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望人類的命運得到改變，才能指望避免或減輕人類的災難。麥克阿瑟的事例有許許多多值得研究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肯定，從這件事應該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軍政當局之間應建立這種新的正常關係。

    如果在麥克阿瑟一再拒不執行指示之後，在將軍對批准通過的方針、政策公開製造輿論、表示不滿之後，總統還不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那總統本人就要犯玩忽職守的錯誤。就連麥克阿瑟早先也曾説過，作為一個總統，把自己的職權交給任何一個下級(例如麥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託，而是放棄責任”。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總統並沒有這樣做。

    甚至在今天還有人提出許多關於朝鮮戰爭的打法、關於實現停火應採取的手段等其他問題。這是一些與我們當前在亞洲面臨的困難有明顯聯繫的問題。譬如：難道真的只有在停戰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嗎？對我軍加入戰爭的規模加以限制的戰略是正確的戰略嗎？我們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全部力量對中國人的干預作出反應，是否應歸咎於毫無根據的恐懼心理？我們的子孫後代今後是否會被迫為這種悲劇性的讓步付出代價？停戰談判是不是只是共産黨人把我們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果實搶走的一個花招？其中的一些問題將有待歷史來作出判斷。不論我們如何認真嚴肅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們都不可能準確地預言，如果不是作出了過去那種選擇而是作出了別的什麼選擇，我們會得到何種結局。

    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誤解是由於情況了解不夠造成的，某些所謂朝鮮戰爭的“教訓”總結得並不正確。我十分尊重許多人看問題的出發點和愛國主義精神，但我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當真以為朝鮮戰爭是一次軍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恥失敗，以為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採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態度，喪失了國家的尊嚴。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節中曾説明的那樣，我當時的確很清楚：第8集團軍的全體官兵深信，他們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夠向前推進的，至少可以推進到鴨綠江西部流域，還深信，在聯合國海、空軍支援下，他們能夠在戰術上擊敗任何企圖阻擋第8集團軍前進的中共或北朝鮮地面部隊。但是，正如我曾説過的那樣，如果這樣做，那就只會在我們的軍事史上寫下完全不同的一頁。因為，這樣做，我們可能還得面臨無休止的遊擊戰，而且，我們很清楚，南朝鮮地面部隊是無力單獨控制這些地區的。也許，美國人最後將被迫同意在亞洲大陸保持一支龐大的部隊，執行遙遙無期的綏靖任務。無疑，今天還有某些人認為，我們當時應該封鎖中國沿海，轟炸滿洲基地，甚至投擲原子彈。

    但是，不僅是我，其他人也認為，這類行動並不能保證我們贏得軍事上的勝利。記錄表明，總統、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當時都認為，我們暫時可能得到的東西根中無法補償我們今後要長期失掉的東西。

    當共産黨中國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軍隊向我在北朝鮮的部隊發起突然進攻時，本來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們公開宣戰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於鴨綠江以南的部隊和江北的軍事基地投放原子彈。但是，我們對是否採取這類行動進行了慎重的辯論，最後，負責制定這種決策的美國政府否決了這個方案。最終的決定是，仍堅持最初規定的那些在朝鮮的目標(這些目標在仁川登陸後的一個短時期內有過變化)，即粉碎侵略行動，趕走侵略者，恢復朝鮮這一地區的和平，以及防止衝突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聯合國中絕大部分非共産黨成員國對這些決策都表示堅決贊同。

    至於停戰本身，我堅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聞週刊》雜誌所記載的那樣)，共産黨領導人實際上很希望停戰，而且五角大樓也同意我的這種看法。地面戰爭從六月份開始就處於一種相持狀態。雙方都以遠遠超出軍事需要的代價沿靜止不變的戰線保持著龐大的軍隊集團。雙方都面臨一種很簡單的選擇：或者決心擴大戰爭，或者設法停戰。我已經談過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鴨綠江發動進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傷亡，而軍事上卻又得不到多少好處。中國人無意把戰爭擴大到其他地區，也不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土遭受我空、海軍的轟炸、炮擊。很明顯，停戰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

    事實證明，停戰談判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我內心始終堅信，除進行談判之外，再無其他合理的辦法。武裝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趕走。我軍牢牢地佔領和控制了一個更有利的防禦地帶，這個防禦地帶大部分處於三八線的北朝鮮一方，而不是南朝鮮一方。不錯，在經過數次談判之後，停戰協定即將簽字之際，中國曾發動過一次強大的攻勢。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這場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攻勢。這次攻勢只不過佔領了幾個警戒陣地和一些沒有多大戰略價值的地區。而且，所有這些地方都完全位於三八線以北。這次攻勢只不過是敵人最後的一次徒勞的嘗試，旨在將我們推向一道比較難以防守的停戰線上，以某種所謂的“勝利”來結束這場戰爭。我們牢牢地守住了堅固的防線，而沒有採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擊中國的對策。鋻於上述所有情況，加之中國人也希望停止戰爭，難道這還不是進行談判、停止戰爭的時機嗎？

