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鮮勞工服務隊也做出了非常寶貴的貢獻。我曾授權范弗裏特將這支勞工隊伍增至六萬人。這些勞工勇於身背滿載補給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於承擔構築地堡、裝填沙袋和加固塹壕與坑道的工作。總之，他們勇於從事運送食品、補給以及在槍林彈雨中為作戰部隊修築防禦工事這類艱苦的工作。所以，我們能重新奪取並固守“堪薩斯線”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這些勞工的艱苦工作。

    人們提起進行談判的那段漫長的日子，一股總把它作為一個相持的階段，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認為那一階段的仗，打得不那麼激烈。每天都有新的傷亡。感謝上帝，與發動幾次大規模攻勢時相比，現在的傷亡還是小得多了。

    但是，這些傷亡在當時仍然可以提醒我們，不管我們在談判桌上贏得什麼東西，我們都是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現在，我們展開在一條橫貫朝鮮半島的較短的戰線上。但是，我們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這條戰線上。這時，我們的兵力不足六十萬，其中美國人佔二十三萬。敵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過了我們。要不是我們擁有強大的火力，經常得到近距離空中支援，並且牢牢地控制著海域，則中國人可能已經把我們壓垮了。是大炮給我們以優勢，我們能夠集中無數炮彈打擊整個戰線上的任何一點。在利用地形上和擺脫狹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嶺的行動上，我們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辦法。這當然也是我們取得對政優勢的一個原因。但是，范弗裏特此刻的目的卻在於，一旦控制了制高點，他便將敵人驅趕到開闊地帶去，以便用大炮將其殲滅。

    當然，中國人是喜歡在夜間發起進攻的，因為，到了夜間，我空軍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觀察員亦無法進行觀察。

    我們實際上沒有做到“成縱深”部署我們的防禦，因為，防禦陣地分散而且配備的兵力也很單保不過，我們倒是有屏護部隊警戒著距主要抵抗線約有步槍射程那麼遠的一道防線。正是這些士兵擔負著這樣的任務：將大批敵人吸引至我們能以強大的炮兵將其消滅的地點上來。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守衛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週堆放著沙袋，設置著鐵絲網，可以在各個方向上對付敵人的攻擊)中的士兵往往吃驚地發現，敵人在夜暗中已悄然無聲地出現在我方陣地上，還常常發現，四、五個穿著膠底鞋的中國人已不聲不響地潛入他們與前哨警戒線之間的地帶。這時，信號彈就會從敵人戰線那邊升起，瘋狂的軍號聲就會把我方哨兵嚇進碉堡，幾乎來不及發出密碼，戰鬥就打響了。

    我還記得，為了獲得更多的戰場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間也能瞄準敵人射擊，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彈使用得越來越多，因此，我們試用了各種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燈。這種大功率探照燈可以借助低垂的雲層將光線反射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在歐洲戰場就曾採用過這種辦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總之，這些措施減輕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線上的士兵們的負擔。因為，他們常常要一連熬上好幾個小時凝視著夜暗中影影綽綽、不可名狀的東西，而且，他們有時在花崗石山嶺上所得到的防護較之幾個鬆垮無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國人的夜間進攻特別神秘莫測，不可思議。首先聽到的是中國軍號獨特的哭喪調，要麼就是由五十來個中國人用英語發出的粗野叫喊聲，再就是用以嚇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脅的喊話聲或其他吵吵嚷嚷的聲音。但是，我們久經沙場的部隊此時已習慣於這種“音樂的伴奏”了。有時，他們還出去繳獲中國軍號，爾後，用繳獲的軍號把敵人的指揮信號攪亂。

    與此同時，談判還在繼續進行，不過，曾中斷過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敵人堅持要我們對一些捏造的“事件”負責，而我們則反駁説這些所謂的“事件”從未發生過。談判令人厭倦地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往後拖延著，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實現的停火象磷火一樣變得越來越渺茫了。我知道，國內許多公民已開始認為：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犧牲在戰場上，而我們死硬的談判人員卻非要想在談判桌上撈到什麼便宜。但是，談判桌上的鬥爭正是戰場上作戰的繼續。無論最終達成何種協議，這種協議都必然會是軍事上實際情況的反映。再者，盡我們之所能抗擊敵人的一切進攻行動，以阻止其進一步將戰線向南報移，這本來就是士兵們的艱苦任務。

    談判確實是件耗費精力的事情。在談判桌上，人們不斷重復已經説過的觀點，象演説家似地玩弄華麗的詞藻，令人討厭地謾罵與攻擊，有時簡直讓人寧願回到戰場上去作戰。但是，我還是決心除證明我們的堅定立場之外，還證明我們的談判誠意。我打定主意，在談判中決不失掉耐心或自製，同時，也決不屈服於敵人停止談判的恐嚇或威脅。關於談判本身的情況人們已多次作過説明，並且談得也很詳細。不過，還有一些與談判有關的問題有必要再提一下。

