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説了些讚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他説：“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跡，而且在土氣上也創造了奇跡。”而現在，在僥倖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著陸幾分鐘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跡，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裡著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討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並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將部隊撤回到適當的位置上。

    我通知諸位軍長，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不應採取消極防禦，而應採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將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范弗裏特將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但是，出於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裏安頓下來八天之後，中共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將我們趕人大海。

    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朝鮮軍隊迅速潰散並丟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由於一個南朝鮮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面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這件事還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將)向范弗裏特將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范弗裏特派一位將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將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著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朝鮮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討論裝備更多的南朝鮮部隊的問題。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丟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援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他堅持説，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只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於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著他發出將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號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范弗裏特將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係。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説，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採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范弗裏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了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范弗裏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贊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説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行動採取了適當的限制。我專門指示範弗裏特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採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採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説，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著鎮定，要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採取麥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面，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鮮戰爭最初六個月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面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面僅僅給下級以執行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范弗裏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面，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當時有兩項亟待完成的任務。一項是全面掌握和領會我在華盛頓的上級賦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衛日本。這意味著我必須立即重新審查目前的計劃，並使之適合於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雖則可能性不大)進攻。另一項是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貫徹杜魯門總統堅定而明確地指出的方針，即防止將朝鮮戰爭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爭。

    為完成這兩項任務，我認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對前幾個月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的或者説由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政策派生出來的許多指示作一扼要説明。除了在遭受進攻的情況下保衛日本這一任務之外(這是由我國政府一方賦予我的任務)，我作為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還負有其他一些任務。這些任務是：維護聯合國軍的完整；繼續在朝鮮打下去(我認為，只要勝利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就會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鮮局勢，如被迫放棄朝鮮，則撤往日本。還有其他一些任務仍然列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但由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採取了後退行動，這些任務已毫無意義。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須就範弗裏特將軍今後作戰時行動自由的限度問題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這兩件事情，又得同時採取兩個行觀。

    第一個行動是，在起草出措詞嚴謹的指示信之前，要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加以適當限制(這些指示信不僅要送給范弗裏特將軍，而且還要送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這些信件將扼要而明確地規定我們的各項目標和方針)。我立刻採取了這一行動，重中了范弗裏特到達的當天我曾下達過的口頭指示，並補充了這樣一條規定：“我希望，未經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臨津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浦裏)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如你認為局勢有利，則你在猶他線’(離‘懷俄明線’有相當一段距離)以外地區發動進攻之前，務請預先向我報告。”

    針對兩件事情須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草擬指示信。儘管在接到來自華盛頓的有關當前任務和方針的扼要指示之前這些信件也許無法最後定稿，但我還是指示立即著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間，我還與三位司令進行了坦率的交談。當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達這些信件時，各位司令對信件內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贊同的態度。

    隨指示信還附有一份備忘錄。這樣做的目的，我解釋説，是為了提供某些與指示信密切相關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樣極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備忘錄和給范弗裏特將軍的指示信的摘錄。在附錄3和附錄4中，刊載了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技特邁耶將軍的內容不同的指示情摘錄。

    備忘錄摘錄

    “進行目前的作戰行動有可能使敵對行動規模擴大，進而導致一場世界範圍的戰爭。這種危險性是嚴重的，始終存在的。它使本戰區的所有部隊，尤其是那些具有進攻能力的部隊，承擔了重大的責任。

    “在執行賦予我們的任務的過程中，這種責任是始終存在的。它不僅要求我們對自己的上級負責，而且要求我們責無旁貸地對美國人民負責。要履行這一職責，每個指揮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動可能招致的後果；就必須使所屬部隊對自己的行動同樣充滿責任感；就必須建立起經過反覆檢驗、自己感到滿意的有效機構來保證對所屬部隊的進攻行動及所屬部隊對敵人的行動作出的反應實施控制。歸根結蒂，指揮官本人必須下決心杜絕所屬部隊可能使目前衝突擴大的任何行動。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則不得採取此類行動。

    “因此，我期望每個擔負主要責任的指揮宮，不論職位高低，每日，實際上每時每刻，在執行自己的任務時都必須牢記：履行自己在這方面的責任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以上內容對地面部隊不象對我所統轄的海空軍部隊那樣適用，海軍一艘艦艇或空軍一架飛機的行動都可以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儘管如此，正如我後來視察范弗裏特將軍的司令部時向他口頭指出的那樣，這些內容卻能促使他們對這一關鍵問題引起高度的重視。

    給第8集團軍司令的指示信摘錄

    (一)