    我們是否應該參加談判姑且不談，有一個情況是肯定的，即從華盛頓發出的許多指示增加了我們整個談判的困難，並且大大推遲了最後協定的達成。這類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亂我談判代表的計劃，使他們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産黨尊重的那種有力的支援。有這樣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堅持要在停戰條款中寫進禁止修建新機場和修復老機場的內容之後，華盛頓還指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讓步。當時，由於我們的轟炸，在整個北朝鮮已經不存在一個可供作戰使用的機場了。如果沒有上述限制，共産黨人就能夠將其戰鬥機從滿洲調至北朝鮮(停戰協定一簽定，他們立即就這樣做了)。這樣，他們便能打擊南朝鮮的深遠後方。華盛頓的這一命令實在讓人有苦難言。

    華盛頓還命令我們改變自己的如下立場(其理由是蘇聯沒有參戰)，即反對蘇聯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成員的立常這場戰爭是蘇聯慫恿、挑起的，對方作戰的坦克、飛機、大炮也是由蘇聯提供的。把這樣一個國家也算成是中立國實在是天下奇聞，因此我們竭力反對將其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的成員。可是，華盛頓命令我們僅僅把蘇聯與朝鮮有一條共同邊界作為反對其擔任監督委員會成員國的理由。這個態度上的變化肯定會使共産黨覺得我們承認了自己的軟弱無力。

    另外，我並不認為由於舉行停戰談判就使我國人民喪失了什麼尊嚴。我不相信我們國家的獨立遭到了任何損害，也不相信深深紮根于我們心中的道德觀念、對上帝的信仰和為公理的最後勝利而獻身的精神已淡漠下來。

    五十年前，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時期(許多人對這個時期至今仍記憶猶新)：在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採取一項方針之後，即使軍隊土崩瓦解，人們也不考慮進行談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維爾之戰和其後十月份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揮的法蘭德之戰，使得千千萬萬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健兒們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為了何種原因，獲得何種好處，付出這樣慘重的犧牲是否值得，歷史肯定是要提出疑問的。這種極其重大的損失當時確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但是，那一年雖然有進行談判的好機會，他們卻缺乏應有的眼光和勇氣採取其他合適的步驟，而繼續在那裏追求所謂“勝利”。結果，形成了軍事上的相持局面，雙方的鮮血幾乎流失殆荊其實，稍有頭腦的人在當時都會採取行動停止這場戰爭的。

    勞埃德·喬治在視察前線之後説：“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實情，那麼戰爭明天就會停止。可是，他們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實際情況。記者們是不會報道的，新聞檢查也不會讓真相透露出來。戰場的情況令人毛骨悚然，是人們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繼續幹這種流血的買賣了。”(引自利昂。沃爾夫所著《在法蘭德戰撤一書。——作者)可是，幾乎在同一時刻，英國政府卻正式要求美國派出五十萬青年歸英國指揮，進行“為期七周的塹壕戰訓練——爾後到法國進行七天的測向洲練，再作為步兵投入戰鬥。”值得慶倖的是，我們的領導人拒絕讓我們的青年人遭此厄運，沒有把他們派到戰場上去當外國人的替死鬼。

    他們堅決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不受協約國領導人隨意支配的軍隊。

    此時，“全面勝利”的誘惑力在法蘭德仍然是那樣令人無法抗拒。直到十萬條性命換得一小塊深不可測的泥潭的愚蠢行為震動了將軍和政客們之後，直到蒼天有眼、讓冬季的大雪阻止了這一瘋狂的行為之後，這場大屠殺才告結束。

    然而，在朝鮮，一齣現可以停止相互殺戮的機會，我國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歡迎的態度。那種破壞聯合國採取集體行動而讓美國自己單幹的企圖遭到了破産。在實現停戰之際，在朝鮮派有戰鬥部隊的十六個盟國再次莊嚴聲明：如果對方再度採取侵略行動，他們將決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時，他們的作戰範圍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鮮半島了。

    儘管我們失去了在朝鮮取得“全面勝利”的機會(如果在朝鮮真有過這樣一個可以創造這類豐功偉績的機會)，我們還是使國際共産主義遭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慘敗。

    我們也證明了集體安全的方針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聯合國不是在美國的領導之下迎頭痛擊了共産黨人的挑戰，那麼，它本來會變得分崩離析，軟弱無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東京接任聯合國軍最高指揮職務之後，曾發表過這樣一個談話：“我相信，在軍事史上從未有過象今天這樣有如此眾多的盟國這樣和諧地並肩戰鬥，而且相互間又這樣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説，這些部隊(聯合國軍)的參戰大大提高了聯合國軍的戰鬥力。”

    最後，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産黨人向南朝鮮的突進遭到了抗擊並被阻止，侵略軍幾乎全部被殲。從元旦開始的共産黨人的攻勢，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鮮首都之後剛剛三周的時間，聯合國軍便轉入了進攻。這次進攻，除受過幾次短時的挫折外，一直持續到侵略者被統統趕出南朝鮮為止——只有一小塊很難防守的南朝鮮領土仍為敵軍佔領。但是，有一塊北朝鮮領土則為南朝鮮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還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為聯合國軍司令和美國駐遠東部隊司令報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斷：敵人“再不會具有發動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樣強大攻勢的能力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給第8集團軍及其當時的司令范弗裏特將軍發出了下面這封信：“我認為，歷史有一天很可能會這樣記錄：……這支軍隊向最邪惡的勢力進行了挑戰，抗擊並擊退了這股勢力。

    它一直威脅著人類爭取個人尊嚴和自由的長期鬥爭。我相信：很可能，共産主義洪流的浪頭已被你們有力的雙臂和堅強的意志所粉碎，這股危險的潮水……已開始消退。”

    我希望這就是歷史作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