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給麥克阿瑟將軍的信中就曾談及如何處置我們所收容的戰俘的問題。當時，我十分關心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所面臨的，也是我本人所擔憂的問題是，在作戰地區附近，大約有十四萬戰俘。我們不得不為他們的飲食、監守以及治療等問題操心。單是看守戰俘營這項任務，就佔用了我們相當一部分兵力(這些兵力我們幾乎抽不出來)。為了運送物品滿足他們的吃、穿、住之需，我們還要動用大量在當時已經十分緊缺的運輸工具。如果我們被迫撤離朝鮮半島，那麼還要為轉移這批人費神。如果在朝鮮堅持下去，那麼我們相當一部分後勤保障工作將不得不服務於他們的吃、穿、醫療，甚至用水之需。

    在復信中，麥克阿瑟告訴我，他已經建議將戰俘轉移到美國本土。這些戰俘不能送往日本。這不僅因為他們在日本可能會激起日本國民的憤怒，而且因為把他們長期放在那裏可能會引起人們譴責日本好戰成性。華盛頓並沒有就轉移戰俘問題迅速作出決定，最後，打算將戰俘關押在朝鮮南部沿海較大島嶼上的集中營裏。選擇的第一個島嶼是濟州島。但是，該島居住著大約二十五萬人。如果象原先計劃的那樣把戰俘轉移到這個島上，那麼，戰俘以及南朝鮮的各類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再加上擔任集中營監管任務所必需的部隊，總人數會比該島人口還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時間和鉅額經費，該島根本無力支援這種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員。因此，我竭力反對向濟州島轉移戰俘。

    後來，又決定將戰俘運往巨濟島。這個島比較小，位於釜山西南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選擇該島也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根據巨濟島本身的情況，一個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會選它作為建立營地的場所。島上山石滿布，幾乎沒有可供營建和分散設點的平地。結果，巨濟島很快就塞滿了人，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許該島所負擔的數量。除不斷增加的成千上萬名戰俘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警衛和其他看守人員。集中營裏戰俘的數量要比進行正常的監管所規定的數量多得多。由於這種情況，共産黨人發現，他們能比較容易地實行一些我們當時毫無察覺的計劃。這些計劃是：煽動群眾性示威，組織騷亂、反抗和越獄，以及控制、壓服非共産黨員戰俘等等。我們能夠抽調出來負責戰俘營工作的人員不稱職，沒有必要的警覺性，不能及時察覺這些陰謀活動，或者識別並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濟島建立了四塊由帶刺鐵絲網圍起來的場地。每一場地又劃分成八個臨時集中營，每個集中營計劃收容六千名俘虜。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戰俘數量已經超出該島所能容納的數量，不得不把他們關押到另一個靠南的小島峰岩島上。儘管關押俘虜的這些營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擔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調用，但是停戰談判開始之前，哪個集中營都沒有發生過什麼了不起的亂子。

    後來，在我們對這些陰謀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共産黨最高統帥部由一個叫南日的人策劃製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亞洲人民面前損害聯合國軍的形象。

    為能順利地製造這些事件，並掌握好事件發生的時機，有必要建立一個由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組成的完整的組織系統。這支“隊伍”將迅速地、毫不猶豫地執行各項命令。

    這就要求有一個嚴密的聯絡系統。毫無疑問，由於監禁戰俘的場地非常狹小，場地與場地之間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戰俘營裏的共産黨領導人(許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將其上級的指示傳下去)想盡各種辦法將紙條從一個營地傳到另一個營地。由剛剛投降的俘虜帶進來的他們最高統帥部的各項命令和指示，會拴在石頭上從一個營地扔到另一個營地。有時，為把命令傳到較遠的地方，他們會採用唱歌的形式傳遞，將命令偷偷藏在供給品中傳遞，或者利用其他信號進行傳遞。總的説來，這個聯絡系統組織得十分週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礙將命令傳達下去。

    醫院的病房成了共産黨上層領導分子舉行會議的理想場所。這些上層領導分子為了與其下級或同僚碰頭，制定新的具體的騷亂方案，常常會裝病住院。為了保證他們的“隊伍”內部能做到服從命令，他們正式規定了一套紀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國，係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獄內組織的模擬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內)，以便對伯那些背棄黨的路線的人。這樣一來，非共産黨分子就完全被嚇住了。比較有影響的或難以控制的非共産黨分子則被他們除掉。