    聯合國軍在談判中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這是不容否認的。我認為，所有這些錯誤都産生於兩種主要的錯誤看法；而這兩種錯誤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於我們天真無知，一方面在於我們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團團長海軍上—將喬伊直至停火一、兩年之後才指出的如下事實：“共産黨人既不貿然出席會議，也不倉促地進行談判。他們往往首先進行一番精心的佈置。他們關心如何保全‘面子’，並且重視通過有利的談判地位取得實惠，這就使共産黨人總是預先對進行談判的客觀條件進行週密的考慮。”

    他們抓住我們的各種失誤所進行的宣傳，對他們是大有好處的，尤其在亞洲人之中進行這種宣傳，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就更大。我想，時至今日，我們的文武官員們總該有了前車之鑒，總該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了。當然，我指的是這樣的官員，即那些今後有可能不得不在談判桌上聽任敵人散佈簡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長篇謊言與誹謗的官員。

    談判之初，我曾在給海軍上將喬伊的信中指出：“對共産黨人來説，你的客氣就等於是讓步，而讓步則又是虛弱的明證。我建議你掌握好發言的分寸，使用奸詐助共産黨人不會産生誤解的語言和方式，建議你不要輕易表示諒解和尊重。”

    對於從未領教過共産黨談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説，要想事先想像出事實真象被歪曲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共産黨談判要有極大的耐心，而這一點就連約伯（聖經裏的希伯來族長，吃苦耐勞的典型人物。——譯者）也會感到無法忍受的。

    談判伊始，我們就作了一次讓步。不久，我們又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開始會談時，我們曾建議將會談地點設在一艘預定在元山港停泊、懸挂著丹麥國旗的“日德蘭迪亞”號醫院船上。當時看來，這種“中立區”雖則處在雙方大炮射程之內，還是能夠為雙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産黨根本沒有理睬這項建議。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把開城(從理論上講，開城是一座位於三八線以南“無人區”日城市)作為會談地點。華盛頓指示我立即接受這項建議，以便為早目結束戰爭並證明我們的誠意而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可是，談判開始後，根本就沒有中立的氣氛。開城掌握在共産黨的手中。他們的武裝警衛人員佈滿了談判區。

    肩挎湯姆式衝鋒槍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對我方使節指手劃腳。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車中的樣子被對方拍攝下來，作為投降的鏡頭供亞洲的新聞界發表。可是，我方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卻被排斥在現場之外。我立即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採取的辦法是；通知中國人，除非談判區真的成為中立地區，並且我方記者也能到現場來訪，否則，我方代表不再回來談判。敵方談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産黨的方式同我們磨時間，要我們等著他們上級的決定。但是，當他們得知，在我方新聞記者獲准採訪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讓代表團返回談判桌的消息後，他們立即作出了讓步。

    即使如此，這個談判地點的氣氛還是從未令人滿意過。

    有一次，我們被迫對突然出現一支中國武裝部隊一事提出嚴重抗議。這支部隊攜帶的又是槍又是60毫米追擊炮，他們徑直從我們的吉普車前穿過。在這以前，我曾中止過談判，直到赤色分子答應使談判地點周圍實現非軍事化我才恢復談判。所以，這次事件是對協議的公然破壞。海軍上將喬伊立即提出了抗議，但得到的答覆是，違反協議的那支部隊只不過是個憲兵連。要我們相信憲兵連必須配備機槍和60毫米追擊炮進行巡邏，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廣播了一份聲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談判，直到我們能達成一項有關非軍事化的、令人滿意的協議為止。

    共産黨人堅持了五天，最後，還是答應採取適當警衛措施，要我們恢復談判。可是，我很快又獲知，他們的英語廣播報道的是“請求”我們恢復談判，而其日語廣播用的卻是“要求”我們恢復談判。於是，我宣佈，我發覺他們的答覆含糊其辭，因此拒絕授權恢復談判。這樣一來，反而使共産黨的請求變得越加客氣，並使雙方達成了一項專門協議。

    然而，此後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國的一支警戒巡邏隊在中立區遭到伏擊，隊長被打死。赤色分子堅決要求我們懲治肇事者並賠禮道歉。

