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談判前,我們應該也有一段研判對方會提出什麼樣方案的過程,這部分情況是怎麼樣?
答:研判主要的工作是在陸委會裏做,陸委會有一個小組,有各個階層的人在裏面,我們的方案也是從這個小組出來的。在我們談判的時候,這個小組是24小時待命的,那個時候聯繫與反應其實做得不錯,但這次性質不一樣,是會晤不是談判。
問:上一次因為排除民進黨,而民進黨也派了人在場外抗議,這一次也排除了民進黨,你認為把民進黨排除在兩岸的接觸與談判上,利弊如何?
答:我想首先先界定一下康寧祥先生是不是民進黨?這個問題先澄清一下,如果他是民進黨,可見得沒有排除。
問題在於,談判是一回事,去會晤、去拜訪,參加了以後目的在哪呢?目的如果是要有人去説明台灣意識、台灣優先、或者是台獨的主張,這樣出去的一個團某一個人説這樣的話,另一個説不同的話,這在國際間我看很少有這種例子出現。你所要表達的,是一個立場、一個態度,民進黨所想要表達的,難道大陸方面不知道嗎?所以如果是為了這樣的目的,遠道而去在會晤的時候去突出你的地位表示立場,第一,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第二,對於整個會晤會不會産生變化?不知道!也許本來講話很投機的,如果因為這樣的立場一表達之後,對方不高興説再見了,這樣對我們去的目的能不能達成,要考慮。兩岸會談中斷三年多,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是不是要冒這樣的風險?當然我這樣講,民進黨的朋友不會同意,覺得他們不會這個樣子,但就我們從事談判的人對於細節這樣的安排,的確比較突兀。
問:上一次民進黨在會場外的表現讓你們很尷尬,你們如何和他們協調?
答:我們找了代表處一位同仁去和他們溝通,他們要求説,要我談判完了以後和他們做簡報,後來我的同事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不是民進黨授權的談判代表,我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向民進黨彙報,但是我每天晚上七點半有一個公開説明會,你願意來,我歡迎,結果他們當然沒有來。我是陸委會授權的海基會談判代表,以後當然也會回立法院去報告,這是應該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對民進黨彙報。
問:汪辜兩位先生在談判時,你從旁觀察,覺得他們兩位有何特殊表現?
答:談判是幕僚作業先行,幕僚作業如果沒有完備,而讓兩位老先生上去針對不同的意見在那裏爭得面紅耳赤的話,是根本談不下去的,所以事前幕僚與幕僚的作業都做完了,才會把場景從北京拉到新加坡去。
兩位老先生,背景也相同、愛好也相同,他們講話也很投機!所以才會有在正式會談外,我特別給他們安排一個茶會,讓兩位老先生夫婦喝茶去,一方面也是營造一個氣氛,讓外面看起來沒有什麼緊張的氣氛,你看,我們兩個人很好嘛!安排的過程也很妙,喝茶,兩邊要帶多少人?三個人!他們那邊帶什麼層次的人?我們這邊也帶相同層的人!完全都是非常平衡。他們兩個喝茶也喝得很愉快,兩位夫人聊天也聊得很愉快,氣氛上就很和諧、很安逸。
問:當然我們對辜先生比較熟悉,你看汪道涵先生在談判上與相處上表現出來的風格是怎樣?
答:我想在汪道涵先生是在大陸上少數比較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于,你看,他這種八十多歲的人,基本上還是屬於中國舊式文人類型,他是讀古書的,但大學畢業,他也喜歡看書,到每一個地方去他都買書,坦白講,他的整個視野與價值比較開闊一點,和現在大陸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樣;而且,他做過上海市長,對於整個發展上海他有實際的經驗,他跟我講他是從空中的、海上的、陸上的各種的發展他都有一套,所以實務經驗非常豐富。我講他是舊式的中國文人,但有非常淵博的知識、宏觀的視野,實務上建設的經驗,再加上他與江澤民的關係,所以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存在,能夠找這樣一個人來代表大陸,不多!反過來看我們台灣這邊,能夠找到像辜先生這樣的人,
確是兩個旗鼓相當的人湊在一起,希望他們兩個這次談得很順利。
問:汪先生的言論似與他們中央的態度常有些不同的見解,你覺得他對台灣的認識與他們中央的領導有何不同?
答:他們中央的領導有實際上權力的問題,有軍方權力的問題。汪先生在談的時候,他可以不要去顧慮到權力分配的問題,而他是一個從清朝時代出生的文人,所以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有他的執著,所以在江八點裏關於中國文化的部分,幾乎都是他的意見;在上海,他有他自己的研究所,有他一大群的智囊,關於經濟問題的、關於國際問題的……,所以他不斷地吸收,所以他的講法與看法,當然比較超脫,落在所謂中國文化這個範圍裏頭,當然和現在的大陸人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講,汪先生在,能夠做為一個和我們談判與交涉的對象,對台灣當然比較有利,如果今天他們換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就有很大的差別,那個人能否具有如他同江澤民的關係?而那個人是什麼背景出身?能否有這樣宏觀的視野?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也應該密切地注意下一個接手的會是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