    正當談判在帳篷內艱難地進行時，戰俘營開始騷動起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響應南日的指示，同時也是為了配合談判中幾乎天天都有的對所謂“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罪行的譴責。這種譴責我方代表早已聽膩了(但是，共産黨的記者卻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些內容，很忠實地刊登在赤色報刊上)。

    第8集團軍管轄的戰俘營都是嚴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進行管理的，按照由於俘虜們已不再繼續作戰、因而他們應受到人道的待遇這樣一個明確的精神進行管理的。同時，日內瓦公約還規定，俘虜不管自願與否都應服從“收容國武裝部隊中各項有效的法律、規定和命令”。“在戰俘違反這類法律、規定和命令的情況下，”收容國“採取法律性或紀律性措施被認為是正當的。”不論北朝鮮還是共産黨中國都從未宣佈過他們願意遵守這一公約，也沒有象我們所做的那樣允許國際紅十字會代表進行監督和視察。

    我們已經注意到北朝鮮人對待俘虜的態度。他們常常反剪俘虜的雙臂，爾後向俘虜後腦勺開槍將其打死。我發現中國人要講人道得多(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但是，關於他們對待被我們收容的俘虜的態度，我們卻很不了解。也許，我們事先就應想到：按共産黨的那套邏輯，他們會認為這些俘虜完全可以犧牲掉，會認為這些人的價值在於他們大概還能為共産主義的最終勝利做出點貢獻。但是，我們事實上並未預見到這種情況。日內瓦公約主要涉及的是俘虜的權利問題。我們沒有想到需要專門考慮收容國的權利問題，即採取有力步驟對付戰俘營內中堅分子的叛亂問題。

    由於我們企圖將俘虜區分為同意和拒絕遣返回國這兩種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現了發生真正麻煩事情的第一個徵候。在這之前的一年，為了把受共産黨壓力而被迫服役當兵或當勞工的朝鮮平民區分出來，曾經進行過一次審查。

    當時，我們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動。三萬八千名俘虜因此而被劃為平民予以釋放。

    以往，集中營裏也曾不斷發生各種未經組織的鬧事行為，但看守人員都能夠處理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談判雙方正在討論俘虜的遣返問題。華盛頓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我們決不同意將任何不願意回去的俘虜遣送回共産黨中國。共産黨方面認為，為了卓有成效地討論這一問題，他們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虜能夠送回國去，有多少俘虜會取得某種避難權。為此，我們又著手進行另一次審查。

    這一次，戰俘們進行了暴力抵抗。後來我們得知，這是根據來自板門店的直接命令採取的行動，那裏的共産黨領導人為了加強他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地位，需要製造一個能有力地證明戰俘們贊成遣返回國的事件。

    在一個營地裏，犯人們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種各樣臨時湊合的武器(鎬把、帶刺的鐵絲做的連枷狀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屬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帳篷撐桿做成的長矛)武裝起來，襲擊了美軍第27步兵團的一個營。該營是派進來在南朝鮮審查委員會調查情況時維持秩序的。鋻於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們僅使用震蕩手榴彈來阻止暴亂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産黨方面就能將其誇大成大屠殺)。最後，指揮官不得不命令部隊向暴徒們開槍。直到這時，戰俘們才撤了回去。在這場騷亂中，一個美國人被殺害。犯人中有好幾個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傷。

    正是在這次暴亂之後，我們才決定將戰俘營疏散到濟州島和峰岩島，並決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員。可是，我們仍然沒有真正了解這一陰謀的複雜性和深刻背景。