    我方調查的結果表明：這次伏擊確有其事，但開槍的部隊著裝雜亂，未戴鋼盔，顯然是不受聯合國軍控制的非正規遊擊部隊。我們拒絕了赤色分子的要求，於是，談判又接著進行。剛過五天，在一個大雨瓢潑的深夜，中國人又要求我方聯絡官立即前去核實一架聯合國軍飛機轟炸中立區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聯絡官美空軍上校安德魯，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敵聯絡官前往遭受所謂轟炸的現場，並借助手電檢查了證據。金尼發現地上有一些像是由埋沒的手榴彈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還發現一些看上去像是飛機機體的金屬碎片以及一個可能是飛機副油箱的扭曲變形的金屬物體。然而，地上並沒有彈坑，也沒有燒焦的痕跡。如果使用過凝固汽油彈是會留下這種痕跡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還發現一枚火箭的尾翼。總之，沒有傷亡，沒有損失，也沒有僥焦的痕跡，有的只是曾經有一架飛機用著陸燈對準下方照射、“襲擊”了該地區的謊言。聯合國軍的飛機沒有到過這個地區，而且，對方所用的證據也實在不值一駁，根本不能作為抗議的憑據。可是，共産黨代表卻拒絕等天亮再作較深入的調查。他要我們馬上“認罪”和道歉，企圖向全世界表明聯合國軍的“罪行”。這一要求被我方拒絕，談判遂突然中斷。當最終又恢復談判時，我拒絕讓代表返回開城，而堅持今後的會談在板門店舉行。

    板門店確實是個位於中立區的小村莊，距我方戰線較近。

    談判過程中曾出現過不少的障礙。但是，我方談判人員依靠集體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順利地克服了這些障礙。一開始，我們就碰到了一個不足挂齒但卻有可能使整個會談還未開始就得告吹的障礙：共産黨的首席聯絡官就是不願商量談判開始的日期。他説，這個問題已由上級軍官定了下來，他這一級無權討論，已經定了的日期無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雙方聯絡官最初談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沒有商定過什麼日期。但是，他無法使對方承認這一點。

    共産黨方面的首席聯絡官、北朝鮮軍的張上校説，日期問題不在討論之列。可是，沒有日期便沒有會談的可能，金尼被搞得進退兩難。於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訴他，只需隨便説出個日子就行，就説是雙方已經商定了的。金尼真的這樣做了，張果然接受了這個日期。於是，聯絡官之間的談判又繼續進行下去。

    實際上，級別較低的這一級人員在談判中似乎要現實得多。顯然，共産黨的校級軍官們認為，他們沒有必要處處都為了“記錄在案”而發言，也沒有必要為了本國新聞部門的需要而在發言中恣意辱罵對方。因此，他們這一級的會談總是更為實際、更為現實一些。可惜，這種作風一點也沒有傳到上面。

    共産黨談判代表們的個性、特點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極大興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從未與共産黨領導人面對面地打過交道。共産黨代表突出的一點是幾乎毫無幽默感。他們的臉上不露一絲笑容，只是當他們在爭論中佔了便宜時有時才會發出幾聲輕蔑的冷笑。很明顯，沒有哪個共産黨談判代表敢於放聲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坐的椅子被壓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這些共産黨的代表們也末敢大聲笑出來。這就是説，在共産黨的領導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鮮人之中，沒有歡聲笑語。他們顯然決心要比克里姆林宮的共産黨更加共産黨化。但是，中國的聯絡官柴上校卻常常難以抑制自己的笑聲。當美國軍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時，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表現得最有自製力的人無疑是北朝鮮的李相朝將軍，他那鐵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級軍官看得入神。一天，幾隻蒼蠅落到了李的臉上，其中有一隻爬過了他的眉間，爾後繼續順著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臉上的肌肉紋絲不動，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無反應。“他到底想顯示什麼呀？”我們的軍官相互問道。李也許象與我們的祖輩打過仗的印第安人一樣，是想向白種人顯示他的鐵石心腸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不過，現今這個時代的西方人已經變得非常老練，再也不會為之所動了。

    十月十日，敵人終於對我恢復談判的提議作出了響應。其時，我們在全線所有戰略地區取得了奪佔和扼守全部高地的勝利。我相信，我們的勝利促使敵人認識到，他們一時無法將我們推回原地，最好還是準備坐下來解決問題。可是，敵人在談判桌上卻一如既往，還是那樣地毫不讓步，他們顯然指望通過談判得到在戰場上未能得到的東西。

    談判幾乎剛一恢復就被聯合國軍飛機對扳門店的一次空襲破壞了。這一次不是編造的空襲，而確實是一次誤炸事件。為此，我們承擔了責任並表示了歉意。然而，這事件還是使談判中斷了兩周之久，從而進一步增添了我們的困難。我們謀求的協定是個相當簡單的協定：停火；粗略地沿當前戰線建立一條橫跨整個朝鮮半島的緩衝地帶；簽署一項協議，規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緩衝地帶已方一側，並且不得進入距對方海岸三英里以內的地區；停止向朝鮮境內調入軍隊與軍用物資，不得增加現有部隊數量；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負責監督停火，該委員會不一定非要歸聯合國領導。

