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問題大論戰的實質——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影響
為了換得一種不穩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爾將軍告誡全國時指出的,在世界範圍的鬥爭中,這種和平“只不過是單獨在一個戰場上實現的停火”),我們失去了無數寶貴的生命。人們本指望在此之後能很好地吸取和運用我們以如此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所有經驗教訓。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陳辭爛調至今仍不絕於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辯論中(當時,美國的遠東政策在參議院受到了苛評)明確提出的宏偉國家目標,卻竟然好象被我們的許多公民給忘記了。
當時,參議員理查德·技塞爾曾發表過這樣一段講稿:“我們對於在遠東實行何種合理政策可能存在著分歧。我們對於戰略問題可能各執己見。我們在個性上可能相互有別。但是,在為自由和正義獻身時,我們會團結一致;我們維護我們的制度和法規的決心將始終不渝。我們希望我們的制度、法規得到維護,不受侵犯。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法規固然要維護,美國人民的目標卻不應為這場考驗人的嚴峻論戰中暴露出來的任何問題所動遙”這些目標過去當然是,而且今後仍將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堅持國家的道義和基本原則。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所有交往活動必須著眼于最終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在自由世界的領導責任要求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強硬的對外政策。如果説我們沒有從這場戰爭中學到別的東西,那麼我們至少懂得了在這種強硬政策受到挑戰時,企圖以兵力單薄的武裝力量為後盾來貫徹這種政策,那將是愚蠢的做法。更確切地説,朝鮮戰爭使我們再一次嘗到了我們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嘗到過的那種教訓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恐怕當時活著的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夠説服我們厭戰的人民同意讓自己的兒子繼續去當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説過的那樣,只有少數幾個人反對這樣輕率地不顧後果地拆除我們龐大的軍事機器,而他們的警告又很快為報刊、電臺、官迷以及各處老百姓的呼聲所淹沒。軍隊復員一旦開始,便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這股洪流。就象對待我們手中的刀劍一樣,我們的軍艦,任其銹蝕,我們的飛機,任其損壞,我們各種強大的戰時工業,則任其轉變為平時工業或乾脆廢棄。我們精神上的馬奇諾防線(我們對聯合國以及對我們原子彈的威懾力量充滿了信心)使我們産生了一種安全感。因此,我們的心思就轉向了掙錢、球賽、新式的汽車和嶄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種新設備、度假,以及購置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享用過的無數生活必需品。作為各軍兵種骨幹力量的千千萬萬有技術、有經驗艙士宮和技術人員很愉快地認為,自己已完全盡到了對祖國的義務,因而脫下了身上的戎裝。如果他們能早幾年預見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軍隊,急速地準備行裝,氣都來不及喘一口就被倉促地運往(而且常常採取空運的方式)一個新的戰場,那麼,當初就連他們也會要求國家停止單方面裁軍的。可是,在那些日子裏,誰要是認為我們可能還要打一場除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之外的其他什麼戰爭,那就會被人覺得荒謬到極點,而爆發世界大戰看來又極不可能。有限戰爭這個概念還有待今後被人們所認識。我們的人民當時總喜歡認為,不用踏上敵人的國土而完全通過海、空力量和核彈就可以進行任何戰爭並贏得任何戰爭。
我們對未來情況所作的可悲的錯誤判斷,絲毫也不能歸咎於戰略和戰術方面的情報不足。不,我們只是未能對手中掌握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分析。我們對事先可以預見到助很可能要發生的意外情況未能擬定相應的方案。我們忘記了我們外交地位的強弱要取決於作為其後盾的軍事實力。我們在遠東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陸軍部隊。而我們在那裏的那點部隊,用麥克阿瑟的話説,又只適於擔負佔領軍的任務而不是作戰任務。在歐洲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把那些參加過長期戰爭、剛剛安頓下來的士兵們重新投入戰火紛飛的前線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還要強調一下,我們當時來不及將新徵召的沒有經驗的青年人空運到前線去,阻止敵人把我們在朝鮮的那點十分弱小的部隊趕人大海。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完全避開這場衝突呢?我們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樣放棄朝鮮,讓這個幼小的共和國夭折呢?