    1．除非情報部門證明需要採取新的方針，否則，你必鬚根據如下分析作戰：１與你對抗之敵決心將你趕出朝鮮半島或者將你就地消滅。

    ２蘇聯隨時都可能以其陸、海、空軍之現有實力進行直接武裝干涉，在本戰區與聯合國軍作戰。如蘇聯進行此類武裝干涉，則中共和北朝鮮人民軍之軍事力量將發動攻勢與之相配合。敵軍的所有這些行動都將選擇在適當的時機實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條件及其對地形所産生的影響。

    2．此外，你還應當根據以下前提作戰：１你的部隊將補充到並維持在接近編制裝備表規定的實力水準上。但是，你不會得到大量戰鬥部隊或勤務支援部隊的加強。

    ２目前尚無法預料你們的作戰行動會持續多久。

    ３你隨時有可能奉上級之命撤至某個便於防守的地區，並在那裏不定期地堅守下去。

    ４你隨時有可能奉上級之命主動撤退，以便及早撤離朝鮮半島。

    (二)

    1．你的任務是擊退敵軍對你目前所佔據的大韓民國領土(及那裏的人民)進行的侵略，並且應與南朝鮮政府合作，在南韓土地上共同建立並維護秩序。執行此任務時，你有權在朝鮮三八線以北地區進行地面作戰，以及採取登陸和空降作戰等各類軍事行動，但不得違反2.1之規定，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你所屬任何部隊，無論規模大小，均不得越過韓滿邊界或韓蘇邊界。你所屬非南朝鮮部隊，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邊界的地區作戰。

    2．執行該任務時，你應按下列規定行事：１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隊才可在發起進攻時越過臨律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浦裏一線(即“懷俄明線”)。

    ２你應該指揮部隊集中力量使在朝鮮的敵軍人員與裝備遭到最大損失，同時，應始終保持你所屬各大部隊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隊的安全。採取零敲碎打、不斷削弱中共和北朝鮮軍隊進攻能力的辦法對於實現這一目標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舉還可破壞中國的軍事威望。

    ３你應在後勤保障和地形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盡可能減少人員和裝備損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施火力機動，以使你的集團軍保持進攻精神，掌握主動權。

    ４你應利用敵人的每一弱點，並抓住一切有利的機會向世界表明與你對抗的敵人戰鬥力的真實水準。

    ５(略)

    ６僅以佔領地域為目的之行動本身意義不大或者毫無意義。

    ７駐遠東海、空軍司令執行受領之任務時，你應向他們提供支援。

    (三)

    1．這些指示(你制定作戰計劃的依據)的副本，只能提供給你手下“應該了解情況”的美國軍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擴大朝鮮戰爭的限制性規定，應在必要的範圍內進行傳達，以保證你所屬部隊人人皆知，都能照辦。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項內容或建議，對指示的某些條文進行修改，歡迎你隨時與我商討。

    美國陸軍中將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職務所負的責任遠遠超出了在朝鮮行動的範圍。所以，我有時都懷疑自己是否因重視一項任務而忽視了另一項任務。國務卿約翰·福期待·杜勒斯在東京訪問我時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責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説，“你不要認為你在簽訂條約的問題上所擔負的責任是你所擔負的責任中較次要的責任。”(日美條約當時正處於高級談判階段，杜勒斯是該條約的主要發起人)我向他保證不會這樣做，並補充説，我將儘快全力以赴地投入這項工作。我指出，在這第一週內，我已有意識地將保衛日本的有關問題放到了優先的地位，因為，蘇聯具有這樣的能力，即可以在我們得不到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將其遠東的軍隊投入這一戰區與我軍作戰(國防部曾這樣通知過我)，而且，他們走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蘇軍的這種能力給我造成的問題較之我面臨的任何其他問題都要緊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衛日本，我必須熟悉這裡的地形情況以及我們在日本的部隊和設施的現狀。因此，我很快便開始對關鍵的地區進行一係歹。的偵察飛行和地面現地勘察。這種活動在後來的一個階段，幾乎把我每天的時間都佔得滿滿噹噹。與此同時，我決心竭盡全力來防止在日本的某些軍營中仍然盛行的那種只作守備打算的思想再度抬頭。我還希望知道我們的部隊駐在何處，他們的實力如何，他們的指揮官水準怎樣，以及如果蘇聯果真發動突襲我們如何採取最佳作戰方案對付之。到達東京後不幾天，我便圍繞北海道的整個邊緣進行了一次偵察飛行。我覺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國人進犯的第一個目標。在這次飛行中，我盡可能飛抵接近蘇聯領土的地方——隔著拉彼魯茲海峽，距蘇聯只有幾英里。我還乘坐自己的B—17型飛機對其他地區進行了偵察。有時，我讓駕駛員貼著樹梢飛行，這樣，我便可以對有朝一日我們的部隊可能作戰的地區的地形情況仔細地作一番調查。(一次，我帶上夫人，請她進入轟炸員座艙盡情觀賞就在我們腳下飛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結論説，在飛機有機玻璃罩裏掠樹梢飛行還不如在樓上有趣。在樓上，地面看上去距我們還要遠一些。)儘管我知道蘇聯未必會發動進攻，而且，我也決心貫徹枚魯門總統的指示，避免發生可能把我國捲入一場世界戰爭的任何行動，但我還是全力以赴地設法使我的部隊保持戰備狀態，準備對付敵人能夠採取的行動，而不是我們認為他們會採取的行動。