    可是，赤色代表對和解或談判不感興趣。他們是想在宣傳上撈到好處。而我們也許並未估計到，那些在我們看來明顯是捏造的、欺騙性的東西，在亞洲人眼裏卻可能完全成為另一回事情。我認為：赤色分子還相信，通過使我們失去耐心，通過煽動，尤其是在戰俘中進行煽動，他們可以為談判桌上的宣傳提供炮彈，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談判之初，我就提醒過在耐性上已經受到過嚴峻考驗的海軍上將喬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氣禮貌的語言看作是讓步的表現，看作是對其恐嚇手法屈服的表現。我要求喬伊在與赤色分子打交道時也要象他們一樣採取強硬的措辭。從那以後，他在談判桌上壓倒了説話態度強硬的共産黨人，並且未讓對方抓住一點可供宣傳的把柄。

    談判之初，如同當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令人棘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來劃分停火線。共産黨代表堅持以三八線為界，而我們在政府的全力支援下則堅持停火線更應符合當前的實際軍事控制線。我們準備放棄臨津江以北、禮成江以西地區。該地區無法防守，位於三八線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區，我們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戰線的位置建立緩衝區。如果把我們的部隊撤至三八線，並且沿著這條根本無法防守的線來部署兵力，那將無異於投降。看來，唯有根據當前的戰線劃分停火線才比較現實。我們還認為，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我海、空軍方面的優勢，這種優勢，只有在實現停火和撤軍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放棄。

    當談判還在沒完沒了地拖延時，赤色軍隊採取了一些行動，企圖把我們推向三八線，從而使他們提出的停火線較實際軍事控制線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防禦體系已經十分堅固，敵人已無法突破。後來，在談判雙方仍在舉行會晤期間雖發生過幾次這場戰爭中極其慘酷的戰鬥，但我在東京任職的最後這段時間，戰線位置並未發生重大改變。

    當然，當時仍然有人強烈要求我們再次向鴨綠江挺進，將侵略者全部從朝鮮趕出去，不過，范弗裏特不在此列。對當時軍事上的實際情況有著清醒認識的人，沒有誰會相信憑我們手中的這點有限的兵力能夠贏得什麼全面勝利。後來接替我擔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馬克·克拉克將軍，在停戰協定簽字一年多之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未得到過足夠的兵力；而敵人卻擁有足夠的兵力，不僅能阻止我們的進攻，而且能成功地實施小規模出擊，並保持由此所贏得的勝利。要徹底戰勝敵人，就要有更多受過訓練的作戰師和能夠提供支援的海、空軍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傷亡，就要打破我們自己規定的不得進攻鴨綠江以北敵人庇護所的禁令”。也許還可以這樣説：一旦打破這道禁令，就會置日本于敵人攻擊的威脅之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立即使戰爭的規模明顯擴大。沒有哪個肩負重任的美國領導人在當時能夠使美國公眾贊同這種做法。

    我在遠東司令部任職的最後一個時期，大部分時間所關心的主要是與共産黨方面的談判。這些談判單調乏味，囉嗦重復，氣氛沉悶，令人生厭和惱火。所以，我很快便對早日結束這場互相殘殺的戰爭喪失了信心。設在漢山(臨津江畔距板門店僅十四英里的一個小村莊)郊外一個蘋果園內的基地兵營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設施。那裏有一個—排球場，一個棒球場，幾個擲蹄鐵遊戲場，甚至還有一個飛靶射擊常有一頂演電影的帳篷，一所社交懼樂部，還有幾所分別供士兵、初級軍官和高級軍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個直升機簡易機場和一頂供會議使用的帳篷。新聞記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鐵路側線上的“新聞列車”上。有時，人們覺得，這些設施大概會長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戰俘騷亂(後來成為整個戰爭中除作戰問題外最使人頭痛的問題之一)與停戰談判有著緊密的聯繫。這個問題有一度險些毀掉了整個談判。現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是共産黨蓄意策劃的一個長遠陰謀的組成部分，旨在向亞洲人民表明美國是殘暴的壓迫者，而只有中國的力量能與之抗衡。因為發生這些騷亂時正值我在東京的任職行將期滿，所以，我深感需要儘快解決這些問題，以免將問題全部推給我的繼任者克拉克將軍。但是，這些問題難以很快得到解決。戰俘騷亂事件既不是自發産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中國與北朝鮮的最高統帥部制定的一項陰險毒辣的計劃中可憎的組成部分。這項計劃旨在利用戰俘問題對我方談判代表施加壓力並達到重要的宣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