問題就這樣直接擺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宮面前。以往,從來沒有那一位美國總統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碰到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從未出現過這樣一種孕育著無法估量的巨大災難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以往的對外戰爭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後發生的。這些事件已經為戰爭做了很充分的輿論準備,因而使最高決策人能夠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援。導致我們與西班牙作戰的對古巴長期殘酷壓迫的歷史;促成我國人民在第一次對德戰爭前作好思想準備的我們那三中的敵對行動和違反中立原則的行動;突然將我們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在珍珠港發生的背信棄義事件——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麥金萊總統、威爾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能比較容易地作出重大決定。
然而,一九五O年六月,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戰爭便突然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這一事件爆發之突然可與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採取何種對策卻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時那樣清楚。一九四一年,我們唯有採取一種體面的行動。而在一九五O年,杜魯門總統本來或許可以對這一問題採取回避的做法,這樣,社會壓力就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總統採取了斷然措施迎接對方的挑戰。他決定,我們必須戰鬥。這一決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們的人民獲得分析形勢的時間之後,他們沒有多久便同意了總統的決定。美國從道義上講決不會容忍朝鮮遭到蹂躪。真正的威脅是好戰的共産主義,他們赤裸裸地使用武力進行擴張的企圖已經暴露無遺。這是對我國安全的直接挑戰。如果任憑其一意孤行而毫無反應,那我們就會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而,我們對敵人的回答雖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內部以及聯合國內部還是經過週密考慮和認真研究的。因為,眼前的問題還牽涉到另一個充滿了我們幾乎無法估量的危險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與其他國家共同行動呢,還是單獨進行這場戰爭?
戰爭期間,當我們考慮要擴大海上封鎖和空襲規模時,這個問題又使我們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魯門總統一開始就堅信,如果我們能在我們贊同其原則的聯合國旗幟下作戰,我們決定在朝鮮使用武力的正義性就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維護。採取這樣一個步驟要求我們在戰略上與盟國進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應。或許可以説,這個要求妨礙了我們的作戰行動,而事實上它也確實對我們的作戰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在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否則,我們有可能因此而越來越深地陷進亞洲的泥潭之中。
當然,確實有這麼一回事情,即當仁川登陸的勝利使我們處於可以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的有利態勢時,我們最初的目標(抗擊侵略,將侵略者趕出南朝鮮並恢復南朝鮮的和平)曾發生過急劇的變化。我們當時悄悄地將自己的任務改變成佔領和統一整個朝鮮。這是李承晚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也是對麥克阿瑟誘惑力很大的目標。
中國的參戰迫使我們對目標又進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後我們再次決定,只要能使南朝鮮保持獨立,不受共産黨的控制就算達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勝利之後不久和從鴨綠江撤退之後這兩次外,我們從未在任務不明或者沒有具體的政治或軍事目標的情況下作過戰。我們總是將目標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或者説,限制在我們認為自己的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最高當局從未認為可以隨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衝突升級,或者可以在沒有明確的政治、軍事和地理目標的情況下使衝突升級。我們不曾追求過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勝利。我們之所以同意在恢復戰前狀況或類似狀況的前提下維持一種相持局面,完全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給朝鮮帶來和平。我們清楚,我們當時所能調動的兵力是有限的。我們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瞭,我國人民不會同意進行一場有可能波及大半個亞洲並且需要我們付出千萬條性命的戰爭。我們終於在最後認識到,軍事上的勝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種東西。如果我們藉以贏得勝利的手段給世界帶來浩劫,或者使我們走進與國際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死衚同,那麼,軍事上的勝利甚至會永遠與我們無緣。
正如我們在前面的一個章節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還是軍界來控制我國的對外政策,或者更確切地説,在決定對外交政策時軍界應處於何種地位,似乎通過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之間的較量已經得到了解決。當人們頭腦冷靜下來之後,當真相大白之後,當有時間進行清醒的分析、總結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憲法中關於文官政府擁有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高權力的明確規定是會得到每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總統任期屆滿時還是感到,需要告誡全國提防可能出現一個軍事與工業結合的集團,這個集團有可能在我國人民尚未察覺之際奪取制定與執行我國對外政策的權力。一九六四年總統競選期間,居然還出現過軍事領導人不應受文官政府干預的建議。我相信,這種極端的觀點只能得到極個別美國人的支援。但是,在君主制國家,在實行寡頭政治的國家以及在其他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軍人奪得統治權的情況是很多的。除軍人之外,我們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張,仗一旦打起來,就應當由軍事當局單獨計劃和指揮。這表明,軍人控制我國事務的事情(儘管從目前看這種事還不大可能發生,而且,這與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這裡發生的”。
