道，第l軍的米爾本將軍對集團軍司令始終礙手礙腳地呆在身邊是不會感到高興和舒服的。但是，我認為，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的小小的指揮組最好還是同他的前進指揮所一起宿營。米爾本將軍對我們還是寬宏大量的。採用了這種辦法，我們便無須再從兵力本來就十分不足的戰鬥部隊抽調任何人員了，我們可以省去警衛人員和炊事人員，還可以隨時使用軍的通信手段和情報網。

    在我那天下午看著最後一輛“百人隊長”式坦克冒險緩緩開過漢江約六星期之後，我們已經將電話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裝就緒，而且，我還在驪州一座光禿禿的絕壁之上開設了集團軍的前進指揮所。其位置大約在朝鮮半島西海岸至東海岸之間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處於美第9軍的後方，介於西部美第l軍的前進指揮所與東部美第10軍的前進指揮所正中央，當時，兩軍處在一條直線上。在我後來指揮第8集團軍的日子裏，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裡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簡單。我們擁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隊都有，只有很少一點東西才是那些與敵人實際接觸的部隊才有的。我們有兩頂8×12英尺的帳篷，兩頂帳篷頭尾相連，形成了兩間一套的房子。一頂帳篷裏放著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張小桌子、一把折疊椅、一個洗臉盆以及一隻小的汽油取暖爐，我在吉普車上顛簸一天之後，常常靠這只小爐子舒服一下凍得半僵的手腳。另一頂帳篷裏也放著一張小桌子，小桌邊上緊靠著兩把折疊椅，桌上放著的膠合板托著一張高品質的作戰地域地形圖，這是美軍工程兵的陸軍製圖局為我準備的一個無價之寶。

    在一個被戰爭搞得瘡痍滿目的國家，集團軍前進指揮所設立的地點就其位置來説是再理想不過了。我們的帳篷曾經架設在光禿禿的漢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乾涸的河床；在飛機聲和槍炮聲沉寂下來之後，只能聽到活潑的小動物發出的聲響。那裏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附近也沒有村莊向空氣中散發腐爛的卷心菜和人糞的濃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擾地坐在那裏，專心致志地研究地圖，審閱報告，同助手們一道全神貫注地研究作戰計劃，以及努力設法改善士兵們的處境，提高他們的鬥志。在河灘寬大的沙礫凸出部，我們不久便修築了一個輕型飛機簡易機常後來，工兵又擴建這個機場，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飛機能夠在這裡著陸，載著我作較長距離的飛行，如飛往設在大丘的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的整個階段，基本指揮所一直設在那裏)。

    也許，新設立的前進指揮所與周圍隔絕的主要好處是，使我有很多時間安安靜靜地認真研究地圖，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團軍的作戰計劃。我長期以來就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一個頭腦清醒的指揮官應能確切地了解他的部隊會在何種環境下作戰，尤其是那裏的地形會造成何種障礙，或者提供何種有利的條件。因此，我在地圖上消磨了不少時間，對於有疑問的地區還輔之以低空偵察。總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間也能摸清作戰地域的道路才肯罷休。這樣，對於我們正在作戰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區內的每條公路、每條大車道、每座山頭、每條溪流，以及每條山脈，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後院一樣瞭如指掌。所以，在我考慮派部隊進入某一地段時，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負武器、彈藥和口糧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嶺，是否能把重裝備運進去，是否能渡過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輪式車輛行駛的道路。

    我這時才發覺，就所擔負的責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與現在相比。在我參加歐洲戰爭的時候，我的部隊始終都在上級部隊的編成內行動。在諾曼底登陸這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絕無僅有的軍事行動中，我是喬·柯林斯第7軍的一個師長，而第7軍又是布萊德雷第l集團軍編成內的一支部隊。在突出部戰役中，我指揮一個軍。

    可是，這個軍也僅僅是考特尼·霍奇斯將軍第1集團軍編成內數個軍中的一個軍。霍奇斯的第1集團軍則先後是蒙哥馬利元帥的第21集團軍群和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的第12集團軍群編成內的一支部隊。在這兩次戰役中，我都擁有在局部範圍內機動處置問題的充分權利；但是，總是有上級指揮官緊緊地靠在我後面支援著我，他擁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並且有權利用這些資源來推動我的整個部隊的行動。如果我陷入困境，我總是可以求助於上級，要求立即給予支援。

    在朝鮮，我當然也有一位上級——麥克阿瑟將軍。他作為聯合國軍總司令，對我的地面部隊以及太平洋戰區的海、空軍部隊握有全權。但是，如果我當真請求增援，他卻拿不出部隊前來支援我。他本人則在七百英里之外的東京。最初，由於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時間又是這樣地緊迫，我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考慮自己所面臨的形勢。只是在緊張地忙碌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才徹底明白了麥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我説的那句話，即“第8集團軍是屬於你的，馬特。你認為怎麼好就怎麼幹吧。

    我知道，海軍將繼續控制著我們周圍的海上通道。空軍、海軍航空兵和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將繼續掌握著制空權。

    但是，不管天氣是好、是壞，是晝間還是夜間，是勝利還是失敗，這些地面部隊(美軍、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的安全還是要靠我自己來負責。在朝鮮，派不出預備隊對我進行支援；上級亦無法由其他戰區抽調兵力。現有的部隊便是我的全部家當，再不會得到更多的部隊了。

    麥克阿瑟將軍賦予我充分的作戰指揮權(這個指揮權他一直沒有收回)和一個軍事指揮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權利。

    我想，這樣重大的責任(也是很寶貴的機會)大概是每個具有獻身精神的軍人所夢寐以求的東西。我知道，這種責任給我帶來了很高的榮譽，但是，我決不會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見這副擔子的全部份量。

    我給自己規定的第一項任務是恢復部隊的鬥志。這意昧著，不僅要讓部隊相信，各級指揮官是關心每個士兵的安全的，而且還要使他們相信，最高指揮官的決策是正確、合理的。

    我還過問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這些事情如果都能處理好，就會有助於部隊團體精神的培養。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用膳時，桌上的臺布和食具使我大吃一驚：臺布用的是一條床單，盛飯的食具則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個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為是否要我吃掉這些臺布或油布而傷腦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員肯定要參觀這個地方)裏的這種景象卻反映了部隊在這次作戰中完全喪失了榮譽感，同時也證明，這場戰爭確實是國內所稱呼的那種“被遺忘的戰爭”，這才是我感到吃驚的原因。我立即讓人把那塊令人不快的床單換成了合用的臺布，把那件陶器換成了擺得出來的瓷器。

    我還採取了一項措施(不過後來有一些更為重大的原因妨礙了這一做法)，以便讓各個軍種都能較好地了解兄弟軍種為完成各自的任務需要克服哪些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