    保衛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國家賦予我的責任。作為駐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我還有其他的新任務：只要我認為戰爭還有希望給我們帶來勝利，就繼續在朝鮮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鮮的局勢，或者如果被迫放棄朝鮮，就把聯合國軍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職務之後，隨之而來的還有各種各樣的行政事務。其中一件我以為非常滿意的事，就是我糾正了我認為對一位傑出的軍官多伊爾·希基少將雖屬無意但卻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爾蒙德少將離開東京去指揮第10軍參加仁川作戰之後，希基少將被指定為“總部代理參謀長”。此後，顯然出於個人的某種癖好，麥克阿瑟將軍在公文中仍然稱阿爾蒙德為“總部參謀長”和“第10軍軍長”。他對阿爾蒙德才幹的這種賞識(我知道，對於這種賞識，阿爾蒙德是當之無愧的，我表示完全贊同)，實際上使希基(一個主要司令部參謀長的全部重擔都落在了他一個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個臨時補缺的人物。我相信，這種安排無論阿爾蒙德還是希基都不怎麼中意。但是，要對此類事情提出異議，作為部屬則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在麥克阿瑟將軍離開東京之後不久，我毫不猶豫地發佈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爾蒙德為總部參謀長。阿爾蒙德被免去這一職務，繼續擔任第10軍軍長。

    當然，儘管這類雜七雜八的事情可能牽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們大家注意力主要還是集中在聯合國軍在朝鮮的作戰行動問題和命運問題上。我知道，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頭，特別是由於一天天惡化的氣象條件削弱了我們的火力優勢。然而，對我軍對付中國軍隊任何威脅的能力，我仍舊抱有充分的信心，這一點，甚至在中國發起第五階段的攻勢之後我都從未發生過絲毫的懷疑。

    只是南朝鮮軍隊的所作所為使我感到苦惱。實施進攻的中國軍隊再次將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鮮部隊追趕得抱頭逃竄。潰逃之中，這些部隊又丟棄了大量貴重且難以補充的武器裝備。中國人又採用了他們慣用的辦法，借助月光，在各種輕重火炮和迫擊炮的掩護下發起了進攻。這次攻勢開始於朝鮮中部的山區，拂曉時在整個朝鮮半島全線展開。我們曾估計，敵人這次可能會廣泛使用坦克作戰，但我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沒有使用過任何坦克。相反，敵人採取了我們所熟悉的而南朝鮮軍隊卻非常不適應的戰術：以大量步兵實施夜間進攻，不頤傷亡，一邊幾乎是在距炮兵彈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進，一邊猛投手榴彈。戰線上又四處響起狂亂的軍號聲和粗野的吼叫聲，敵人的步兵則穿著膠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滲入我方陣地。

    我們的防線各處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處均頂住了敵人的首次衝擊。在中央地段，位於中間的陣地由南朝鮮第6師扼守，美軍第24師控制著左翼陣地，第l陸戰師控制著右翼陣地。中國人狠狠打擊了南朝鮮軍隊，迫使其倉皇逃回“猶他線”以南。以後，敵人進入了這一缺口，力圖包圍兩翼的美軍部隊。第24師和第1陸戰師守住了陣地，但是，范弗裏特將軍立即命令第1軍和第9軍在這一威脅面前逐步撤往“堪薩斯線”，放棄新近奪取的全部陣地，換取寶貴曲時間並嚴懲敵軍。其他部隊則迅速封閉了由退卻的南朝鮮第6師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敵人進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戰鬥在全線都十分激烈，中國人損失重大。我們針對這次進攻所進行的週密準備工作開始發揮作用。如果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前幾週輕而易舉的推進行動也許現在已經使我們陷入了敵人的陷阱。因為，大量中國軍隊突人、穿過或者包圍了我中央地段的陣地。第一天下午十時，在第9軍陣地後方一千碼處出現了中國軍隊。這些部隊向當天下午剛剛前出到此處的我炮兵分隊開了火。但是，組織嚴密的環形防禦使敵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這樣一個例子。第92裝甲野戰炮兵營陣地周圍的戰鬥打得特別艱苦，破曉以前，陣地上到處是中國軍隊。可是，萊昂·拉瓦中校預先已考慮到防禦問題，所以他們沒有為之驚慌失措。

    中國人被擊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營僅損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戰鬥中，僅第9軍就發射了一萬五千發炮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