為防止出現這類悲劇,我們一定要堅持文官政府在戰時應象在平時一樣掌握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不過,在今天的條件下,由於人們掌握著能夠使世界淪為一片廢墟的武器,軍政目標必須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免由於某些失誤而突然使我們喪失拯救我們許多文明業績的機會。因此,文官當局在確定可達到的目標時,在選擇實現這些目標所使用的手段時,需要與軍事當局密切合作。沒有目標的戰爭是極端危險的;一場只有某些諸如“勝利”、“免遭侵略”、“人民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一類模糊目標的戰爭,也是很危險的。這類籠而統之的東西聽起來很響亮,但今天的當局卻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體面準確地提出我們準備達到的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一目標打算付出的代價。否則,戰爭的整個指揮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到這樣一些人的手中,他們認為只有勝利才是合理的目標,他們從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語言給勝利一詞下過定義。
從前,軍人的目標常常只是徹底消滅戰場上的敵人,他們無權制定我們力求通過軍事行動來取得的政治目標。
可是,考慮到今天的複雜戰爭,必須給他們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在我國的最高會議上就文職領導人所考慮的方針政策問題大膽地直抒己見。不過,政策一旦確定,一個格守誓言、忠於職守的軍人要麼應堅決貫徹這種政策,要麼就退出軍隊。
麥克阿瑟將軍則採納了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信條。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對馬薩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機構)的一次講演中,他試圖説明,一個軍人對自己統帥表示忠誠和服從與對“國家和憲法”表示忠誠這之間是有區別的。
“我發覺,”他説,“存在著一種新的、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危險看法。這種看法認為,武裝部隊的成員主要應該忠於暫時掌握行政大權的人,而不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國家及其憲法。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主張了。再沒有什麼主張更能使人們對武裝部隊的忠誠表示懷疑了。”
我們不妨將這段講話與他在被任命為聯合國軍司令時向杖魯門總統所作的保證作一比較。當時,亦即一九五O年七月十一日,他給總統發了如下電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為聯合國軍司令的通知——我謹再次向您保證:我本人對您絕對忠誠(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對您為爭取世界和平與親善所進行的卓越鬥爭我將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會辜負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正是將軍本人採取了一種“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種不僅與文官政府的而且與武裝部隊的最基本的傳統格格不入的看法。陸軍軍官們立誓要捍衛的國家憲法沒有任何關於忠於某個人的內容,倒是在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我國人民支援文職政府擁有統帥權的決心。憲法規定,總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應在考慮參議院的建議並徵得參議院的同意之後任命各軍種的所有軍官。每個軍官在接受任命時都規定要服從總統或其繼任者的命令,而決不要求對總統個人表示效忠。憲法絲毫也沒有暗示過,除“那些暫時掌握行政大極的人”之外,還允許有什麼部門或個人行使授予總統的權力和職責。可是,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追隨者們似乎就是這麼幹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統帥權的傳統長期以來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們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於連最狡猾的詭辯家對此也無可挑剔。由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這種巨大無比的權力伴隨著中種相應的責任。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我們手中掌握著一種能在一瞬間使數億人消亡、數億人無家可歸和貧困落魄的武器,因而這種責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責任不同於權力,它不能委託給其他的個人,不論此人是穿軍裝的還是不穿軍裝的。有關我們武裝力量的許多決定,如它的編成、維持、部署、任務等等,其中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重大影響。允許任何人面卻不允許我們當選的最高領導人制定這類決策,這種理論還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嶄新理論。它帶有極大的無法預料的危險。
不管某些公眾對麥克阿瑟的行為是如何地遷就,我們軍官團要求每個成員遵循的原則,卻是不允許象將軍在波士頓州議會會堂中發言時那樣將忠誠置於一個錯誤的位置上。在軍隊,職責這個概念現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面服從合法當局的領導則是履行職責的起碼要求。徵何一個軍人,不論是小兵還是五星上將,都無權擅自判斷一項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誠然他對上級的忠誠需要由上級對他表示忠誠才能換得,但他對上級的權威則是要絕對服從的。
此外,我決不同意有位作者的無稽之談,説麥克阿瑟曾面臨“一個軍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他怎能做到既忠於自己對憲法立下的誓言併為美國的最大利益服務,又忠於當權的政府——他無法做到在同時服務於憲法和政府的情況下對兩者都承擔義務。”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和朝鮮戰爭》第234頁,約瀚。斯帕尼爾著,哈佛大學貝爾克納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從麥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乾脆的講演中或許可以看出他最終還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爾韋納斯·塞耶獎時向西點軍校全體學員發表的這次講話。他説:“讓公眾去評論我國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績吧……這些國家大事不是你們應當參與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發誓,“只要我認為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經常地大聲疾呼”。正是這個聲音加入到了有關“我們的經濟戰線”、我們的生活水準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準”、“國家通貨的價值和私人所得日益減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公開辯論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勸自己的年輕聽眾敬而遠之、切勿涉足的“國內外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中,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那麼,他在指出軍官不應涉政時是不是把自己作為一種例外情況看待了呢?是不是由於這些年來有了冷靜地進行反省的機會而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確實象詹姆斯·賴斯頓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天生的唯我獨尊、對自己的判斷過於自信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