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研判主要的工作是在陸委會裏做，陸委會有一個小組，有各個階層的人在裏面，我們的方案也是從這個小組出來的。在我們談判的時候，這個小組是24小時待命的，那個時候聯繫與反應其實做得不錯，但這次性質不一樣，是會晤不是談判。

    問：上一次因為排除民進黨，而民進黨也派了人在場外抗議，這一次也排除了民進黨，你認為把民進黨排除在兩岸的接觸與談判上，利弊如何？

    答：我想首先先界定一下康寧祥先生是不是民進黨？這個問題先澄清一下，如果他是民進黨，可見得沒有排除。

    問題在於，談判是一回事，去會晤、去拜訪，參加了以後目的在哪呢？目的如果是要有人去説明台灣意識、台灣優先、或者是台獨的主張，這樣出去的一個團某一個人説這樣的話，另一個説不同的話，這在國際間我看很少有這種例子出現。你所要表達的，是一個立場、一個態度，民進黨所想要表達的，難道大陸方面不知道嗎？所以如果是為了這樣的目的，遠道而去在會晤的時候去突出你的地位表示立場，第一，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第二，對於整個會晤會不會産生變化？不知道！也許本來講話很投機的，如果因為這樣的立場一表達之後，對方不高興説再見了，這樣對我們去的目的能不能達成，要考慮。兩岸會談中斷三年多，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是不是要冒這樣的風險？當然我這樣講，民進黨的朋友不會同意，覺得他們不會這個樣子，但就我們從事談判的人對於細節這樣的安排，的確比較突兀。

    問：上一次民進黨在會場外的表現讓你們很尷尬，你們如何和他們協調？

    答：我們找了代表處一位同仁去和他們溝通，他們要求説，要我談判完了以後和他們做簡報，後來我的同事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不是民進黨授權的談判代表，我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向民進黨彙報，但是我每天晚上七點半有一個公開説明會，你願意來，我歡迎，結果他們當然沒有來。我是陸委會授權的海基會談判代表，以後當然也會回立法院去報告，這是應該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對民進黨彙報。

    問：汪辜兩位先生在談判時，你從旁觀察，覺得他們兩位有何特殊表現？

    答：談判是幕僚作業先行，幕僚作業如果沒有完備，而讓兩位老先生上去針對不同的意見在那裏爭得面紅耳赤的話，是根本談不下去的，所以事前幕僚與幕僚的作業都做完了，才會把場景從北京拉到新加坡去。

    兩位老先生，背景也相同、愛好也相同，他們講話也很投機！所以才會有在正式會談外，我特別給他們安排一個茶會，讓兩位老先生夫婦喝茶去，一方面也是營造一個氣氛，讓外面看起來沒有什麼緊張的氣氛，你看，我們兩個人很好嘛！安排的過程也很妙，喝茶，兩邊要帶多少人？三個人！他們那邊帶什麼層次的人？我們這邊也帶相同層的人！完全都是非常平衡。他們兩個喝茶也喝得很愉快，兩位夫人聊天也聊得很愉快，氣氛上就很和諧、很安逸。

    問：當然我們對辜先生比較熟悉，你看汪道涵先生在談判上與相處上表現出來的風格是怎樣？

    答：我想在汪道涵先生是在大陸上少數比較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于，你看，他這種八十多歲的人，基本上還是屬於中國舊式文人類型，他是讀古書的，但大學畢業，他也喜歡看書，到每一個地方去他都買書，坦白講，他的整個視野與價值比較開闊一點，和現在大陸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樣；而且，他做過上海市長，對於整個發展上海他有實際的經驗，他跟我講他是從空中的、海上的、陸上的各種的發展他都有一套，所以實務經驗非常豐富。我講他是舊式的中國文人，但有非常淵博的知識、宏觀的視野，實務上建設的經驗，再加上他與江澤民的關係，所以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存在，能夠找這樣一個人來代表大陸，不多！反過來看我們台灣這邊，能夠找到像辜先生這樣的人，

    確是兩個旗鼓相當的人湊在一起，希望他們兩個這次談得很順利。

    問：汪先生的言論似與他們中央的態度常有些不同的見解，你覺得他對台灣的認識與他們中央的領導有何不同？

    答：他們中央的領導有實際上權力的問題，有軍方權力的問題。汪先生在談的時候，他可以不要去顧慮到權力分配的問題，而他是一個從清朝時代出生的文人，所以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有他的執著，所以在江八點裏關於中國文化的部分，幾乎都是他的意見；在上海，他有他自己的研究所，有他一大群的智囊，關於經濟問題的、關於國際問題的……，所以他不斷地吸收，所以他的講法與看法，當然比較超脫，落在所謂中國文化這個範圍裏頭，當然和現在的大陸人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講，汪先生在，能夠做為一個和我們談判與交涉的對象，對台灣當然比較有利，如果今天他們換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就有很大的差別，那個人能否具有如他同江澤民的關係？而那個人是什麼背景出身？能否有這樣宏觀的視野？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也應該密切地注意下一個接手的會是什麼人。