    整個春季，戰俘營中的騷亂事件不斷增多。他們舉行群眾大會，打著寫有反美口號的大幅標語，升起北朝鮮的旗幟，並且組織各種各樣的挑釁和反抗行動。

    到四月底，在巨濟島上的十七個戰俘營中還有七個沒有完成調查工作。這七個戰俘營鬧得最兇。事情很清楚，只有在雙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價、我們強行進入戰俘營並對戰俘嚴加管束之後，才能正常地統計同意和反對遣返的人數。范弗裏特又將美軍一個營調進去協助平息這幾個戰俘營的騷亂。同時，他還命令另外幾支戰鬥部隊進駐釜山，準備在突然發生嚴重騷亂時迅速開進巨濟島。當時，他就可能出現的事態提醒我説，如果在進行反抗的集中營中動用武力，那麼已經完成調查工作的集中營肯定會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據後來掌握的情況重新總結這段歷史，人們可能會説，如果當時使用武力來了結這樁倒楣的事情情況可能會更好一些。毫無疑問，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儘管會造成許多傷亡。也許，如果我們的情報部門在當時能象不久之後那樣，發現這一週密利用這些戰俘中反抗情緒的、涉及面很廣的複雜陰謀，那我或許就會採取另外一種不同的立場了。但是，我當時並不清楚，現在也不清楚，共産黨方面為取得宣傳上的勝利究竟準備犧牲他們自己人多少生命。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由於停戰談判的情況看來有了好轉，我請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暫時停止調查活動，乾脆把幾個採取抗拒行動的集中營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贊成遣返回國的人。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表示同意，認為，這些戰俘裏任何強烈反對遣返的戰俘，在實際交換戰俘之前，甚至在交換開始之後都還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願。

    共産黨失去了一次嫁禍于聯合國軍的機會，而且，在和平即將來臨之際，一次無謂的犧牲得以避免，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然而，我的本意並不是要集中營放鬆紀律或管理。戰俘問題最終還是我的事情，儘管具體的處置權已授予集團軍司令。處理戰俘問題是集團軍司令的主要職責，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職責。

    五月初，我所轄部隊的憲兵司令視察了巨濟島上的戰俘營，並向我遞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指出那裏的管理很不得力。曾發生過好幾起戰俘短期扣押聯合國軍軍官作為人質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堅決的集中營裏，戰俘們甚至不讓將提供給他們的食物和用品送進去，我立即給范弗裏特發出一份措詞尖銳的電報，提醒他，儘管放棄了調查計劃，但仍須保持正常的管理。而從范弗裏特的反應來看，他關心的好象是這樣的事情，即憲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裏特之前就將在集中營看到的情況報告了總部。

    根據這份報告，我覺得很難理解為什麼對後來很快又發生的驚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預見，有所準備。五月七日，共産黨戰俘扣壓了聯合國軍戰俘營司令弗蘭克·多德准將，並且揚言，如果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把他殺綽。

    這位准將是在沒有適當警衛跟隨的情況下去會見共産黨俘虜的。這些俘虜詭稱要與他就一些不滿的事情進行談判。

    他們一將他抓到手就宣佈説，如果我方人員開槍，他們就結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則傳出口信，要求當晚(當時已是下午較晚的時候)五點鐘之前不要派部隊去解救他。范弗裏特指示，除非第8集團軍司令親自批准，否則，不得使用部隊解救多德。因為，問題不單單是多德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越獄行動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動用部隊，看來肯定要在雙方引起一場惡戰，在戰俘中將會造成嚴重的傷亡，結果會産生極其惡劣的影響。

    這次危機差不多就是在我預定啟程赴歐洲的前夕發生的。我奉命到歐洲接替艾森豪威爾將軍，他當時正準備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選活動。在多德將軍遭到劫持的消息傳到我這裡時，我的繼任者馬克·克拉克將軍已經到達東京。我立即讓我的參謀長多伊爾·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參謀人員舉行一次晨會(五月八日)來研究這一事件。我準備會後立即啟程前往朝鮮。由於這件事四天之內(我已接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離任)將全部交給克拉克將軍負責，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還是決心自己和范弗裏特一起先制定一個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將問題丟給克拉克將軍，增加他的負擔。

    在我們到達東京之前，范弗裏特已命令增援部隊由釜山開往巨濟島，並且派美第l軍參謀長查爾斯。科爾森准將接替多德統管戰俘營。多德的職務則被范弗裏特正式解除。科爾森于五月八日到達巨濟島，他立即通知共産黨人多德已不再擔任戰俘營司令職務，並警告他們説，如果在規定期限內未能不加傷害地釋放多德，聯合國軍部隊將開進戰俘營以武力解救他。

    與此同時，共産黨人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多德則同意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起初，他們要求對戰俘聯合會予以承認，並要求在幾個營地之間建立電話和摩托車通訊聯絡。

    當克拉克將軍和我抵達朝鮮時，范弗裏特告訴我，他打算與戰俘就釋放多德的問題進行談判。這意昧著，問題的解決至少要拖延四十八個小時。對我來説，這種拖延就意昧著失敗，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們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到停戰談判。所以我覺得，在下達任何命令之前我都應當首先與我方首席談判代表喬伊海軍上將進行磋商。我們一行飛到了漢城。在那裏，海軍上將喬伊真心誠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會被共産黨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還認為，我們應當立即要求釋放多德，並以武力來支援我們的要求。

    於是，我寫信指示範弗裏特將軍，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內，立即在戰俘營中建立秩序，並將這種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裏特立刻命令美第3師的一個坦克營從他們在北部的陣地出發，由陸路行駛二百英里，然後再由登陸艦輸送到巨濟島。如果赤色分子拒不執行我方要求，或者進行拖延，我就決定開槍射擊，而且以最好的效果進行射擊。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會使共中黨人將他們威脅要對多德採取的行動付諸實施。對這種有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我準備承擔一切責任。

    我對范弗裏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認為，多德會象每一位其他的職業軍人一樣，在他決定選擇自己的這項職業時，已經做好了橫死．敵手的準備。為了支援我國政府否認對共産黨人犯過什麼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為了支援我國政府堅持我方關於遣返戰俘的立場，已經有許許多多的軍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在戰爭中，一位將軍的生命並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寶貴。為了捍衛祖國的安全、自由和榮譽，要求每一個人隨財都得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如果為了拯救一位軍官的生命我們就放棄士兵們所獻身的事業，那麼我們對那些把生命託付給我們的士兵就是一種背叛和犯罪。

    這不是一般的維護安全和秩序的問題。這些無視戰俘營所有合法規章制度的共産黨人顯然還認為自己是戰鬥人員，他們隨時準備發起攻擊，企圖壓倒我們的部隊。這是另外一場戰鬥。這種戰鬥與那些在過去兩年中士兵們為不使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遭受損害而寧願每時每刻冒生命危險進行的戰鬥是一樣的。這些就是當我下達可能使多德將軍送命的命令時所聯想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裏特拖延了命令的執行。坦克營沒有按時到達是一個原因，還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幹完中間人的事情之後，多德從共産黨人那裏收到一份指控戰俘營管理機構殺害和摧殘戰俘的長長的罪狀。同時，他向他們承認(據赤色分子稱)，在某些事件中，戰俘營管理機構是有罪的。科爾森已經指示部隊做好準備，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時前不能獲釋，便強行開進戰俘營。當部隊和坦克最後作好採取行動的準備時，共産黨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為苛刻的要求。他們差不多是要聯合國軍當局徹底丟醜。他們要當局承認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所犯的罪行還要野蠻。下面是從戰俘提交的譯文(譯得很草率)中摘錄的部分內容：1．立即停止你們軍隊的野蠻暴行、侮辱、拷打、強迫寫血書聲明的做法、威脅、監禁、大規模屠殺、槍殺和機槍掃射、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用戰俘進行原子彈實驗。

    2．立即停止對北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進行非法的、毫無道理的所謂志願遣返。

    3．立即停止對數千名在武力下處於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進行強迫性的調查(甄別)。

    總之，要求聯合國軍司令部對赤色電臺一直針對我們所進行的全部瘋狂的、毫無根據的誹謗表示服罪。這樣，板門店的聯合國軍談判代表一直採取堅定立場的遣返政策就等於要被迫放棄。這種失敗使我們蒙受的恥辱和損害不亞於在流血的戰爭中遭到的任何失敗。科爾森與其直接上司保羅·揚特將軍進行了磋商，爾後起草了一份答覆，除一條不太重要的問題外全部拒絕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進行甄別。互換信件、起草答覆信以及進行枯燥乏昧的文字翻譯耗費了許多時間，所以，當第一次超出時限時我們沒有採取行動。

    這時，戰俘用粗野的語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傳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電告范弗裏特，要他制止科爾森對戰俘進行答覆，以免聯合國軍的事業遭受嚴重損害。同時，我向范弗裏特指出，我仍然不能準確而迅速地得到為執行我的命令戰俘營司令採取過何種行動的詳細報告。我還告訴范弗裏特，我無法理解他為什麼還沒有執行我五月八日關於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並維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時，即“限期”過後十小時，科爾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樂於接受的答覆。這份答覆的確很容易讓對方接受，因為，在答覆的第一段中，前戰俘營司令對戰俘領導人捏造的最惡毒的罪狀之一表示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